注1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 《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
注3 清朝对禁旅八旗兵额长期保密，很难稽考。一说顺治年间约有八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余人，见嵇璜等辑：《皇朝文献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注4 《清朝经世文编》卷35。
注5 刘曾复口述收入本套丛书的《生在城南》卷，可参看。
注6 这里说的用黄布包着的东西，指的应是满族祭祖的渥辄库(weceku)，即神主，俗称祖宗板子。满族以西为贵，祖宗板子都是供在西墙，但印先生对此已经没有印象了。
注7 沙板庄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南部。东起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西至东三环南路，北临北京化工设备厂，南抵南磨房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此处标有沙板街。东端至今之西大望路，西端约至今劲松二区东侧。20世纪50年代聚成村落。70年代末建劲松居民区，沙板庄农田被征用，此处遂被改造为平房住宅区，沙板庄农民也转为非农业户口。
注8 萨克达，即满语的sakda，是老、老者之意，还有另一意为母野猪(据[日]羽田亨编《满和辞典》，1938年国书刊行会)。
注9 八三四一部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1951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第四团更名为第一团。2000年10月，改名为61889部队。
注10 北京叫“福寿堂”的不止一处，据印先生说：“我说的福寿堂，是在金鱼胡同西口内路北，东安市场北门对过。解放后改为总政文工团宿舍。我祖父逝世三周年办脱孝礼，就是在此福寿堂办的事。”
注11 20世纪40年代《369画报》《立言画刊》；40年代后期《147画报》《星期六画报》。
注12 指“文化大革命”时期印先生全家随北京林学院迁到云南，详见下文。
注13 指的是194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平的围城。
注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却仍被苏联占有，成为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直到1955年才被中国收回。
注15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于1949年10月5日， 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友好组织。协会总会机关是部级单位，行政编制为80人，党组受中央群直党委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总会还设立了办公室和宣传部等新的部门。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从友好、分歧、恶化、分裂到恢复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友好协会经过数次调整，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转变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引自张萍：《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参见山西省档案馆档案，档号：C54-1018-26。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注16 傅华亭(1898—1954)，山东巨野人。原名正舜。曾在冯玉祥部任军需处处长、兵站总监。后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陕西省企业公司总经理，天津市财政局、北平市财政局局长，北平唯一面粉厂总经理。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和第五届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第一、二届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注17 第二届到第五届北京市人民代表的名单中，确实有印常荣。
注18 1956年4月，上海的“蓝天”“造寸”等27家服装店迁京。《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96页。
注19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月28日，北京市审查和处理一、二、三类工商户的工作已基本结束。6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北京市工商户分类处理情况。全市城郊区工商户为52548户，其中守法户4765户(五类)、基本守法户37696户(四类)、半守法半违法户8601户(三类)、严重违法户1025户(二类)、完全违法户461户(一类)。可知印先生的父亲被划的基本守法户为最大多数。《当代北京大事记》49—51页。
注20 据百度百科：1969年2月，中国和苏联在中国的东北边界上发生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林彪发出战备疏散的“一号命令”。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月之后大批的中央机关人员被精简疏散，离开北京到各地的“五七”干校。10月17日，各单位又传达林彪发布的“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更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在京机关团体单位的搬迁撤离。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3所农林地矿油水电等工科院校迁出北京，称为“京校外迁”。北京林学院(即今天的北京林业大学)也包括在内。该校于1969年11月由北京迁往云南省丽江，更名为“丽江林学院”，1972年4月迁到云南省下关，1973年4月又迁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县，改名为云南林业学院。1973年，搬迁至昆明市安宁县楸木园，同时，云南农业大学林学系并入云南林业学院。在多次的仓促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严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院在多方努力后于1979年返京复校，复名“北京林学院”。并收回部分原有土地，但总面积减少了40.5%，校内科研基地植物园被毁(现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印先生这里讲述的，就是全家迁往云南的经历。
注21 194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北平围困后，当时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南口等地的军队撤回北平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这段围城时间不到一个月，却给京城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注22 这里说到的叶文甫，即叶龙章，字文甫(1906—1988)，是中国京剧科班喜连成(即后来的富连成)班主叶春善的长子。据他的儿子叶铁森在《京剧永繁荣告慰我家翁——回忆先父叶龙章晚年的几件事》一文中称：“父亲叶龙章，字文甫，是叶氏五兄弟之中的长兄，以下有荫章、盛章、盛兰、盛长。父亲自幼入科学戏，在富字班学老生，因嗓音关系又兼祖父母考虑到长子将来要支撑门户，就培养他去上学，在成达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在东北军队中做文职官员。 1935年我祖父叶春善病重，富社老少教师及萧长华先生和财东沈秀水先生等力推父亲为社长。他临危受命，挑起了这个重担。时年29岁，正当少壮。他为人正直，办事严谨，富有开拓精神，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的上任为富社的延续、兴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印先生这里的讲述类似。文中也提到，叶龙章确实居住在东城甘雨胡同。
注23 《梨园一叶》，叶盛长叙事，陈绍武撰文。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分为“根深叶茂忆科班”“ 梨园世家话一叶”两部分，较详细地叙述了著名京剧科班“富连成”的发展经历；介绍了资深年长的老艺术家萧长年、苏雨卿、唐宗成、宋起山、郭春山、沈文成，学业有成的学生侯喜瑞、于连泉、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以及叶氏一家两代人的历史。
注24 叶盛章(1912—1966) 字耀如，是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誉的丑角艺术大师。生于北京，叶春善第三子。7岁入朱幼芬之福清社学习净角，三年后该社解散，转入富连成社小四科，初习武生，后改文武丑。1966年8月31日晚上叶氏全家在所住的龙潭湖某居民区遭到街道和戏校造反派的批斗，直至深夜。次日清晨被人发现叶先生的尸体漂浮在护城河中，此后有文章说他是自杀，甚至传说他是跳入龙潭湖而亡的。但其子叶钧发现其父脑后有伤洞，绝非自己投河自尽。叶盛章死因至今是个谜。印先生这里说的就是此事。又按，富连成学生排序是喜、连、富、盛、世、元六韵，盛即四科。
注25 发生在1946年12月24日的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是当时引发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索。12月30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拉开了抗暴运动的序幕。对于沈崇其人以及这一事件的真实经过，目前各种材料和报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一概不予讨论。
注26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美国间谍武装暴动案，逮捕案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等7人，并缴获军火武器、情报等大批罪证。这些案犯妄图在10月1日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害国家领导人。1951年8月17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对7名罪犯进行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34页)。20世纪50年代末，以该案例为素材创作的电影《国庆十点钟》，风靡全国。这7 人是： 意大利人李安东(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出生于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王牌飞行员。日本人山口隆一(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意大利人马迪懦(天主教易县教区主教、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法国人魏智(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意大利人哲力(教员)。德国人甘斯纳(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中国人马新清(曾任美军翻译)。这些人被指是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间谍，受到前美国驻华使馆驻北平武官包瑞德的指挥，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大典时，用迫击炮等武器轰击天安门城楼检阅台，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泽东的念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案子的一个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1953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注27 邹德华(1926— )，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唱家，江苏吴县人。1950年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同年回国。历任中央歌剧院演员、声乐艺术指导、艺委会副主任。曾在《草原之歌》《望夫石》《茶花女》等歌剧中担任角色。1980年在美国进修期间曾举行独唱音乐会。歌曲代表作有《渔光曲》《飞花歌》《梅娘曲》《塞外村女》等。
注28 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庶熙。原籍湖南浏阳。1931年后主演或参加演出，主演的《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两家春》《青春之歌》等影片。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1980年，王人美中风，瘫痪在床。1986年12月，再次中风，成为植物人。1987年4月12日，王人美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王人美的丈夫叶浅予 (1907—1995)，确实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是浙江桐庐人，从事国画教育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是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院教授。为茅盾小说《子夜》、老舍剧本《茶馆》等书绘制过插图，出版个人画集多种。
注29 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从1927年起，他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28年，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从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领基督会堂共22年。因为反对自由派神学和三自教会，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但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逝世。
注30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1年3月28日，根据北京市政府决定，市民政局接收美国人经营的迦南孤儿院等几个孤儿院，以及甘雨胡同养老院等16个单位，总计收容儿童2524人，老弱145人(39~40页)。印先生这里提到的，应该就是被民政局接收的美国人经营的甘雨胡同养老院了。
注31 张寿崇(1921—2002)，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此外并担任过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印先生此处所述相当准确。关于他的身世，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口述。
注32 谭鑫培(1847—1917)，京剧谭派创始人，京剧表演艺术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自组“同春班”，十六年(1890年)入升平署“内廷供奉”。十八年(1892年)重组“三庆班”。三十一年(1905年)拍摄中国第一部京剧无声影片《定军山》片断。民国六年(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宴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廷。警察总监李达三奉命邀请谭鑫培演堂会戏，谭患病在身，推托未遂，只得抱病演出《洪羊洞》，又因心情不爽，演唱更加凄婉苍凉。演毕回家后，病情加重，于当年5月10日溘然去世，时年70岁。
注33 关于那家花园后来的情况，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未公开出版)，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2011年版，21—23页。
注34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由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等十一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和平保卫者的热诚建议，于1952年3月联名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了这次会议。1952年10月2日—12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还有列席代表和特邀来宾。会期11天，共有112位代表和来宾发言。为了庆祝这次盛会召开，中国邮电部在会议开幕当天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
注35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校尉胡同，在明朝时是著名的“十王府”， 清雍正年间是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允祥死后，遵其遗愿舍宅为寺，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允祥死后谥曰贤，并世袭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钦赐，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于贤良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大藏经》。乾隆二十年(1755年)，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一称冰盏胡同)路北，正门开在冰渣胡同北边。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正殿前有两座碑亭，正殿面阔五间，为绿琉璃瓦歇山顶，悬木额“贤良寺”。其余建筑均为大式硬山灰筒瓦顶，还有乾隆皇帝御书心经塔碑。因贤良寺距皇宫很近，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如康有为、沈子培、王病山等维新派人物进京时都居住于此，左宗棠进京也多次在此居住。又按，据印嘉佑先生阅稿之后补充：刚解放未建八宝山公墓之前，很多追悼会都在贤良寺或嘉兴寺召开(嘉兴寺即今厂桥的妇女干校)，“文化大革命”之后才称为“遗体告别”。
注36 四联是理发店的名称。1956年7月，由上海迁京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4户理发店联合在东城区金鱼胡同开业，店名为“四联理发店”。
注37 天义顺，全名天义顺京酱园，原名叫天义成，是创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字号。1930年前后，因经营不善，该店转给了东来顺的财东丁子青，于是将“成”字改为“顺”，遂为京城著名的清真京酱园。天义顺经过丁子青翻修后，门面大为改观，兼经营得法，宣传有方，在同行中颇有影响。这就是八面槽金鱼胡同西口路北的“五味香”酱园，老北京人叫它天义顺。该店以保持特味见长，严格选材，操作精细,品种繁多，经常产的酱菜就有30多种。物美价廉，适合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注38 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呈东西走向。胡同内原有美国圣经会、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东口北侧有基督教青年会旧址。1984年煤渣胡同东口的“中华圣经会旧址”即今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注39 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在东城区东单北大街3号，是一座红砖砌筑的3层小楼，占地360平方米。1911年，由美国人捐建。原会所已全部拆除。青年会借用东单北大街21号原基督教圣经会旧址办公。
注40 1949年10月25日，北京市军管会查封“中国”“民生”“军友”三家反动的私营广播电台。私营华声广播电台继续播音。1952年6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购华声广播电台，从而结束了本市最后一家私营电台。《当代北京大事记》，20页、51页。
注41 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先生引荐给我的，特此致谢。
注42 引自傅耕野：《随心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注43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以荫生官工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晋山东按察史。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1898年)擢江西巡抚。越三载移抚江苏，历河南，加尚书衔，所蒞皆称职。二十八年(1902年)召为工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907年)授闽浙总督。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宣统三年(1911年)秋，鄂、湘、江、浙新军踵变，闽军乘之，将举事，使人要松寿，令缴驻防营军械，斥之，遂决战，初获胜，继乃大挫，愤甚，饮金以殉。事闻，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节。(《清史稿》卷469，12787页)
注44 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宣统改元(1909年)，晋布政史，三年(1911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己。”……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钟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钟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熙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清史稿》卷469，12789—12790页)
注45 按该卷末之论曰：“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钟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12790页)傅耕野语当自此来。
注46 赵尔丰(1845—1911)，汉军正蓝旗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二哥是《清史稿》的编纂者赵尔巽。1908年2月清廷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命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8月2日到任。当时四川正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赵尔丰奉朝廷之命予以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革命军闻起义，被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军队哗变，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赵尔丰以总督的名义张贴布告以安定军心，却被怀疑兵变是由他所指使。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害。以往赵尔丰一直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开始有不同意见，其争议首先是对他在任驻藏大臣期间功过的评价，其次是对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评价。
注47 《清史稿》卷469将松寿、陆钟琦、赵尔丰和端方等都列入一卷，都属辛亥革命时“殉难”者，但在该卷最后，又将所谓“关内本”和“关外一次本”中有关赵尔丰的部分作为附录，内容也确实较详，这大概就是傅先生表示不满的原因。按傅先生是学历史出身，显然熟读过《清史稿》和其他相关史料，所述松寿事，与史书所记大致不差。
注48 傅先生的父亲曾写《随扈西巡记》，讲随慈禧到西安的经历，其前言中有一句称：“迨至秋七月联军入京，孝钦皇太后及德宗后妃等仓皇出走，不侫闻信单骑赶至京西之贯市村，于是随扈西行抵长安”。(见傅耕野《随心集》，60页)这里提到的西贯市，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曾被一再提起，尤见《城郊编》最后一篇“京北回族第一村”。
注49 酒缸，即旧日北京人常说的“大酒缸”，实际上就是小酒馆，当时京城这些酒馆都在地里埋上几口贮酒的大缸，露在地面的部分约与桌齐，缸上盖有一圆形或方形的木盖，用来代替桌子，周围摆上几个方凳以招徕顾客。当年大酒缸遍布京城闹市，是男人常去的饮酒消遣之所。
注50 小翠花，即于连泉(1900—1967)，京剧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行名宿。
注51 在京剧《艳阳楼》中，主角为高登，花逢春是配角，两个角色都是武生。
注52 汪逢春是当时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擅长医治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老北京旅行指南》记其寓西河沿中间路南(363页)。
注53 傅耕野先生的父亲名傅谦豫，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1945年卒。清朝时曾任户部郎中兼充神机营差务。1904年(光绪三十年)奉命驻法国公使参赞，兼西班牙代办公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使厦门，接待美国舰队访华。1911年中华民国后，历任外交、内务等部佥事科长。晚年在京诗文自娱。参见傅耕野《随心集》“自白”，1~2页。
注54 指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事。
注55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美国海军少将额坚利和石乐达率一支由“路易斯安娜”号旗舰和少艘万吨级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载官兵一万多人横跨太平洋经日本、菲律宾到中国厦门访问。这是晚清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美海军的“第一次和平接触”。美国海军舰队官兵在厦门居住了6天，根据1908年12月4日《申报》的报道，清政府从最初的40万银圆接待费上升到100万银圆，最后达到了136万银圆，其中很多账目不明，令人可笑的是，单单是啤酒一项，清政府就花费了14万银圆。傅耕野先生这里也明确指出，他父亲被派去这样的肥差，明显是让他父亲从中大捞一把的，参见《东南早报》2011年6月20日。今厦门南普陀寺后山仍有记录此次美国舰队访华的石刻题记。
注56 瓦岔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南小街，西至新太仓胡同。清朝时属正白旗，乾隆时大菊胡同供应官府、庙堂所用之瓦，便叫作瓦礤胡同。清宣统时又改为瓦岔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比照附近的小菊胡同，改名大菊胡同。“文化大革命”时一度改称红日路十七条。
注57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有对他的孙辈张寿崇、张寿蓉的访谈，186—196页。
注58傅耕野先生的两个族兄，即傅芸子和傅惜华兄弟。傅芸子(1902—1948)，满族，北京人，原名宝坤，字韫之，别号餐英、竹醉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又为《京报》记者，曾主编《北京画报》和《国剧画报》，并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作品散见于天津《国闻周报》《益世报》和在北京出版的日文汉学杂志《文字同盟》等。1932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讲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考察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遍访公私各家藏书，撰就代表作《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并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20世纪40年代初回国执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同时任职北京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协助溥心畬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故都文物》，又与其弟傅惜华合作主编《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主要著作还有《旧京闲话》《春明鳞爪录》《餐英庐随笔》《清代名人故宅考》等。其弟傅惜华(1907—1970)，字宝泉，因其书斋名碧蕖馆，别号碧蕖馆主。满族。北京人。由于其兄傅芸子的影响，他走上了文学的研治道路，且专注于俗文学。这也许与当时特别彰显小说、戏曲的社会功用有关。1926年所作的《跳加官考》和《戏曲汇考》，成为了他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最大贡献是收藏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学文献。而且不仅收藏，还注意整理编目，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所见资料，编写了大量的文献著作，他编写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尽收元明清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地区流行的各种传统曲艺作品，并注明版本、藏处等，今无有超其上者。他编写的《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与杜颖陶合编)是学习、研究戏曲的专家学者必用的文献著作。整理的《白蛇传集》《水浒戏曲集》是今天剧本研究必据的本子。这些丰富的俗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奠定了其学术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曾和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清逸居士等名家组建“北平国剧学会”、创办“国剧传习所”。
注59 荣庆(1859—1917)，其实是蒙古正黄旗人。与袁世凯、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关系都非同一般。曾管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后担任过国史馆总裁。
注60 锦什坊街位于西城，即今阜成门内大街一带。清朝时正红旗满洲都统署在此。按：赵元芳在民国年间曾任东南银行襄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而不是如傅先生说为国务院参事。因积毕生巨资集藏明代、清初铜活字版古籍而成为著名藏书家。
注61 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祖先策凌因为帮助朝廷平定厄鲁特叛乱有功，被封为札萨克亲王(即喀尔喀亲王、超勇王)，“世袭罔替”。那彦图父亲叫达尔玛，是怡亲王载垣的女婿。那彦图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袭第七代喀尔喀亲王，又称“那王”，其岳父为庆亲王奕劻。由此可知那彦图家族与清朝皇室之间通过缔结婚姻网络所缔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傅耕野说他的大母亲是那彦图的姑姑，那应该就是达尔玛的姐妹了，说她姓博尔济吉特氏，也是对的。北京的那王府位于北城的宝钞胡同内国祥胡同甲2号。那彦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简述如下：为了辖制外蒙的势力，慈禧重用那彦图，使他与岳父庆亲王奕劻权倾一时，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上驷院大臣等。1898年6月补授阅兵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代表内外蒙古全体蒙古王公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一封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后，历任国会议员及1917年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理事。国民党当政后，曾应邀参加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被列为百灵庙蒙政会委员。
注6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隶霸昌道、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摄湖广总督、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1911年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由湖北率新军前去镇压，在资州(今资中)被响应武昌起义的部下所杀。端方在任期间大力兴学，资送出洋学生甚多。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斋去金录》等。光绪初曾与那桐等一道被说成是在部中最有权的红人，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最要紧的是门第”篇访谈者按中有关那桐的部分，186~196页。
注63 北京女一中，即北京161中学的前身，创建于1913 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该校地址不在北海前门，而是在北长街南口路西。
注64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传》：“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12786页)
注65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是托忒克氏，而非陶佳氏，但以“托”音转为姓陶也说得过去。
注66 这里的胜利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傅耕野先生这篇口述只要提到“胜利”都是指此，不另述。
注67 这里说的“财神对儿”，其实就是华北民间所谓的“四大门”，即对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胡门”)、黄鼠狼(“黄门”)、刺猬(“白门”)和蛇(“常门”)的总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着关于它们的民俗信仰。对“四大门”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李慰祖著、周星补编的《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注68 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
注69 李健生(1908—1990)，女，著名社会活动家。章伯钧夫人。1949年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注70 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71 天堂河农场成立于1960年，位于北京大兴县(今大兴区)天宫院以北，有五个分场。刚成立时的目的是接纳北京市区及县城城镇一些闲散无业人员，归属北京民政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属公安局十三处管理，总场设管教科，各分场设管教人员。
注72 上万村位于今北京房山区青龙镇。
注73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注74 金启孮(1918—2004)，爱新觉罗氏，名启孮，字麓漴，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五世祖母为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父金光平(恒煦)为女真文和满文的著名学者。金启孮为著名女真文、满学、清史和蒙古史专家。曾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
注75 满族文化协进会是1945至1948年间由满族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据金启孮先生追忆，抗战胜利以后，溥儒为受南京政府邀请出席“国大”的满族代表，回到北平之后即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由于参加者多是文化界人士，溥儒本人也是以画家知名，所以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由溥儒任理事长，下设理事和监事若干人。除提出要求平等待遇满族之外，还想阐扬满族文化，但均未果。由于傅耕野先生的族兄傅芸子也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所以傅耕野先生与金启孮先生在这个协会的活动中相识。当时满族代表在“国大”提出的满族对祖国的两大贡献也很有意思，这两大贡献，一是修《四库全书》，二是辛亥“让国”。参见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十三“群众团体和请愿运动”，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29—131页。
注76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页。
注77 内务府是清代负责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由七司三院组成，三院即上驷院、奉宸苑和武备院。
注78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71《内务府·官制》“上驷院”。
注79 夏锡五一生授徒六人，皆有成就，其传人有吴定寰、郭宪和、周玉宗、冯诩、王振邦、章太仪等。
注80 绥远位于今天的呼和浩特新城区，清代在此设立八旗驻防，由绥远城将军统驭。又，成都也是清代设八旗驻防将军之处。
注81 金鱼胡同北是西堂子胡同，又北为甘雨胡同，又北为椿树胡同，再北就是灯市口了。
注82 烧锅：指酿酒的作坊。
注83 马占山(1885—1950)，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885年11月 30日生于吉林怀德县，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被世人称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注84 灯市口大街在昔时为内城繁盛处所。《天咫偶闻》：灯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燕都游览志》：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宝玉器，以达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肆，(其石)置数行，相望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日货赁值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罢。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8页。
注85 大酒缸：老北京把一种档次较低的酒馆叫大酒缸，参见前注。
注86 孙家坑在东城隆福寺东廊下(今人民市场东巷)东。据当地老居民传说这个坑是当年修建隆福寺时取土的洼坑。其附近有孙某居住，遂名孙家坑。其坑早已填平，改为民居，但胡同名仍存，直到20世纪60年代，始改连丰胡同。
注87 陈宗蕃《燕都丛考》：文华殿后为文渊阁，循阁西北为上驷院，西向。其南为御马厩。(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4页)
注88 据吴老说，他们曾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过上驷院的档案，这便是“绰班处”选绰班的由来。但据我请张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满文专家)查阅，却称只有“绰班”而无“绰班处”，因吴老已逝，再无对证，这里只能存疑。
注89 三两银子，相当于八旗一个马甲的收入。
注90北京政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将清室迁出紫禁城，将溥仪驱逐出宫。
注91鹿钟麟(1884—1966)，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随冯戎马生活近四十年，成为冯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仅三天就控制了北京全城，接着带领军警等20余人直入清室，将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这里吴老说夏老他们出宫是鹿钟麟“接风”，倒不如说是“辞行”更合适些。
注92 即北京东城北小街宝玉胡同。
注93吴老这里提到的，是从宫廷上驷院传下来的另一支，他们的师承关系，据说是德寿田→桂祝峰→文佩亭，文佩亭的下一代，就是孙寿山与夏锡五，所以二人同是宫廷正骨的第三代传人。刘寿山，名泉，北京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80年。自幼随舅父学习针灸，19岁拜文佩亭先生为义父,得此真传。注重武术健身，在继承文老正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体会，对骨伤科颇有心得。后于北京东城、朝阳区一带开业行医。1959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学院，任东直门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简明中医伤科学》《刘寿山正骨经验》是其临证经验的很好总结。东直门医院推拿疼痛科的技术便传承自中医骨科大师刘寿山开创的“宫廷理筋术”这一学术流派。萨仁山，字金寿，原名沙尼尔·扎拉芬，鄂伦春族，北京市人。早年肄业于民国大学(建立于1913年，为朝阳大学前身)，先从王鹏云学习内科，后师事清上驷院正骨科于月如达13年。1936年在京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朝阳门联合诊所所长，北京公共卫生局第一、第二门诊部正骨科中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等。
注94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大名医，为施今墨、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95赵炳南(1899—1984)，中医皮外科专家。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1912年13岁时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尽得其传。1920年自设医馆开始行医，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1953年被聘为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他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参加医院工作。曾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1957年北京中医医院首任五名科主任，其中外科即赵炳南，骨科则是萨仁山。
注96刘道信(1872—1968)，字义臣，山东邹平人。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自幼随父刘兑峰，叔刘仙峰日习武技，夜学正骨。1908年于北京“会友镖局”供职，后受聘于瑞蚨祥绸缎庄守护西交民巷库房，兼疗跌打损伤及教授武术。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在西城和平门内翠花街正式悬壶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
注97 宏庙正骨的创始人为陈启老先生(1878—1958)。陈氏，河北省新城县人，自幼习武，天资聪颖，为人敦厚。少时从事“顶上功夫”，即理发业，颇懂正骨之术，后于北京西城区宏庙胡同创建正骨诊所，为人接骨疗伤。20世纪50年代宏庙正骨诊所与附近的个体中医诊所合并，成立丰盛联合诊所。1960年随着西城区丰盛人民公社医院(丰盛医院前身)的建立，以宏庙正骨诊所为主体成立了医院的中医骨科，陈老的弟子董万鑫为主任，董万鑫主任于1977年调至西城区中医院(现护国寺中医医院)担任副院长。
注98 北京中医学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较早的行业学会之一。1950年5月30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北京中医学会吸收广大中医参加，成为群众性的学术组织。自开始筹备至1950年12月20 日止，会员由225人增加到517人，到1951年5月底止，增加到861人。在预防、针灸、科研、出版和中西医结合各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北京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学会经过多次易名，凝聚吸引了一大批中医药界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学会在册会员由建会时的500多人已经发展到今天的4360多人，团体会员单位81个，专科专业委员会25个。
注99 1952年年底，由于中医工作的发展，北京中医学会感到中医本身有责任组织一个中医医疗机构来研究提高中医学术和解决广大群众的治疗问题。首先开办的是针灸门诊部。1953年增设内科门诊部，合并成为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后来又增了正骨科、外科等，逐步发展壮大，建立中医医院。中医门诊部的建立为市立中医医院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中医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到1955年，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每日门诊数量，已由最初80人次，增加到400人次以上，医师和工作人员随之由11人增加到30人，并对外建立了医疗合同关系22处。
注100 杨克勤于20世纪40年代出国深造后回国，对新中国骨科学科的早期建设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在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率先开展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颈椎病的手术治疗，在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国内脊柱外科，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从此北医三院骨科就因在颈椎病手术治疗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享誉全国。曾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名誉顾问，北医三院副院长。主编《骨科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注101 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医院。
注102 这里提到的英国专家名洪若诗(J.S.Horn)，是北医建设、发展初期的“洋先生”代表之一。洪若诗191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36年获得了医师资格，当年他选择了在一艘开往中国的远东的货轮上，充当随船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伯明翰外科顾问。1954年作为英共中央的代表，以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派往中国。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希望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负责人的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卫生部安排，1955年来到北医。他的专业是创伤骨科，当时北医尚无这一专业，于是曲正副院长安排他到当时北医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帮助建立创伤骨科。洪若诗医生在中国居住了十五年，直到1969年回到英国，又重新回到英国教授解剖学课程。1974年11月7日，洪若诗医生在香港港大医学会的演讲会上做了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回顾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转引自彭瑞骢《北医的“洋先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新闻网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2011年11月23日。
注103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版，第49张。
注104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被派往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等职。1982年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崔月犁任卫生部长期间，大力推广中医，他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崔月犁还大力推广对气功的研究，并出任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主席。医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参见马骏：《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千秋——追忆钟爱中医事业的老部长崔月犁》，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12月11日。按，“中华原创医学”一词并未写入宪法中，这个词是由中医文化学者林中鹏于2006年前后倡导使用的，初期称“中国原创医学”，在2008年11月7日至9日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华原创医学复兴论坛”上正式使用。系指以东方文明整体观为指导建立的医学知识体系，既不同于建立在以西方文明还原论为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又有别于近年来以西方还原论指导下经改造后的“中医”，故冠之“原创”以示区别。
注105 十三科，指我国古代医学分科。元代、明代的太医院都把医学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13种医学专科的合称。
注106 《医宗金鉴》：清乾隆四年(1739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丛书，刊行于乾隆七年(1742年)。书名系由乾隆钦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该书有很高的评价。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的教科书就被一再翻印。全书分上、中、下3册，90卷，15分册，“正骨心法”在外科卷下，共4卷，包括器具释义和手法总论。是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和简要的一种。
注107 即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注108 清代京师官兵食用的粮食，都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称为漕米。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运到京城后，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13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这里说的禄米仓位于禄米仓胡同71号、73号，为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粮仓。但东门仓、南门仓无考。
注109 笔者所见《医宗金鉴》并无“正骨心法要旨”，只有“正骨心法”，而且不是“器械总论”，而是“器具释义”和“手法总论”。可能吴老的记忆有误，或者所见并非同一版本。
注110 关于技巧型和功力型手法，有文章讲得比这篇访谈更为具体详细：“宫廷正骨按摩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技巧型’，一是‘功力型’。功力型讲究气功内力和意念的运用，施治时以意念引导指力，用于软组织损伤和中医痹证。技巧型以《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为理论指导，力求对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掌握和运用精益求精，既治疗骨折脱位，又能治疗运动损伤、关节疾病以及各种老年性颈肩腰腿痛。吴老的摸法堪称一绝，不论新伤宿疾，骨断筋离，吴老手摸心会，诊断立明，手法精细，‘法之所施，患者不知其苦。’”载《健康时报》2001年12月20日第10版。
注111 据陈宗蕃在《燕都丛考》的记载：“自棋盘街东面而北，为公安局街，昔为户部街，亦称富贵街……旧署(宗人府，在街东)南一部分为警察厅消防队驻所，其北夷为平地，售归民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7页)这里所说的警察厅消防队，应该就是关先生的父亲所在的单位。
注112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18时，在他死亡20个小时之后慈禧去世，使人们怀疑光绪之死与慈禧有关，成为清宫一大疑案。
注113 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西交民巷：户部银行即设于是，嗣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其后大陆、金城、中国实业各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26页)按：大陆银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四个民营商业银行“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之一，成立于1919年，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0号。该银行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中质量最高的一座，至今仍保持得相当完好，成为天安门广场区的一栋标志性建筑。
注114 这里指的是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大规模改扩建。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58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改变北京市的城市面貌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展宽天安门广场，准备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东长安街以西、司法部街以东的房屋拆除，并从东长安街西侧、西皮市东侧各向纵深拓展40公尺，把广场拓宽。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29页。
注115 东交民巷教堂名圣弥额尔堂，由法国教士建于1901年，是在庚子之乱后建在当时使馆区的公共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注116 北京城现有天主教堂6座，其中著名的是4座，即因所处京城地理位置而简称的南堂、东堂、北堂、西堂，还有东交民巷天主堂和南岗子天主堂。南堂位于宣武门大街，坐北朝南，始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为京城首座正规天主教堂。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坐东朝西，本名圣若瑟堂。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1904年用庚子赔款重建。北堂位于西安门内西什库，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后即作为天主教在北京的总堂。西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圣母堂，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现在的教堂是1912年重建的。
注117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张。
注118 关嘉禄先生1968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
注119 刘学铫先生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吴楚克教授帮我联系的，特此致谢。
注120 灵官胡同位于安定门桥南，清代属镶黄旗。因该胡同西部北侧有一座灵官庙得名，旧称灵官庙胡同。
注121 北京清河制呢厂：清河位于北京北郊，距德胜门仅9公里，是当年京北第一古镇。位于清河镇的清河制呢厂，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1909年4月正式投产，是北京纺织工业中唯一的一家官僚资本企业。
注122 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九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23 这里所说不太准确。早在清入关前的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俗称老满文。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1594—1632)对老满文加以改进，称为新满文，俗称有圈点满文。也就是说，满文的创制是在清入关前就已开始并基本完成的。
注124 清代京城设有内馆、外馆，作为安置来朝觐的内外蒙古年班使臣的场所。内馆居住内蒙古各部年班使臣，外馆居住的则是外蒙古诸部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的年班使臣。据传，当时外馆占地四十八亩，因当时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贵族，故设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搭帐篷在此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易货交易。此地与西邻的黄寺在清时期是十分繁华的地区。外馆的具体地址，在今天的朝阳区西北部。东起安定门外大街，西至黄寺大街。大体呈东西走向，东段略偏向东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黄寺旁，即安定门外黄寺东侧，有“外馆斜街”之称，今为青年湖北街。白化文有《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外馆沈家》一文，记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外馆沈家”，可参看。该文附于唐伯弢编著，白化文修订：《富连成三十年史》(修订版，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书后。
注125 孙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的，当时各界人士在太和殿前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当年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被移至香山碧云寺暂厝。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并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命为中山传人的蒋介石决定为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奉安移灵大典。当年6月1日灵榇运至南京紫金山麓，这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
注126 新鲜胡同位于朝阳门内。东老所说的第三小学，全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今名新鲜胡同小学。一些名人如梁实秋、李敖等都曾就读于此。
注127 二闸是通惠河上的一道水闸，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城郊编》中的刘子扬口述。二闸也称庆丰闸，是京城著名的游览场所。《天咫偶闻》记：“都城昆明湖、长河例禁泛舟，什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
注128 八旗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入关时建立的八旗官学。1902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1904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1912年8月改为北京市立第一中学，东老就读即为此时；1949年后改为北京一中。
注129 这里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战期间日本在北京公主坟至五棵松一线计划设立的“新市区”。范围大抵在现在公主坟以西，永定路以东，南至丰台区与海淀区交界的丰沟河，北至复兴路所辖地域内。1949年以后军委各总部机关和各军兵种机关均集中安置在这里，称为“军委城”。
注130 农事试验场始建立于1906年8月，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后才设立的。该试验场位于北京西郊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占地一千余亩。内设农林、蚕桑、动物、畜物等科学以及气象观测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土壤化学分析、肥料分析与化验、谷类与饲料化验、农作物栽培试验、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等。
注131 夸兰是满语kūwaran，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
注132 东老的夫人梁昭女士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梁士诒的侄孙女，当年是阔家小姐无疑。她也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是一口京腔。可惜的是限于时间和条件，我没有机会再单独访她，这很可惜，因为如果做得更详细些的话，作为民国以后新贵家庭的后代，她的访谈应该能够填补这部书的一大空白。除了这篇正式的口述之外，后来她断断续续也与我谈过很多事。她是学商的，赴台前在北京，家里的账都由她过目。一次她问我，内蒙古的磴口，有个叫十八粮栈的地方，现在还有没有，我奇怪她怎么会问到这个地方，她说当年她曾到那里去查账，家里的地都在那里。我问她家怎么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有地，她笑一笑说，其实种的是大烟。我才明白她父亲抗日之后不再工作，家里为什么还那么有钱。梁女士说到台湾以后非常不习惯，一切从零开始，她曾有两年不出门，后来经人劝说，到宋夫人(她坚持称宋美龄为宋夫人)办的妇联会，在澎湖那里做总干事，后来又转而教书，在基隆教书20多年，直到退休。说起宋夫人，绝对钦佩的样子，她说你来的时间太短，要不然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她感慨 “富不过三代”，说不信你看看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梁说从她祖父开始就信佛，她也是受过戒的，退休以后主要就是拜佛了。
注133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9日在上海逝世，葬于故里。梁士诒还是成立于1918年6月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股东。
注134 三水位于广东佛山市西北，旧时文人极多。北京的三水会馆位于宣武区保安寺街14号(旧门牌)。该馆兴建较晚，很多书都无记载。参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78页。
注135 东老在这里数出的五个的确都是广东在北京的会馆，但事实上在京广东会馆远不止这五个，而是约有三十多个。如果仅指广州会馆，北京最大的广州会馆在崇文区草厂头条20号(旧门牌)，它另有3处附产，另有广州七邑会馆，也许可以称得上五个。又按：东老所说广东新馆，应是粤东新馆的误称。参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42~79页。
注136 甘石桥，位于西单，民国元老居住于此，代替当年皇室，是民国时的新贵。
注137 这里说的是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现为北京166中学。
注138 1946年9月1日，国民党将后方勤务部和军政部的军需、兵工、军医三个署合并，成立“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旧称呼)，简称为联勤总部。所谓联合后勤体制，指的是海陆空等多个军种的通用装备要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储备、运输和管理。通用装备除最基本的轻武器及其弹药之外，还包括被服、医疗设备等，甚至还有油盐酱醋茶这些物资。各军种独有的专业装备，则由各方自行保养、供应。 该部门现已不存。
注139 东老的习惯是用民国纪年，他说用公元纪年很别扭，总要先算一下。这里括号中的公元纪年都是他最后看这份口述稿时又加上去的。
注140 这个地名不知出处，我曾多次查访而不得其详，询问梁女士，她也只能说出这个发音而不知究竟，为保存原状，只得存疑。
注141 这个海事学校的全名为基隆高级海事职业学校(Keelung Maritime Vocational High School)，简称“基隆海事”“基水”“基海”，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中正区的一所以培育海事人才为宗旨的高级职业学校。前身为台湾总督府立水产讲习所，创立于1936年。1943年改为台北州立基隆水产学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名为台湾省立基隆水产学校。1954年，改为省立基隆高级水产学校，1970年改为省立基隆高级海事职业学校，2000年改为现名。计划改为台湾海洋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注142 袁大头，系指一种货币。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烦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凯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铸造量很大。
注143 梁再胜曾师从金派花脸艺术的主要传人赵炳啸。梁昭所说的电视剧，系指1964年由台湾华视播放的31集电视连续剧《小凤仙与蔡松坡》，梁再胜在其中扮演袁世凯一角。梁后来定居美国。
注144 炮局胡同，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此地为炮局，为制造大炮的地方。后炮局废，成为大炮、军械及废炮的储存所。清末又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称。抗日战争期间，炮局胡同21号成为陆军监狱，戒备森严，在四周围墙中修筑七座碉堡。现在还保留有4座。1949年后，此地曾为劳改局，后为北京市公共交通分局。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双胜胡同，后恢复原名。
注145 参见2013年9月凤凰网news.ifeng.com与叶于良先生关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对话。
注146 关于抗日杀奸团，大陆的百度网站有如下介绍：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注147 叶于良，祖籍福州，1922年生于北京，祖父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1938年在志成中学(即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念书时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主要做侦查、刺杀汉奸的工作，1940年被捕。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91岁的抗日老兵叶于良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叶于良说，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在心里。现在日本对侵略还不认账，这个仇恨，一辈子也忘不了。
注148 刘永康，原名刘洁，天津南开中学1937年初三毕业，停学一年后转广东中学，加入 “抗团”。1938年6月，“抗团”组织不断扩大，成员已多达一百多人，于是另外组建了一个“小学联”，由刘永康、张世一(原南开女中学生)负责。天津抗团出事后，1940年冬，刘永康逃至北平与李振英会合。他与李振英、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五人组成北平行动组。1940年，7月7日，18岁的刘永康参与刺杀伪《新民报》总编吴菊痴；7月18日在辟才胡同，他配合李振英参与制裁北平伪工务局长舒壮怀(打瞎一只眼)；不久，他参与刺杀伪北平教育督办方宗鳌；7月24日，他担当主攻手，在丰盛胡同，两枪击毙伪华北建设总署主任俞大纯。8月被逮捕入狱，在宪兵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他与李振英、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 1945年日军投降后获释。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刘永康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 》一文，说匪首已被捕获，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刘永康被判刑七年，出来时正好“反右”。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刘永康著有长篇文学体回忆录《囚歌》。参见云科《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看历史》，2011年8月15日。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在该杂志中，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李远江，但经李远江查询，作者并不是他，而是云科。在此特向李远江先生致谢。
注149 据百度百科：吴菊痴本是京城名票。他根据唐诗《新婚别》《兵车行》《陇西行》等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一说作者是金仲荪)堪称经典之作，本是个十足的文化人，却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1940年7月7日，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冯运修在送葬队伍的掩护下，靠近吴菊痴乘坐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后迅速撤离。文化汉奸吴菊痴就此毙命。吴菊痴被刺杀后，伪新民报社还为他出版了《吴菊痴悼念纪念册》，汉奸汤尔和为他撰写了挽联“壮志未酬”。
注150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备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参见萨苏《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的第二部分《捍卫我们尊严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注151 郑统万和妹妹郑昆仑的祖父为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福建省闽侯人。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
注152 北一女，全称为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与台北市立高级中学并称台湾最好的高中。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总统”府旁。以培养各领域女性精英的重镇而驰誉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社会。
注153 有关曾澈的说法很多，一说他是军统华北区要人，1938年年底被军统派到天津，加入“抗日杀奸团”，并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主导地位，欲把“抗日杀奸团”逐步发展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和实施暗杀、破坏的重要工具。1939年9月27日因被人出卖被捕，1940年9月9日被日本人杀害于北平，年仅二十七岁。与他一同被捕遇难的还有“抗团”的李如鹏，他们都遭到过日本人的酷刑拷打，但没有屈服。另有一说，是说因他被捕后叛变，导致大量抗团成员被捕。因为均与本篇口述所涉内容无关，不另赘述。
注154 圣何西(San José),或译圣何塞。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南部、圣塔克拉拉县和非正式地理名称硅谷境内。随着高科技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创立于或移入圣何塞，圣何塞逐渐成为硅谷的商业和研发中心，也开始有了“硅谷首都”(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之称。
注155 台湾忠烈祠位于台北市大直北安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将台湾护国神社改建为圆山忠烈祠，直接代替“首都”忠烈祠，成为全台湾崇祀“国殇”位阶最高的场所。1967年改建，1969年3月24日竣工，更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得入祀者除国民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战及“戡乱”等各次战役阵亡或殉职者。同年“总统”蒋中正又批示应将日本统治时期抗日的烈士加以纳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相继解除戒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海峡两岸原本的形势有所改变，忠烈祠定位逐渐转型。1998年发布的修正条文中，正式将入祀忠烈祠之对象，扩大到殉职员警、消防、民防等人员。
注156 梁再胜出生于1919年，到我2015年与梁昭提到他时，他已经97岁。在百度和谷歌的词条中，梁再胜都是以京剧演员的身份出现的。对他是梁士诒之侄孙一事，则只字未见提及。实际上梁再胜虽然一生迷恋京剧净角，却始终只是一个票友。
注157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开始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从1945年11月15日开始接收，翌年也就是1946年1月13日接收完毕。所以东老说1946年是不错的。
注158 《耕地三七五减租》是台湾省法规。1950年6月公布，1983年修正公布。全文共31条。早在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二五减租”。指的是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陈诚主政台湾后，同样推行这一制度，只不过把名称改成了“三七五减租”。这个政策在台湾一推出便遭到了台湾地方士绅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这些人大多都是台湾本省的地主。陈诚计划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地主们最终接受了陈诚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给农民特别是佃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159 十大建设是指台湾省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时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由台湾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提出，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年底次第完成，投资总额新台币2094亿元。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东老这里提到的高速公路，即中山高速公路，它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小港，中以支线连接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全长373公里。1971年8月14日开工，1974年7月29日三重到中坜路段率先通车，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桥启用，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
注160 金门炮战(台湾称“八二三”炮战)，又称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指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及其周边的一场战役。国共双方以隔海炮击为主要战术行动，因此被称为炮战。炮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开始反击。炮战初期，解放军攻击岛上军事目标，后期重点封锁海运线，以围困金门。在炮战初期，“国军”猝不及防，随着战事继续，逐渐恢复战力。并得到美国海军护航，维持金门补给线。10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单打双不打)，逐渐减少攻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和美国建交，大陆改以“一国两制”对台政策取代为止。金门炮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也是国共双方陆海空军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大较量，此后双方军事冲突局限于海上，并逐渐停止至今。
注161 1958年8月23日下午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开始炮击金门，两小时内落弹达四万余发，是日落弹数达五万七千余发，重点集中指挥所、观测所、交通中心、要点工事及炮兵阵地。金门防卫司令部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当场死亡，吉星文重伤，于稍后因伤重不治身亡。赵家骧(1910—1958)，陆军二级上将，河南淇县人。为陆军大学(黄埔系)十四期生，毕业后由排长干起，擢升迅速，二十二岁即任营长，是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营长之一。抗战中，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及打过昆仑关、天堂顶等硬仗，３４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国军“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某对襄助杜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详，处置迅速，乃更获“总统”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三年苦战，出关十万雄兵，回关光杆司令。赵家骧的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章杰为飞行员出身，炮战发生后，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渣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
注162 林投位于台湾省澎湖县湖西乡林投村海滨，以人工造林而著名。公园西侧设有军人公墓，并有“浩气长存”的碑塔矗立，牌楼后方有六角形斜尖顶建筑的祠堂。赵家骧、章杰和吉星文均葬于此。
注163 吉星文(1908—1958)，字绍武，河南扶沟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他下令：“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从而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
注164 邹泉荪(1902—1975)，山东福山人。抗战爆发前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1942年2月起，历任汪精卫伪政权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2月被捕，后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2月在狱中病亡。
注165 赑屃，即碑下龟。号称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六子，似龟有齿，喜欢负重。
注166 这里讲得有些含混不清，意思就是，张先生的曾祖辈是兄弟俩，哥哥没有孩子，想把弟弟的孩子(即张先生的爷爷)过继过去，这需要其母的允准，其母说这要征求孩子生母也就是弟弟和弟媳的同意，哥哥说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就这样决定了吧，意即他是要定了。
注167 对子圈是清代内务府上驷院的马圈之一。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82《内务府·祀典六》的“为马祭神于堂子”中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奏议：“每年春秋二季，为骟马致祭于神武门西旁祭马神室……朝祭给红〖XCF紬.EPS,JZ;P〗条七十对，拴记上乘御马。夕祭给青〖XCF紬.EPS,JZ;P〗条二百七十六对，拴记大凌河骒马。上驷院对子圈所养祭祀马四十匹内，每年春秋二季致祭，将青马十匹送往堂子。萨满叩头，祭毕。即拴记绿〖XCF紬.EPS,JZ;P〗条十对。” 有关对子圈的史料，是王冕森先生帮助查找的，特此致谢。
注168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为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之师，1935年卒于京寓，得逊清“文忠”特谥及“太师”觐赠。
注169 张勋(1854—1923)，江西省奉新县人，中国近代北洋军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清亡后为表示效忠清室，禁止所部剪辫子，被称为“辫帅”。1917年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12日被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后病死于天津。但这里所说的“打张勋的时候”，似乎并不准确地指1917年张勋复辟进京的时候，因为下文又说光绪二十六年是打张勋的时候，而光绪二十六年是公元1900年，早于张勋进京17年，该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西安。
注170 录事：清末与民国时期确实有这一职官名。清末京师各部及京内外各级司法衙门均设有八品以下录事。民国时官府或其他机构中任抄写工作的低级职员。不好判断张先生的爷爷属于哪一种。
注171 丞相胡同位于今菜市口大街所在位置。民国时期为丞相胡同，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改称为菜市口胡同，并沿用至今。20世纪40年代曾有北平市市立丞相胡同小学和北平市第十一区中心国民学校。张先生的爷爷就职的可能是后者。
注172 这两种自行车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行车品牌。凤头自行车泛指由英国Raleigh公司所生产的自行车。Raleigh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凤头(Raleigh)是其起家品牌。因自行车车标上部的图案与凤凰的头相似，故民间称之为凤头自行车。由于其做工精良，用料考究，一直被自行车爱好者追捧。日本富士自行车品牌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20世纪20年代成为日本最风行的自行车品牌。
注173 电话东局，是东单电话局最初的名字，成立于1904年1月2日。准确地点是在现在的建国门内大街65号，服务范围是北京东城和北城。电话西局成立于1905年6月，位于西单西斜街玉皇庙，服务北京西城、北城。电话局南局成立于1911年2月，主要服务北京外城地区。
注174 接线生：旧时电话没有自动交换设备，需靠人工转接电话。电话打到邮电局的话务台，接线生根据需要把指定的插头插向被叫方的圆孔里，双方才能通上话。如果是市话，就把插头另一头插到被呼叫的用户上，再用手摇发电机，摇一下对面的铃就响了，双方拿起后就可以通话了。通话以后接线生要把这个时间记下来，便于计费。
注175 京城人把“布库”俗称为“扑户”。又，清康熙时在宫廷内建立善扑营，直接听命于皇帝，职责是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皇帝的摔跤﹑射箭﹑马术等军事技能的培训演练以及宴请蒙古藩部时令其承应献技等，由300名布库手组成，即张先生这里所谓的“御林军”。
注176 李桥，今为李桥镇。位于顺义区南侧，距市区20公里。西临首都国际机场。
注177 局气(jú qi)：形容为人仗义、豪爽大方，按规矩混江湖，既不怕自己吃亏，也绝不欺负别人。
注178 清军入关之时，曾为八旗官兵分配房屋，并按所在旗分安置于京城各方位。但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皇帝的一道上谕来看，京城内的无房兵丁竟然已达七千余人。于是康熙下令，在城门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凡无屋兵丁，每名给予两间，不得随意买卖，亡故后交回。选择各城门外的地段造房是因为这里地价最低，这便是京城各城门外八旗营房的由来。几百年来，这些营房成为京城贫困旗人的聚居区。这些营房在最近几十年间被陆续拆除。详见本书访谈《朝阳门外南营房》。
注179 吉市口胡同位于朝外街道办事处辖域西北部。南北走向，北起吉市口八条，南至朝阳门外大街，中与吉市口头条至八条、杨家胡同等11条街巷相交，东侧与吉市口中巷平行。长400米，宽4米。沥青路面。原居民多为工匠、手艺人、小商贩等城市贫民，住房矮小简陋。
注180 北京名叫半截塔的村镇不止一处，但因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这个半截塔村附近还有太平庄，很可能是此处。
注181 张先生这里提到的是1951年八一建军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汽车制配厂试制出中国第一辆军用重型机器脚踏车，并将其命名为井冈山摩托车一事。当时总后勤部还编印了一本书，名叫《军用机器脚踏车的诞生》。均与张先生所述相合。
注182 这里提到的整风反右只是随口一说，时间并不准确。
注183 点子、鸭脖儿、黑翎翅，都是鸽子的品种。又，关于盘鸽子，可参见《唐鲁孙系列·老乡亲》中“盘鸽子·养蝈蝈儿”一文：“盘鸽子的每天早晚两次，必须把鸽子赶上天去围着自己屋子绕，越飞越高名为打盘。鸽子如果不这样训练，脑满肠肥，就成废物了。放鸽子之前，先分拨，二十四只一拨，要分只放上去打盘，每拨要选几只特别健壮的雄鸽，在尾部绑上葫芦，又叫哨子。葫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岛连环、众星捧月之别，在天空翛翛翩翩，五音交奏，响彻云霄，真可以悦耳陶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注184 据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中记，北京制鸽哨的名家有八家，“永”字为其中之一，但未提及有“福”字。《锦灰堆》卷二，594页。
注185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一文中详细介绍过鸽哨的品种，他据鸽哨造型将其分为四大类，即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和星眼类。《锦灰堆》卷二，588页。
注186 鸣虫本是春生夏长，至秋末时死亡，其寿命大约百日，为了在冬天能够享受到夏日虫鸣的感受，人们创造了在秋天开始培养，以冬天为主要生长期的鸣虫。这种人工孵化，就称为“份虫”，发展到晚清民国时，已经成为一门技艺，并形成行业。据金受申在《北京通》的记述，秋天用沙土放入浅盆中，搁入三尾雌虫，将其中间的长尾插入土中，以产卵保留。入冬后，将保留虫卵的土盆喷水冻冰，放入份房。份房，乃是有土炕的屋子，烧炕、生炉子，往往份房的温度要高达30多摄氏度。土盆一经高温，冰层便即融化，并逐渐烘干。之后，依前法反复喷水冻冰和烘焙，共七次，在七冻七焙之间，要用细罗筛虫卵，到最后一次时，虫卵会变绿，如此便可孵化成幼虫。这里说的“份蝈蝈”即是“份虫”的一种。引自杨原《本性天然——北京的“玩文化”》。
注187 铁蝈蝈又称黑蝈蝈，通体青黑色，像铁皮的颜色，故又称铁皮蝈蝈。主要生长在北京郊外的山区，又以西山为主。
注188 油葫芦，蟋蟀科昆虫。或因全身油光锃亮，或因鸣声似油从葫芦里倾注出来的声音，或因其成虫爱吃各种油脂植物，如花生、大豆、芝麻等，故得“油葫芦”之名。
注189 仞是中国古代长度的一种计量单位，一仞等于七尺。
注190 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
注191 山影，一种多浆多肉的植物，名山影拳，简称山影，也叫仙人山，属仙人柱的变种，仙人掌科。
注192 毛猴是老北京特有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品。用中药材中的辛夷(玉兰花骨朵)做躯干，再分别截取蝉蜕(即张先生说的知了)的鼻子做脑袋，前腿做下肢，后腿做上肢，再用白芨粘连，其形象是人不人、猴不猴，机敏、活泼，透着一种天然情趣。
注193 核桃卢，名卢晓荣，有专著《核桃卢谈核桃》出版，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注194 2006年《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写了一篇《北京核桃卢的核桃经》，据说不仅核桃卢因此名声大噪，还在京城引起了玩核桃的热潮。刘一达的文章对核桃卢介绍说：“京城地面儿上玩核桃的人很多，但玩出‘道’的却有限，‘核桃卢’算是一位。前些日子，北京电视台的‘鉴宝’栏目，专门给这位爷做了个玩核桃的专题节目，让许多玩核桃的北京人认识了他。说起来，我跟‘核桃卢’算是老相识，他的‘核桃经’，我多少知道一些，跟您聊聊这位爷，或许对您玩核桃以及认识山核桃有点帮助。因为玩核桃跟玩其他古董一样，表面看谁都会玩，其实这里头的‘讲儿’正经不少呢，玩不好，一不留神也会把自己玩进去。 ”又写道：“‘核桃卢’大号卢晓荣。他是南城的根儿，在菜市口丞相胡同长大，现在这条胡同已经没了。‘核桃卢’的父亲是前门自行车商店的老经理，思想比较进步，‘核桃卢’出生那天，正好赶上老爷子入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为纪念这一光荣，他给儿子起了‘晓荣’这个名，‘晓’是因为儿子在拂晓出世的。老爷子在2001年去世，活了74岁，死在了糖尿病综合征上。‘核桃卢’没想到这种病有遗传。1995年，老爷子还活着的时候，‘核桃卢’就发现自己也得了糖尿病，当时他在北京市五金公司搞业务，论岁数，正是往上冲的年龄段，突然查出这种病，他一下蒙了。那会儿，他对糖尿病并不了解，以为得了这病跟得了癌似的，精神大厦顿时塌了。现在翻回头想想，假如他当时不得糖尿病，也不会成为‘核桃卢’。”从张先生这篇口述看，也许是性格使然，他对“核桃卢”很是不服。但他见到的是否确实是核桃卢本人，则存疑，因为核桃卢是北京人，他说的却是南方人。
注195 岫岩玉以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玉之一。在中国的已知玉种中，因其比重较轻，硬度较低，故多为中档玉石，少数质地特别优良者属于中高档玉石。
注196 藏腰子，又称过江龙籽、平安豆等，藏腰子为其俗名。野生藏腰子是天然植物生成的一种大果实，壳硬度高。通常用两个在手中盘搓，是手揉的玩物。盘揉久了光亮无比。
注197 人的手掌上确实有多个重要穴位，但并没有叫“十全”的穴，张先生这里应该是对手掌穴位之多的一种描述而已。
注198 列缺是人体腧穴之一，属于手太阴肺经之络穴，亦是八脉交会穴(通于任脉)，出自《灵枢·经脉》。此腧穴在人体前臂桡侧缘，桡骨茎突上方，腕横纹上1.5寸(以取穴者自己拇指的指间关节的宽度为1寸)，当在肱桡肌与拇长展肌腱之间。有宣肺解表，通经活络，通调任脉的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配合治疗咳嗽、气喘、头痛、尿血等病症。
注199 金受申：《北京通》，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注200 王世襄《北京鸽哨》有单行本。并见《锦灰堆》卷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585—599页。
注201 据乐家二房的乐崇熙称，他父亲(即乐仲繁第三子乐东屏)也喜欢养鸽子：“父亲喜欢铁膀，铁膀分凤头、紫环或墨环、玉翅——凤头里白尾巴最有名，墨环里尤以纯粹的金眼最珍贵，讲究可多了。北京动物园的第一批鸽子就是我们家捐赠的。”(参见《胡同里同仁堂 大宅门的生活》，载《时尚旅游》2002年10月号)按，乐崇熙是乐家后人中接受各种采访较多的一位，关于鸽子的这一段我曾见到不止一次，这里选取的是最近发表的一段。
注202 山老胡同为东西走向，东起南剪子巷，西至美术馆后街。涛七爷即载涛，曾住在该胡同7号院，是辛亥革命后以16万大洋将什刹海边贝勒府卖给辅仁大学以后购置的，但居住时间不长，又将此宅卖掉，搬到更窄更小的原先自己的马圈居住。按：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七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注203 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国庄口述中谈的养鸽子：“这鸽子还得说过死的过活的。别人家也养鸽子，你这鸽子要是到他房上，你要过死的他就拿弹弓给打死，过活的就给送回去。”80页。
注204 为关松山先生做的访谈，得益于他的儿子——作家关圣力先生的帮助，关先生还陪同我做了第一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205 为关老先生所做第二次访谈，由我当时的博士研究生邱源媛陪同，这篇口述由录音转成文字的工作也是由邱源媛完成的。
注206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七，康熙三十四年五月辛未。
注207 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几年来民族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3月26日)。
注208 “冠老姓”和下文中提到的“指名为姓”都是满人效仿汉俗之后的特殊命名习俗。满洲人的姓，满语称“哈拉”(hala)，这是所谓的“老姓”。满人见面时一般只以名字相称，如“恩成”是名，他的姓是那木都鲁，人们一般只称他为恩成，即人们常说的“称名不举姓”。入关以后满人仿效汉俗，有时便在名字之前冠一个汉姓，这个汉姓往往比较随意，有时是老姓的第一个字，如那木都鲁的“那”，有时是老姓的汉译，如爱新觉罗的汉语意思是金，有些爱新觉罗皇室之人便姓“金”，这就是“冠老姓”。清朝时对这种做法曾予以严禁。但民国以后由于当政者和社会上对满人的歧视，满人纷纷隐瞒自己的族群身份，“冠老姓”遂成为普遍现象。至于“指名为姓”，就是在改汉名的时候，并没有冠以老姓，而是将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姓，譬如那木都鲁·双成，并未改成姓那，而改成姓双，等等。
注209 八旗中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即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下五旗即镶白、正蓝、镶蓝、正红和镶红五旗。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下五旗由王公分别统领，二者地位有高低之分。至于铁蓝旗，无考。
注210 这里提到的两个清真寺，较新的一座即现在的南下坡清真寺，位于朝阳门外南下坡。光绪年间由当地回民集资兴建。1986年进行了修缮并重新彩绘。经过几次修建，南下坡清真寺已将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艺术与阿拉伯式的伊斯兰建筑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建筑中独具特色。寺内现保存庆亲王奕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书的“纲维二五”匾额一块。此寺一直为当地回民群众做礼拜之用，也是北京市回民殡葬管理所，并为朝阳区重点保护文物。较老的一座位于朝阳门北小街南门仓胡同东头，据说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由原来一个尼姑庵改建的，清道光三年(1823年)再一次募捐增修的，应该就是关老先生提到的那座。
注211 拉房纤，是旧日京城专门从事房屋买卖和租赁的一种行当，专门为买卖租赁双方说合交易，从中抽取佣金。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看准了干这行不需要本钱，没有风险，只需要跑跑腿，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赚上一大笔钱，于是他们每天早上就来到固定的茶馆里，与其他一些茶客聊天，从中获取一些房屋买卖的信息。
注212 元老胡同位于今朝阳门外、东岳庙西。
注213 这几条胡同的位置与沿革如下：竹杆胡同位于朝阳门内大街南侧，呈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南大街，西至朝阳门南小街。南有支巷通南竹杆胡同，北有二支巷通北竹杆胡同。竹杆胡同南边的胡同，明时称把台大人胡同，清讹为八大人胡同。其东有林驸马胡同。1965年因其在竹杆胡同之南而将二巷合并，统称南竹杆胡同。竹杆胡同之北的胡同旧称老君堂。老君即老子，老君堂当是供奉老子的庙宇。旧时北京称老君堂的街巷颇多，现皆不存。老君堂胡同北侧有南北支巷曰南钓鱼台，与朝内大街后石道南侧的小巷钓鱼台相对应。1965年与北井儿胡同、老君堂合并，统称北竹杆胡同。
注214 这里提到的，是清代旗人家家都供奉的“渥辄库”，满语称weceku，即祖先神。满洲各氏族都要供奉自己的祖先神：“满族旧规，最重渥辄库……虽度日清减，亦按时跳神，于此一节，从不少减。”(《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时先将祖宗请出，祖宗形象有的是木主，也有的是摆祖宗匣，或祖宗板。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平时都供在西墙上。在祖宗匣左侧，则供“佛多妈妈”，即子孙妈妈，两壁上悬挂“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三尺，即“子孙绳”，求子仪式用。
注215 走会的“会”，也称香会，是民间自发的祭神组织。对于北京的香会，早在20世纪的1925年就有顾颉刚等学者进行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关于满人的香会，也有刘小萌的专门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碑刻史料，与关松山先生的口述，或可互相参照。(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216 三台山，位于京南大红门外元明清皇家苑囿南海子里，南海子里有晾鹰台、杀虎台、大台子、二台子、三台子、单台子等，是专供帝王巡幸狩猎的几个土台，被百姓称为“三台山”。据隋少甫、王作楫著：《京都香会话春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三台山走会的时间是每年农历九月十五这一天，而不是如关先生所说还有四月二十八日这一天。隋少甫据说出身于“香会世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带花会来三台山走会，称这里只走了三年会(36—37页)。所说与关先生均略有差异，但关先生所说也未必不对，可相互参照来看。
注217 关先生这里说的中军，应该是指中军班音乐，这是一种民间吹打音乐，以唢呐为主奏乐器。中军班艺人多为职业、半职业性质，为民间有婚丧喜庆时所雇请。
注218 民国年间蔡省吾《北京岁时记》：“过会：京乡游手排演各当行香走会，耗财买脸，匪豪民不能为此。虽系游戏，中有武功甚深者强于博弈不必甚禁之，亦与民同乐也”(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139页)，该书称“匪豪民不能为此”，却未必属实，关松山家并非豪民，也乐于此道。又“耗财买脸”一词在清末民初人夏仁虎的《旧京琐记》里就有记录，指的是富贵人家子弟自己花钱唱戏的行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06页)
注219 “四象生八卦”的原话可见《易传·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四象，即太阳、太阴、少阴、少阳。
注220 香会名目繁多，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甚至有上万的，故而组织周密。总负责人称会首，下设副会首，副会首之下设的就是都管，都管之下还有各把儿，如打鼓的称神耳把，维持秩序的称中军把，等等。
注221 这里提到的几个都是老北京当时最大的香会。妙峰山位于北京西北，北临昌平，东临海淀，西侧是门头沟，在清代香火之盛据称甲于天下，每年朝顶进香者多达数十万人，成为民众信仰的中心。丫髻山在今平谷县境内，又称东山，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二十举行庙会，最多时朝山进香的人数可达10万人。戒台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麓，是著名佛教圣地，香会表演远近闻名。
注222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老北京城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
注223 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54页。
注224 那中堂指清代军机大臣那桐家，世中堂指内务府大臣世续家，参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寿崇、察奎垣口述。梳刘家，据说是20世纪初北京的八大首富之一(其他是仓韩家、钟杨家、盐业银行岳家、瑞蚨祥孟家、兴隆马家，这一说法出自《京城首富马家传奇》)。至于“佟半朝”，指的是清入关前即归努尔哈赤的佟养真、佟养性兄弟和他们的后人，佟氏家庭在清一代出了好几个皇妃，因被“抬旗”入八旗满洲，姓佟佳氏。“郎一窝”，满洲的纽钴禄氏，一说是汉语的狼，冠汉姓后很多人便姓郎，因为是清朝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后人，多次与清皇室结亲，乾隆皇帝之母就是纽钴禄氏。所谓“佟半朝”“郎一窝”，都是对佟、郎二姓在清代族大支繁的形容。
注225 智化寺京音乐源于明代宫廷礼仪音乐，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有明确纪年的工尺谱本，有具有特色的乐器、曲牌和词牌，有按代传承的演奏艺僧。我曾于2004年春天到智化寺去听过他们的活动，当天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据他们的介绍，京音乐属于佛教的北韵。佛教音乐有南韵与北韵之分，二者间有很大区别，北韵原来保留有160多首，1949年时毁庙，和尚还俗，这些曲子都流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老和尚被重新招回，大家凑出了60多首，但还有一半已经彻底遗失。现在北京庙宇中演奏的，都是南韵，北韵只有智化寺这一伙了。如今智化寺里懂乐的老人也在迅速离去，前年走仨，去年走俩，今年又走了俩。还说音乐学院有教授研究这个，并且用五线谱记录了不少曲子，还出了书，但是按照那个谱子来唱，唱出来的是歌，而不是佛教的经，这就像唱戏一样，是必须口传心授的。
注226 马驹桥是北京东南部的一个古镇，今为通州区马驹桥镇。固安是河北省一个县，两处并不相连。
注227 引自陈志农：《北京民俗剪纸艺术》，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00—101页。
注228 清代自康熙朝始设善扑营，有善扑、善射、善马三项，皇帝出巡行围猎有善扑营人员随侍。其中负责掼跤(即善扑一项)的总教头名罡尔鞑，跤手名扑户，又根据技艺高低分为头、二、三等。参见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226—268页。
注229 王永斌，《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记：“二三十年代，天桥的摔跤场子有好几个，沈三、宝三、张狗子等，其中以宝三的场子跤手多，时间也最长，一直摔到解放初期。” 与关松山的说法基本一致，唯张狗子关松山说是张傻子，关说他学摔跤是在解放时候，也是吻合的。此书的描述尚不及关老人说得具体详细。按：宝三名宝善林，北京解放后被邀为国家级中国式摔跤裁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383页)。
注230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老北京与满族》一书中也详细谈到北京旗人练习掼跤的基本功，与关松山先生所述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如“拧棒子”：“用一尺多长的木棒，粗细度合手，天天用力左右拧。正式学跤后仍天天拧……至少在半年以上才开始正式学跤。不论达到如何高度水平，踢和拧总得练。”(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269页)
注231 掷子，亦称石锁，是把一块扁长方形的石头，靠一侧凿成一个长方形孔，透出的上端修成圆柱形作为手柄，形如古代的铜锁。最大的约50斤重，小的也有一二十斤，是民间锻炼的一种器械。关先生练的掷子40多斤，还能扔出花来，应当是很不错的了。
注232 马道口、金台路均在今朝阳区团结湖、甜水园附近，确已是闹市了。
注233 第一舞台坐落在珠市口大街路北。由民国元年(1912年)筹备建立，至1914年春末建成，同年6月9日正式开幕，是一个改良的“洋式”剧场。虽然京剧界的好角色都在这里演过，但是营业额一直平平而已。最为不幸的是，它从开幕那天起就着火，一共失火三次，直到1937年被完全焚毁。但第一舞台兴建的主要出资人是名武生杨小楼和资本家姚佩秋、殿阆仙等。并未听说有姓曲的。
注234 开棚铺是旧日京城一种行当，服务于红白两事。早年北京人办喜事和丧事都必须搭棚。喜事用彩子棚，丧事用席棚。早年北京有不少棚铺，规模都不小。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搭棚的人开始减少，棚铺的手艺人不少转入建筑行去搭脚手架，做架子工。参见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237页。
注235 我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还收入两篇老北京的八旗蒙古后裔口述，一篇为鄂凌英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一篇为吴淑华的《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前一篇鄂凌英女士就居住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角，今天的北京火车站附近；对于后面一篇，我曾根据被访者吴女士的姓氏考证其为“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但她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的蒙古人身份而自报满族了。
注236 1644年清军入关，八旗劲旅半数驻守京城，是为禁旅，习惯称京旗； 半数分驻外省，是为驻防，南京当时称为江宁，是清朝最早设立的八旗驻防之一。戴先生说他祖上兄弟两人，一个留在京师，一个驻防南京，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又，京师八旗设护军营，是守卫紫禁城的卫队，由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选17名精锐者组成。专司警跸宿卫﹑诸门的启闭和锁钥传筹等。紫禁城内以上三旗官兵值守，紫禁城外以下五旗官兵值守。但说蒙兵由满洲佐领统领，满兵由蒙古佐领统领，则没什么根据。另，有清一代，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在官员升迁、挑补额缺诸多方面并无区别，唯汉军的特权、地位都低于满蒙，戴先生说蒙古族升迁机会少，也无根据。
注237 骁骑校，清制，每佐领下设骁骑校一员，为正六品，品级并不高。
注238 金启孮(1918—2004)，清朝宗室，著名女真学、满学专家，生前曾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据称为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七世孙。他的父亲金光平(恒煦)也是著名的女真文、满文学者。金启孮先生是我这个口述计划中最初拟订的重点访谈对象之一，但我为他做的访谈刚刚开头，他即溘然逝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
注239 清朝覆亡后，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蒙藏院开办国立蒙藏学校。地址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1924年在东侧院建立松坡图书馆第二馆。为我国最早开办的民族高等学校，在我国现代民族教育史上有重要位置。
注240 什坊院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北总布胡同，西至朝阳门南小街。乾隆时称十方院，宣统时称什坊院，1965年起改为盛芳胡同。
注241 包衣为满语的booi，即“家人”“家的人”，如今多被误解为奴仆、奴才，殊失本意。
注242 肃亲王豪格是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的长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架松坟地葬有第一代肃亲王豪格，还葬有最后一代肃亲王善耆，即金璧辉(川岛芳子)之父。其地因有几棵遒劲、盘曲的松树，须由架子支撑而得名架松。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白四口述。
注243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注244 恩丰仓与仓杨家在旧日京城都确实存在。恩丰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下旨在东华门外护城河边空闲围房中选用70间设立藏仓廒，用于存贮太监应领米石，赐名恩丰仓(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82)，隶于内务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洗劫一空。至于仓杨家，旧日也是北京一个家有百口、人丁兴旺的大户，但管理的不是恩丰仓，而是禄米仓，此说法见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老胡同的传说——风雨禄米仓》的解说词。持此询之戴先生，他说他外祖父为恩丰仓仓吏绝对没错，但仓杨家在北京未必就仅此一家，他家是西城仓杨家，但还有可能有别的仓杨家，也可以有两家三家甚至多家，看仓而姓杨的就都可以唤作仓杨家，就像他家被称为邮局戴家，但北京城还有邮局李家，这不矛盾。他说得也有道理，故照录于此。
注245 养马营还分东养马营与西养马营，这里说的是西养马营，位于今复兴门北金融街一带，已不存。
注246 小关、豹房均位于朝阳区，今北四环中路北部，现已划入奥林匹克公园占地范围。
注247 这里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老北京人都将此举称为“逼宫”。北京政变，参见前面吴定寰口述的注释，不另述。
注248 1912年2月10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宣布退位，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清朝皇室签订了《优待条例》，其中内容有：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五、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单方面将其废除。
注249 肃王，即肃亲王善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慈禧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
注250 拨什库为满语bookū，即领催，八旗小官，司文书、粮饷等事，并非如戴先生所说是大宅门。
注251 这里指的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逃往西安一事。由于此年是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
注252 大郊亭地在北京东南郊，今东四环东侧、广渠路南。解放后曾是北京焦化厂、化工厂的集中之地，戴先生后面也提到他家的坟就是建化工厂时迁走的。
注253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8月18日，即“八一八”。“四人帮”被打倒是1976年10月，两年后是1978年。
注254 殃榜，北京旧俗，某人病故停在床上，就请阴阳先生来批“殃榜”，上写死者生卒年月，何时入殓，何日出殡等。
注255 呼麦，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喉音演唱方式。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这种演唱技巧在我国已经绝迹多年。我于1997年春天在美国加州的圣芭芭拉，曾听过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的一个正在美国巡演的“太阳风轮”演唱组的一个演唱会，表演者为四名男子，我为那种从未听到过的天籁之声深深倾倒。回国后询之中央民族大学音舞系的高娃老师，才对呼麦有了一点初步知识。近年来呼麦的演唱在国内已经重新复活而且颇为流行，甚至还青出于蓝地有了女声呼麦，但几年前我为戴鑫英先生做访谈时还没有这一番热闹光景，所以我听到他的现场演示时还是很惊讶的，虽然他会的很简单，专业人士认为还达不到演出水准。
注256 这里说的府，即肃亲王府，府址原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东侧正义路2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扩大东交民巷使馆区，肃王府沦为日本使馆，被大肆拆除改建，已无王府原貌。1901年肃王善耆随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时，肃亲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肃亲王于是在东城北新桥南船板胡同内(今东四十四条西头路北)重建新王府。关先生这里说肃王府的人集中居住于东四的八宝坑，当是与这个新王府近。
注257 费英东(1562—1620)，满洲镶黄旗人，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随父率部归顺努尔哈赤，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与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何和里，同被任命为理政五大臣。为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扬善是费英东的弟弟音达户齐之子。顺治初肃亲王豪格得罪，都统何洛会诬告扬善及其子罗硕谄附豪格为乱。父子俱弃市。世祖亲政后诛何洛会，复扬善世职，以其孙霍罗袭。
注258 清代各王府下均设有庄园处，管理各自的庄园土地以及收租事务。各庄园处都要在每年定期下乡征收租粮与租银。
注259 图赖(1600—1646)，费英东第七子。
注260 叶恭卓(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长、交通总长。1922年被孙中山聘为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任铁道部长、北平国学馆馆长。
注261 新坟，指位于架松的第四代肃亲王即显谨亲王衍璜的坟，俗称新坟。
注262 这里特指辛亥革命以后到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将溥仪驱赶出紫禁城之前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