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审前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才轻轻地敲了敲214会议室的门。我估摸着，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进行深入的讨论了。
珍·安来开了门，我顺着门开的方向，侧身闪进了会议室。趁着众人还没察觉到法官来了，我先快速地环顾了一周。房间里摆了一张长长的会议桌，两边各有八张椅子。被告方显然是先到的，因为他们抢占了背靠窗户的那一侧。根据时下流行的心理学所言，背后有大片开阔空间的人会显得比背后靠墙的人更加强大、更有气势。
被告方那一侧的八张椅子都坐了人，椅子后面还站了八九个人。为了决定谁坐谁站，他们肯定是唇枪舌战了一番，还好我没见到那个场面。
原告方这一侧只有罗兰德·希曼斯和他的两个助理律师，还有丹尼·帕尔格拉夫。原本，我以为相形之下他们会显得很可怜，不过希曼斯的存在感太强了。他摆开架子，一个人就占了三把椅子的空间。《纽约时报》把这起案子的双方比喻成了大卫与歌利亚，这么说固然有道理，可就算希曼斯真的是大卫，那也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卫。
等到我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在场的众人都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迎接我。作为一个法官，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巴结奉承，这是没法避免的。
见面介绍的环节充满了刻意的逢迎和虚伪的笑声。希曼斯一直使劲儿驼着背，利用手臂长的优势，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跟我握手，生怕自己的影子会笼罩在我身上。他很清楚，自己的块头和肤色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印象，他可不想吓坏了眼前这个小个子的白人法官。
被告方打头阵的正是克拉伦斯·沃思，他也是“莱斯利、詹宁斯与罗利”事务所的首席律师。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有六英尺多，穿着颇为考究，显得很有涵养。
接着走上前跟我握手的是阿波提根的法律顾问弗农·威拉兹，然后又是一大群我记不住名字的人，反正里面没有保罗·德雷瑟就是了。我发现在场的有些人根本就没必要来参加这次审前会议，他们大老远地从纽约、华盛顿等地赶到诺福克，其实就是为了跟我握手的这三秒钟而已。
这种做法很愚蠢，但在他们看来，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再说了，反正埋单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我沿着桌子绕了一圈，最后来到一位仪表堂堂、头发雪白的绅士面前，我见过他的照片。
“很荣幸见到您，法官大人。我是巴纳比·罗伯茨。”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用一种十分圆滑的“牛津加剑桥”的口音说道，他将“巴”这个字发得非常饱满、厚实。
这下我充分明白了这桩案子对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意义。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居然抛下了一切事务，专门跑来参加这个本该是例行公事的日程安排会议。整间会议室里，唯一一个不愿曲意逢迎的人就是帕尔格拉夫。在跟我握手的时候，他依然昂首挺胸，摆明了他认为我跟他不是一个智力级别的人。毕竟，你十三岁的时候申请到属于自己的专利了吗？二十一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了吗？都没有。只要大天才丹尼·帕尔格拉夫在场，我们这些人就是挤破了头也只能争当屋里第二聪明的人罢了。
“请坐，诸位，请坐。”我说。于是有座位的人就都坐下了，而我则依然站着，“我相信，今天上午弗里兰先生对各位应该招待得还可以吧？”
杰里米笑了，各位律师也都微微一笑。
“很好。那么关于庭外和解谈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我问道。作为一个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么说。
大块头希曼斯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法官大人，我已经给被告方很多机会了，但他们根本就不领情。”
“法官大人，”沃思气恼地说，“原告方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把专利期限内普瑞瓦利亚获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分给他们，要么一次性支付给他们五百亿美元。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达成和解！”
“无理？”希曼斯大声道，“你们想用我方委托人的专利，居然还——”
“谢谢你，希曼斯先生。”我一张口，希曼斯便立刻住嘴了，“听起来庭外和解是不大可能了。那证据开示讨论得怎么样？”
于是，双方便展开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我在旁边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总结起来，就是沃思认为十七个科学家太多了，在他看来有十个科学家出庭做证就足够了。而且，他还拒绝上交希曼斯要求的许多文件和电子邮件，他说其中包含了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大量内部情报，因而不能妥协。我耐心地等着他们把主要的观点都说完，然后便问他们建议如何安排审前日程，结果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口水大战。
“好了，好了，”我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其实我也确实有点儿不耐烦了，“看来，你们双方在这场会议上是达不成什么共识了。”
我假装无奈地看着他们，仿佛这一屋子都是调皮捣蛋的淘气鬼。“女士们、先生们，我充分理解这桩案子的重要性及风险性，”我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争论都推给手下的职员来处理，但我决定为大家节省宝贵的时间和成本，直接告知诸位我打算怎么办。”
此言一出，许多人都坐直身体，竖起了耳朵，等我往下说。
“首先，在证据开示的问题上，我同意沃思先生的看法，十七个证人太多了。我建议削减到十个。希曼斯先生，你可以选出十个你觉得最重要的证人出庭。”
沃思的脸上闪过了胜利的喜悦，但很快就因为我接下来的话一扫而空了。
“不过，我认为希曼斯先生有关文件和电子邮件的要求都非常合情合理。我们会将所有资料妥善保管、绝不外泄，这样阿波提根制药公司也就不必担心竞争对手会窃取情报了。我相信希曼斯先生行事会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我们也会让帕尔格拉夫先生签署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这样就比较公平了吧？”
双方都不敢有任何异议。到目前为止，这些提议就像所罗门[1]宣布要把男婴劈成两半一样，看似不偏不倚，其实各打一棒，这也是法官最为人诟病的做法。但我并没有说完，重头戏还在后面。
“接下来，我再说说审前日程的安排问题。诸位应该都知道，我于上周五批准了初步禁令。鉴于罗伯茨先生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说要无视专利侵权的可能性，执意将普瑞瓦利亚推向市场，我觉得我也别无选择，只能批准禁令。”
罗伯茨脸红了。
我继续说：“但这样一来，一种有可能拯救上百万人生命的新药就要延迟面世了，对此我感到十分担忧。身为法官，我的职责就是在做决定时权衡利弊。目前看来，大众的利益显然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应该尽量不让法庭阻拦这种新药去造福人类。因此，从明天开始，给你们两周的时间来完成证据的取证与开示，两周后的周五举行马克曼听证会。”
这番话无异于投下了一枚炸弹，瞬间将诉讼程序的井然有序炸得片甲不留。“格拉哈姆、法隆与法利”事务所的一个律师惊讶地张大了嘴，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还有一个律师，我估计是来自“麦克道尔—沃特斯”事务所的，干脆发出了一声惊呼，仿佛他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在这群律师里，还是经验丰富的沃思最先反应过来了，但他开口说话时也是结结巴巴的。
“但……但是……法官大人……恕我直言，您这是说要让一年的工作在……在……不到三周之内完成？”
“没错，沃思先生。”我平静地说，“所以，我建议你抓紧时间。”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
“噢，别哭哭啼啼的了！”巴纳比·罗伯茨大声说，然后他站起来，指着我喝道：“这简直是蛮不讲理！不到三周的时间如何准备这么复杂的案子？这太荒唐可笑了！你不能这么做！”
这下，沃思面临的情况变得更加棘手难办了，他连忙出言安抚自己的雇主：“罗伯茨先生，我们会没事的。你能不能——”
“不，我们有事！这……这根本就不可接受！肯定有对付这种情况的规定，我们要上诉！立刻！”
“罗伯茨先生，没有这种上诉规定。”沃思无奈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这太荒诞了！”罗伯茨更加频繁地用手对我指指点点，“你以为你是谁？这是什么不入流的法庭？”
“巴纳比，闭嘴！”沃思大吼道，然后他赶紧转向我，“尊敬的法官大人，对于我方委托人的失控言行，我深表歉意。法庭绝对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遵守您规定的日程安排，只要希曼斯先生肯合作就行。”
“希曼斯先生会好好合作的。”那个大块头律师扬扬得意地说。
“很好，”我说，“那就这么定了。”
绑匪不是想加快进展吗？现在成了，而且快的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当我走出门时，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等到大门一关上，屋里立刻炸开了锅。
[1] 所罗门（Solomon）：指以色列王所罗门。据希伯来《圣经》记载，有两个母亲带着一名男婴来到以色列王所罗门面前，她们都坚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各执一词、争辩不休。所罗门便宣布，最公平的做法就是把男婴一刀劈开，分给两个母亲一人一半。判决一下，其中一个女人便立刻放弃，同意将孩子让出来，只求能保住孩子的性命。而另一个女人则满不在乎地说那就把孩子劈开吧。因此，所罗门便判断，一心保护孩子的女人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