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星期去上两节德语课，都是后半晌去的，黑沉沉的暮色一次比一次降临得早。按霍华德·邓洛普的规矩，上课的全过程中，我俩要面对面坐着。他要求我在他演示辅音、双元音和长短元音的发音时，仔细观察他发音时的舌位高低。而我在试图模仿这些令人不快的声音时，他也仔细地向我的嘴巴里张望。
他的脸显得温和安详。这张椭圆形的脸上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一旦他循例做起发音动作，他的脸就开始扭动弯曲。这是一件看上去令人迷惑不解的事，像是在特别控制环境中的一次发病，很不体面地引人注目。他把脑袋缩进自己的躯体，眯缝两只眼睛，扮出外星人的怪相。轮到我模仿这些噪音时，只要能让老师高兴，我就如法炮制：扭曲嘴巴，紧闭双眼—我意识到，如此折腾发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肯定像自然规律的突发性变化，譬如顽石或老树挣扎着开口说话。当我睁开眼，我见他离我的嘴巴仅有几英寸，正俯身往里瞅着。我总是奇怪他在那里面看到了什么。
每次课前和课后总有令人紧张的冷场。我试图起个头随便聊聊，让他谈谈他在教德语之前当按摩师的岁月和生活。那时他就会向前瞅着房间中央，看起来不像是愤怒或者厌倦或者躲闪，而似乎是超然物外，与一切事件毫无关系。当他开口说话，谈论其他房客或房东时，他的声音里就有某种抱怨的成分，一种拉长调子的怨气。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以前一直在那些总是倒霉的人中间虚度光阴。
“你收了多少学生？”
“学德语的学生吗？”
“是。”
“你是目前我惟一的学德语的学生。我以前还有别的学生。德语现在不吃香了。这些事情与别的东西一样，风水轮流转。”
“你还教别的什么呢？”
“希腊语、拉丁语、航海术。”
“人们到这里来学航海？”
“不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
“如今有那么多人在教书，真令人惊奇。”我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老师。我认识的每个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他移开目光，对着小套间的门看去。
“你还教什么别的东西吗？”我说。
“气象学。”
“气象学！你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我母亲的去世对我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我彻底垮了，对上帝失去了信仰。谁也无法安慰我，我完全自我封闭起来。然后某一天，我偶然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天气预报，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手持一根发红光的指示棍，站在彩色的卫星照片前，预报今后五天的天气。我对他的自信和高超的本领，佩服得坐在那里入了迷。这个过程，好像是一条信息通过那年轻人从气象卫星发射出来，再传递给坐在帆布椅里的我。我转向气象学以寻求安慰。我查阅气象图，搜集有关天气的书籍，出席气象气球的放飞仪式。我认识到，气象学正是我自己一生在寻找的东西。它给我带来了我从未经验过的宁静和安全感。露水，霜和雾，阵阵小雨雪，急速的气流。我确信急速的气流中有某种雄伟的气势。我从此步出自己窝居的壳儿，开始与街上的人们交谈。‘好天！’‘看样子要下雨。’‘你觉得很热吗？’每个人都注意天气情况。你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看看天气。你这样做，我也这样。我列了一个单子，写上自己期望在气象学方面做出的最终成就。我上了一门函授教程，取得了一个有权在法定居住人数少于百人的建筑里教授该课程的学位。我教气象学的地点，有教堂地下室、活动房停放处、家庭的私密室和起居室。他们来到中溪镇、木材镇、水城，来听我讲课。有工厂工人、家庭妇女、商人、警察和消防队员。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东西：饥渴—不由自主的需求。”
在他保暖内衣的袖口上有许多小洞。我们正站在房间的中央，我等待他继续往下说。此时正值一年中、一天中的最佳时刻，等待琐屑然而持续不断的烦恼进入事物的内部。黑暮、沉寂、透心的寒冷。某种天生的孤独。
我回到家的时候，鲍勃·帕尔迪正在厨房里练习高尔夫球的挥棒动作。鲍勃是丹妮斯的父亲。他说，他正要到玻璃镇去做演示，开车经过城里，心想或许可以带我们全体去吃一顿饭。
他双手合拢，在自己的左肩上方慢慢挥动，随后平稳地做出击球的弧形动作。丹妮斯坐在靠窗的凳子上注视他。他穿一件半截头的粗羊毛衫，两只袖子松松地悬在衬衣袖口上。
“什么样的演示？”她说。
“啊，你晓得的，展示图表啦，标上箭头啦，在墙上涂些颜色啦。这是一种扩大影响的基本手段，心肝宝贝儿。”
“你又换工作了吗？”
“我在筹集基金，而且忙得不可开交，相信我吧。”
“什么样的基金？”
“任何可以筹集的东西，你明白吗？人们要把食品券给我，那些蚀刻版印刷的玩意儿。嘿，好极了，我不在乎。”
他俯身做着将球轻击入洞的动作。芭比特交叉双臂，斜靠在冰箱的门上，望着他。楼上，一个英国口音的声音传来：“除了旋转的感觉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眩晕。”
“基金干什么用？”丹妮斯说。
“有一件小事你或许已经听说过，称为‘核事故准备基金会’。一种根本上是工业方面的法定防护基金，以备万一发生某种情况时有用。”
“以备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以备万一我饿晕过去了。让我们悄悄地弄点儿肋排骨，我们为什么不呢？你们中间有喜欢腿肉的人，有喜欢胸脯肉的人。芭比特，你有什么说的？我几乎准备好了宰杀我自己的动物。”
“不管怎么说，你这一次换了几份工作？”
“别来烦我，丹妮斯。”
“没关系，我不在乎，干你想干的事好了。”
鲍勃把三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带到大篷车游乐场去。我开车送芭比特去给特雷德怀尔读报，这瞎老头和他姐姐一起住在河边的房子里。怀尔德坐在我俩中间，翻弄着特雷德怀尔奉为宝贝读物的超市小报。芭比特作为给盲人朗读的志愿者，对于这老头喜欢说不出口的庸俗的读物的口味持有保留意见。她认为，残疾人道德上必须规范于更为高尚的娱乐方式。如果我们不指望人类精神在他们身上取得胜利，那么我们还指望谁呢？他们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正如她以身作则地当着读报人和道德弘扬者。但是，她在自己的职责上是很称职的，她给他朗读时极为认真，好像在对一个小孩子转述死者在答录机上的留言。
怀尔德和我在车里等候。朗读结束后，我们三人计划在“精致饼店”里与到大篷车游乐场玩的那伙人会合。他们在那里吃甜点心，我们就吃晚饭。我随身带了一本《我的奋斗》来打发今晚这段时间。
特雷德怀尔的家是一座木结构的旧房子，沿游廊的格子棚架已经锈蚀。芭比特进去之后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她满腹狐疑地走到游廊的尽头，向昏暗的院子里张望。然后，她慢吞吞地向车子这边走过来。
“门开着，我进去，却一个人也没有。我四周都看了，一样东西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我上了楼，见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好像也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关于他姐姐你知道些什么？”
“她比他年纪还大，而且，如果不考虑他瞎了而她没有瞎的话，那么她的情况也许更糟。”
附近的两幢房子黑沉沉的，都标着要出售。这个地区内其他几幢房子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最近几天特雷德怀尔姐弟俩的行踪。我们把车开到警察的营房，向一个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后面的女职员询问。她告诉我们说每十一秒钟就有一个人失踪，然后就把我们讲的话录了音。
在城外的“精致饼店”里，鲍勃·帕尔迪静静地坐着。当我们一家人边吃边谈时，这位高尔夫球手柔嫩粉红的脸已经在他脑袋上耷拉着。他的皮肉似乎整个儿在下垂，他看起来有一种被严格规定减肥的人的可怜相。他的头发是花大价钱修剪和分出层次的，边梳理边染上去适量的颜色。这样打理头发着实带有相当的技术含量，但是它似乎需要用在一颗更有生气的脑袋上。我意识到芭比特正在仔细端详他，设法弄明白他俩做夫妻时所度过的风雨飘摇的岁月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真是满目疮痍。他酗酒，赌博，把车开到河里，被人炒鱿鱼，辞职，退休，改名换姓来到煤城，雇了一个女人，让她一边与他性交，一边对他说瑞典语。那个瑞典女人的事让芭比特怒不可遏—不光是这件事，他居然还要来坦白—她就打了他，用手背、手腕和胳膊肘打他。往昔的爱情，往昔的恐惧。此刻，她望着他，怀着一股温柔的同情，还有一团似乎是深沉、爱恋的思念，而且丰富得足以对于他目前一连串痛苦具有降伏一切的魔力。但是，在我把思绪拉回到所读的书中时，我当然明白，这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感情，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一种好心肠而已。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用拖网搜索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