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睡着人的宅子既封闭又敞开。如同耳朵，它可以抵制轻易的穿透，却无法应付攻击。好在加勒比地区不存在恐惧。盯视熟睡者的无眶之眼算不上威胁——那不过是一种警醒，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为那样的眼睛没有眼睑，也没有盈亏。在加勒比，没人谈到弦月或半月。月亮总是圆的。总在漂泊和好奇。月亮对它看到的东西从不感到惊异，却也绝不厌烦：一对做仆人的夫妻背对背睡觉。男人只穿睡裤，光着上身来抵御热气；他妻子则穿着高级密布衣裤，连脖子都不露，表示对热气毫不在乎。他们的安全感在后背上。双方都感觉得到它从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知道其配偶稳定又能干的脊柱就在转身可及的距离内。所以他们的睡眠是平静的，相互支持的，不像楼上那个穿一身棉布睡衣的老人。他白天在花房里会不时打盹，以致晚上难以入睡。有时他需要半球形杯的白兰地才能入眠，即使如此，他仍会在自言自语中打发掉整夜；先是和手腕悄悄聊天，然后把听到的、需要传达的消息告诉天花板。一旦他说得痛快——找准了词，甚至拼出了一些关键词——就会像个可爱的小男孩一样高兴地轻笑起来。睡在另一间卧室的妻子已经小心地爬上楼梯上了床，她拿着装好并锁上的行李箱来到门边：她涂过指甲，皮肤上擦了点油，头发别好，牙也刷过了——满口牙齿都闪亮而整齐。她的呼吸依然很急促，因为她刚做完十二分钟的加拿大空军体操。后来她的呼吸减缓下来，在她睡觉用的面罩下是紧贴平静的眼皮的两颗浸过金缕梅汁液的棉球。她对睡眠充满希望，因为今晚她可能会做个该做的梦。与她的卧室一门之隔的隔壁（她已有一年没在这栋宅子中居住，特意选了一间客房而非主卧自用），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还大睁着眼。又是这样。她刚躺下就立刻睡着了，但一小时后就被关于大帽子的梦骤然惊醒。那是漂亮的女式大帽子，就是瑙玛·希拉、梅·韦斯特和珍妮特·麦克唐纳戴的那种，尽管她这种年龄不会看过她们的电影，即使看过也不会记得。羽毛。面罩。花朵。檐是扁平的、下垂的、卷起的和圆的。那些帽子在一阵飘忽后包围了她，惊醒了她。她躺在那里，在月亮的目光的注视下，不明白那些帽子何以对她如此不齿和拒斥。她才放弃寻觅恐惧的核心，便又想起了并非梦境的另一个画面。两个月之前在巴黎，有一天她去购物。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天气晴好，喜讯频传，她决定办个聚会来庆祝一番。她给所有她喜欢的人和一些不太喜欢的人都打了电话，然后驾车一路驶向十九区的那家超市。她清单上列出的东西一定应有尽有，不必考虑替代品和折中物。格雷少校牌酸辣调料，地道的褐色大米，新鲜的西班牙辣椒，罗望子果皮，椰子和两只羊羔的胸肉片。还有中国蘑菇和芝麻菜，棕榈心和博陶立牌的托斯卡纳橄榄油。当你刚刚被选作《伊人》杂志的封面女郎，当接二连三的纨绔子弟和嗓音沙哑的男人给你打来电话或是乘着载有波尔多白葡萄酒、三明治和小乐队的南斯拉夫旅游车到你的门外尖声喊叫，还有，当你收到一个魅力不减的老男人的信，说委员会对你的口试感到满意的时候——嘿，这会儿你到超市去买材料，准备一纸东方人为西方人设想的丰盛又平庸的菜单来恶心他们，这却会被印到《服饰美容》和《伊人》杂志里，用一种让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性印象深刻的方式：她在决定不对媒体撒谎时会显得如此年轻，而媒体却给了他们认为才十九岁的面孔一副年届三十的女人的嘴和眼。
在如此仁慈的环境中，既然知晓她既聪明又走运，购物单上的一切自然注定买得到。当幻象凝聚成一件黄色的连衣裙时，吉丁就不敢说那并不是她购物单的一部分了——对椰子和罗望子果皮的补充，有点像酸橙和西班牙辣椒的配料。这又是她的幸运。那幻象本身其实是一个身材过高的女人。吉丁清楚，在那女人长长的金丝雀黄的连衣裙下，是太过丰满的胸和臀。经理会笑着目送她走出门厅，因此，她和其余的人为什么要在店里目瞪口呆呢？是她的身高吗？是衬着金丝雀黄色连衣裙的柏油色的皮肤吗？那女人在货架间走过，她多色的便鞋似乎在地板上踩出了金子的印迹。她的两颊上各有一个倒V字形的印记，她的头发用和她的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头巾固定成型。货架间的人们都毫不尴尬地直盯着她而不侧目斜睨。她既没挎篮也没推车。她所有的只是那身黄裙和多色凉鞋。吉丁将手推车掉头，又回到货架间，她告诉自己要再看看蔬菜。那女人在奶品区低头打开一个纸盒，挑出三个鸡蛋。然后她把右肘放在左手上，把鸡蛋举在耳垂和肩头之间。这时她抬起眼来，人们在她眼中看到了一种强烈得简直能烧光睫毛的东西。
她举着鸡蛋，沿通道缓缓走向收银员，而收银员则试图告诉她，鸡蛋是成打或半打卖的，单个不卖——但她必须抬眼看进那双美得让睫毛相形失色的秀目来解释。收银员把话咽了回去，她想再试一次，那女人却伸手从黄色连衣裙兜中掏出一枚十路易硬币放到柜台上，转身便走。她走远了，在身后的地板上留下金色的轨迹，把所有人抛在后面。她左臂拢在腰间，右手举着那三个粉白色的鸡蛋，她走到门口时两只手又该做什么呢？谁都不知道。把手肘从手掌中移出去推开门吗？再转回来要一个纸袋吗？把鸡蛋放进衣兜吗？每个人都在心中祈求着她不要做那些，而是幻象般穿过玻璃飘出去。她确实这样离去了。其实他们不必操心，因为只要踩上门前的垫子，门就会开了。不过长久以来，他们已经忘记或是习惯了这点，直到那女人带着至高无上的美人的自信走到门前，门在沉默中遵从地打开为止，他们才亲眼得见。
吉丁现在不会承认，但当时在超市里，她和其他人一起透不过气。只是那么一点，只是突然吸了一口气，只是片刻的吸气，然后那个女人中的女人—那位母亲／姐妹／她，那个难以被影像记录的美人—就把人们的呼吸都带走了。
那女人走过超市橱窗时，吉丁的目光追随着她的侧影、她的背影——一路追随到不再有玻璃橱窗的世界尽头。而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就在即将让世上的全部美好、生命与呼吸消逝的灾难来临前的瞬间——那女人猛地向左转头，径直看向吉丁。那双不需要睫毛的美目转向吉丁，双唇微启，齿间喷出一道唾液的箭，射向人行道和倾倒的心。其实这本就无所谓。你一旦堕入爱河，气恼就是多余的，侮辱是不可能的。你嘴里咕哝一声“婊子”，但那种饥渴绝不会离去，绝不会合上。它明摆在那里，随时会被另一条金丝雀黄的连衣裙、另外三只握着白色鸡蛋的柏油色的手指，或是足以烧光睫毛的美目所勾起。
吉丁的好运还在继续。晚餐家宴令人难忘，堪称无懈可击。生活如同芝麻菜叶一般碧绿而优美地弯曲着。毫无瑕疵。没有眼泪，也没有褐斑。她总能买到购物单上的东西。嗓音沙哑的英俊男人想娶她，和她共同生活，支持、资助和推广她。秀外慧中的女人想做她的朋友、知己、爱侣、邻居、客人、玩伴，邀她做客，做她的仆妇、学生，或只想住在她近邻。一个幸运的姑娘——为何抛下这种生活，给老亲戚打长途电话，给一位富有、对她唯命是从的旧识写兴致勃勃的请求信或求助信，甚至当她购物清单上的东西在巴黎应有尽有时随便登上法国航空公司能提供的任何一架航班飞往多米尼加？什么都不缺，连一个拥有烧光睫毛的眼睛的黑女人的唾沫都有。
吉丁溜下床铺，走到窗前。她跪到地上，双臂交叉放在窗台上，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她把手背举到嘴边，用牙齿轻咬着柔软的皮肉。她揣摩不透，那女人侮辱的姿态为什么会使她出轨——把她震离常规之外。她为什么想让那女人喜欢和尊重她。那诚然让她把兴趣从杂志封面和学位中抽离。在窗外，她能看到溶溶月色下小岛另一侧的群山，如瓦莱里安所说，那就像一百名骑手骑着一百匹马。小岛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他曾经指着远处的三座山峰给她看，但吉丁初来时陪伴她们周游全岛的玛格丽特却对此只字未提。一个骑手。只有一个。因此岛名中的“骑士”用的才是单数。一名法国士兵骑在一匹马上，而不是一百名。这个故事她是从一个邻居——瓦莱里安售出住房的第一家买主——口中听说的。但瓦莱里安还坚持他自己的故事，他更喜欢百骑的说法，觉得它更准确，因为他是听米歇林医生讲的，医生住在城里，对全部故事一清二楚。“他们还在那儿，”他说，“如果你在夜里走到那地方，还可以看见他们呢。不过我认为我们不会相见。如果他们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一直骑马奔驰，就会和我一样疲乏了，我可不想遇见比我老、比我累的人。”
也许他们并不老，吉丁望着窗外想。也许他们还年轻，还在骑马。一百个人骑着一百匹马。她想象着一波又一波的骑士，可不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在巴黎邂逅的黄裙女人。她又爬上床，竭力确认困扰着她的感情。
那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到孤独。孤独又虚伪。或许是她反应过度。那女人出现时她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在那三个嗓音沙哑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她最想嫁的，那人最急于娶她，是个令人激动、机灵、有趣、性感……的男人，是吧？我猜我要嫁的男人是他，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娶的人是我或者仅仅是个黑人姑娘？而如果他要的不是我，只是长得像我、言谈举止也像我的任何黑人女孩，当他发现我讨厌大耳环，我不需要拉直一头鬈发，明戈斯只会让我昏昏欲睡，有时我还想尽情释放躯体内的灵魂——不是美国人，不是黑人——只做我自己，这时他会怎样？假如我们婚后他和别人睡觉，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他带妮娜·冯去度周末时的那种感受吗？他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们不该对彼此坦诚吗？他不要以谎言维系的关系。我呢？后来我们下了决心，订下日期——没有婚礼，只有婚姻——他扔掉了旧床垫，买了个新的，他说这是让我们在上面一天天变老的新床垫。
后来是杂志封面，再后来她拿到了学位，然后就是那穿黄裙的女人。随后她就逃开了，因为瑞克是白人，那女人向她吐唾沫，而且她得来看她的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们有什么感觉，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白种欧洲人不像白种美国人那样坏；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吗？她上的那些学校、她在那儿交的朋友都愿意看到她待在巴黎。他们到处吹嘘这些。当然，她并非需要他们对任何事的看法。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是她的亲人了——但除了小时候在瓦莱里安的宅子里消夏之外，她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大学毕业后就压根儿没有过了。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劝服瓦莱里安为她付学费，而他们则寄给她别的开销，反正也没别人花他们的钱。纳纳丁和西德尼对她至关重要，但他们的想法对她却无关紧要。她曾让他们静下心来沟通，在动手做任何事之前先理出头绪。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在哄他们开心，还没说什么涉及她计划的决定性意见。当他们问及她对那个给她打电话、每周给她写信的瑞克是否认真时，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她想回巴黎去，只是为了取回她的东西。在纽约有件小工作，她准备先干着，今后她想做自己的买卖，一家画廊或精品店什么的……她这样告诉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面孔，然后嘛……嘿，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最终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了。他们开怀大笑，但他们的眼睛告诉她，他们乐于和她一起开店，不过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干了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拖开。
吉丁踢掉床单，把头埋在枕头下躲避晃眼的月光，也挥去那个穿黄裙的女人的身影。
吉丁下床眺望远山的时候，瓦莱里安就醒来了。他结束了对天花板的倾诉，在手腕上准确地拼写出这样一条信息：这些冰箱出了大毛病，透视错误的暴力意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煤炭笔记。他为白天的事态变化烦恼，匆匆嘬饮了白兰地，而且躺下来想了一阵事与愿违的事情：与别人不同，他被推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但在为了退休而斗争。
他三十九岁时曾发誓要在六十五岁时准时退休，他那时还没有开始过辗转于总经理专用洗手间和他的书桌——大理石笔架上插着的圆珠笔笔芯已经变干，铅笔削得又长又尖——之间的日子。他还下了决心，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叔父们那样让人厌烦的企业家：固执己见，到处插手，用指甲抓住办公桌不放；在与老客户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新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叔父们问道。
“命名太娘娘腔了。”
“娘娘腔？”
“是啊。就像‘瓦伦丁’一样。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孩子坐在马路边上，嘴里含着那些小巧的糖果？我们只能在应季方面下功夫。比如情人节。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些带果仁的糖呢？”
在东部和中西部，这些糖果无人问津。它们被摆在电影院展柜和糖果店的货架上，直到硬得像石子，粘在一起像葡萄。
“毕竟还有人买啊。”叔父们说。
“黑小子，”零售商说，“黑小子们买这种糖。马里兰，佛罗里达，密西西比。也就回本了。把这种女里女气的玩意儿卖给黑小子，谁都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北方，难道就不想要他们在密西西比能买到的东西吗？”
“见鬼，不想。他们都在离开南方。他们一旦搬走，就想把那玩意儿撇下。他们不想勾起旧事。阿拉加糖浆在纽约算是死了。还有金尘皂、‘瓦莱里安’，都卖不出去。甩卖了吧。”
但他们没有甩卖。至少没有马上这么办。叔父们让那个品牌在南方自然销售，直到四十年代初食糖短缺，即使在那时，他们仍不懈地为该品牌继续存活而奋战：他们在浴室里想，在午餐桌上想，他们阅读食品工业文献并召开内部决策会议，商讨是否要在密西西比生产一种镍盒装的瓦莱里安糖果，那里的甜菜极其便宜，劳力也几乎不要钱。“哦——瓦莱里安！！”盒子上写着。仅此而已。连糖果本身或是吃糖果的笑脸都没画上一张。瓦莱里安感激他们的努力，但也承认那是出于感性而不是精明专业的头脑，于是再次发誓，就算之前不行，他到六十五岁也一定会退休，而且绝不让他的东家身份把他拴在那个位置上做头蠢驴。他毕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其他爱好的股东。正因为那些其他爱好——音乐、书籍——他才在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度过九年无儿无女的婚后生活，扛过漫长、可恨又发霉的离婚独居，经历入伍与退伍后仍能坚强如初。战后，他去缅因州参加一次食品工业机械展销会，其间走出屋子，想吸一口冬天的空气。就在那儿，在一辆载着北极熊的彩车上，他看到了缅因小姐。她那么年轻，美得那么令人措手不及，他倒抽了一口气，呛得直咳嗽。她全身红白相间，就像“瓦莱里安”糖果一样。于是，已经三十九岁的他表现出了他的叔父们曾有过的同样的感性。这使他的决心更加不可动摇，除去对公司、对企业的敬意，他要像他们要求为他们工作的瑞典人和德国人那样，在六十五岁退休。这终归是个家族作坊。他们用了一点食糖和一点可可，过着不错的日子——不光他们自己，还有九十个外人，住在厂区附近的邻居待在那儿，喜欢那儿，主要因为不论早晚都有浓郁的糖果气味迎面扑来。嗅到气味简直就等于吃到糖果，何况他们也真的能吃到——当年，“小无赖”的糖渣会被按时送给孩子和无家可归的男人。当那些流浪汉在通往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希尔达一个收容所的火车上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费城可口的气味，心情里的那份愉悦远胜过想起那里的女人们的时候。对那些在糖果空气中长大的孩子而言，童年永远挥之不去，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永远长不大的原因。他们搬到达拉斯和阿尔图纳，洗耳恭听别人讲童年的故事，毫不眼馋。他们很少描述自己的童年，因为你怎么能使别人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你只能说上一句“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糖果厂，气味好极了”。因此，他们把童年保存在自己心里，比他们在达拉斯、阿尔图纳和《新港新闻》保存得更久。
斯特利特兄弟糖果公司从未抛弃过邻里，也没有忘记过工人。公司就在原来的厂区、原有的厂房背后扩建了；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销售人员，甚至在买下机器取代了原先的瑞典和德国女工时，本着对斯塔兹奶奶和这家企业的尊重，仍然留着她们做别的方面的工作，尽管他们显然并不需要她们。到瓦莱里安接手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个不错的品牌，那些女工全去世了，只有叔父们还健在，也正是出于对企业和其在邻里的传统地位，以及对附近居民的好心的同等尊重，他才决心在变老年痴呆前于六十五岁退休。
他娶了缅因小姐，她生下男孩之后，他和他的叔父们一样舒了一口气，但没有受到诱惑，用他儿子的名字去创立一个新品牌。到那时候，他们已经缩小了“小无赖”包装上的帽子，没人会再把它和罗斯福总统联系起来了如今你已经很难见到“小无赖”纽扣糖了。这么多年来，瓦莱里安从未背弃六十五岁退休的时间表。他一直为此做着准备。没花多少钱就在加勒比海买下一座小岛；在远离蚊虫的山上盖房子，在他有时间而他妻子也没有心血来潮去别处时到那里度假。这些年来，在地块广大而买主谨慎的条件下，他卖掉了岛屿的一部分，但仍与其他人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在六十五岁时让出公司、由他儿子接班的梦想。可惜他儿子对“小无赖”或隐居小岛缺乏兴趣。瓦莱里安十分失望，因此同意把公司卖给一家糖果大亨，两年之内产值居然提高了两倍。瓦莱里安把注意力转向整修住宅和土地，完善岛上的邮政，对比着美国公民的居住税估量法国公民的殖民税，消灭鼠、蛇及其他害虫，修整地形以便更舒适地居住。在确定迈克尔永远不会与他亲近时，他便修起那座花房，用人工控制下永不凋谢的生命来迎接死亡。看来这是他简单又卑微的希冀。正常，体面——诚如他的一生。美好，慷慨——诚如他的一生。除了西德尼和昂丁，似乎无人能理解这点。他从不自渎，而且认为养生这种事是俗气而徒劳的。他对体面的要求颇有人情味：他从不欺骗任何人。只要他能选择，甚至有时不能选择时，他都做了更好的事。他从不吝啬，也从不挥霍，他的原则总是通情达理的。他曾打过网球和高尔夫球，但主要是为了生意，而不是出于乐趣。他也曾和朋友及客户无数次地讨论他正在加勒比建造的住宅，讨论土地的价值、免税额、建筑师、设计师、空间、线条、色彩、微风、罗望子树、飓风、可可、香蕉和木棉花。曾经有两三个姑娘帮他进入了五十岁（很不错，很不错）。玛格丽特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恼火。她们只是五十岁后的海洋里的救生员，帮助他游上了岸。大战期间，他一度想过他生命中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却始终没有任何事发生。他从未收到任何这个世界所期待的消息。他知道那消息不是他发出的，他还没有设想出消息，但他相信他是合格的传递人。那种事不曾降临到他头上，于是他以一个光棍的身份原封不动地恢复了社会生活。直到他邂逅了缅因小姐（亚军那位眼红的祖父拥有的一家报纸称她为“缅因第一美人”），她打扮得就像以他命名的那种糖果。他的青春就在她的红衣白裙之中，那是一个雪白的、情人节的瓦莱里安。北极熊的新娘成了他的妻子。婶母们对他娶了一个平民出身的十多岁少女的反感，几乎因为他儿子的出生而即刻瓦解了。于是瓦莱里安不再需要青春，他的儿子便是他的青春。如今男孩已长大成人，却永远稚气未脱，因此瓦莱里安想再次拥有自己的青春并找一个地方来度过它。他的青春在父亲过世的时候便被夺走了，他母亲、婶婶和姑姑一下子全都从爱说笑的大女孩变成了悲痛严肃的老妈妈，她们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禁止他为丧父而感到哀伤。所幸有一个成天醉醺醺的女人为他们洗衣服。尽管他在六十五岁后又留了一年处理变更事务，又用了一年确保诸事已经到位，但总算在六十八岁那年退休，归隐十字树林，心安理得地靠着白兰地沉睡。
玛格丽特既没有做梦也没有睡熟，尽管凝视着她面孔的月亮如此确信。她正经历着失眠症的可怕折磨——没有醒来，本属于睡眠的空间充满一些单调的念头。破布头，堵住下水管的布和团皱的纸餐巾。旧日的悲伤和窘迫，忌妒与冒犯。都是些不光彩的片断，既没有深到会梦见，也没有浅到会忘却。不过她还抱着入睡的希望，觉得自己可能会做该做的梦，或许可以借此驱散她忘记东西名称及用途时折磨着她的偶尔的失忆。那种症状多半发生在吃饭时，以及若干年前她用公主牌电话的那次——她想把听筒跟她的汽车钥匙和通信录一起塞进钱包。这种情况很少，但那种受惊的阴沉感却足以持续很久。与朋友共进午餐后，你可能会走进女卫生间，把唇膏从管中旋出，却突然想不起那是要用来舔舐还是为了写自己的名字。由于无法预料这种毛病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总有一种淡淡的恐惧纠缠着你——只有睡眠时除外。这位美人带着宁静与希望的脸蛋遗传自一对长相平凡的父母：约瑟夫和莉奥诺拉·罗迪，他们曾经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们漂亮的红发孩子。通奸当然未被列入考虑（莉奥诺拉直到六十岁以后才让人们看到她光腿的模样），但那头发使乔感到困扰——在餐桌上吸引了他的目光，让他食不下咽。他看到小玛格丽特的皮肤像知更鸟的蛋壳一样细润，简直有些发蓝，便搓起拇指。莉奥诺拉耸耸肩，把一块比缅因州还要古老的缎带罩在头上。她和丈夫一样不解，但没有那么大惊小怪，虽说在九点半的弥撒时看着有点可笑：玛格丽特的头在她其余孩子煤黑色的头顶之间如余火般闪光。她无法解释原因，也没有试图解释，但乔却不停地搓拇指，一边盯着他小女儿男孩般的蓝眼睛。他把拇指搓来搓去，直到猛地用拳头敲了一下太阳穴，一下子想起了布法罗。住在布法罗的姑奶奶塞莱斯蒂娜和艾丽莎——一对有着藏红花色头发和北方人白皮肤的双胞胎。他大呼小叫，开始对人讲他那对在布法罗的姑奶奶，其实他从六岁起就再也没见过她们了。他提及她们时，他的兄弟们连连高声称是，但他仍觉得他从朋友们的眼光中看出了怀疑。于是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写信到布法罗，邀请那对双胞胎姑奶奶到南苏珊娜来。她们很高兴接到他的信，但对这位已经记不起的曾侄孙突发的热情感到困惑。长达一年的时间，她们借口年事已高，一次都没有来访，直到乔提出由他来付公共汽车费。“哪儿？”莉奥诺拉问道，“让她们睡在哪儿？”而乔则扳起手指：阿道夫、坎皮、埃斯特拉、塞萨尔、尼克、努齐奥、米克莉娜或任何散居在县里各处的罗迪们。莉奥诺拉抬起头看着天花板，把比缅因州还老的缎带罩在头上，随后便去望弥撒，求圣母保佑她家里平安。
姑奶奶们来了，乔到车站接她们的时候看到她们藏红花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大蒜色，就又敲起自己的太阳穴。不过，聊胜于无的是，他在众人面前款待她们时提起她们失去的火红的头发，她们笑着承认，说它自然已经不见了——这就足以向大家证实，那样的发色和那样的皮肤一度存在，因此经过四代之后在玛格丽特·莱诺尔的小脑袋上再现，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它在她身上仍然留下了痕迹——那种颜色让她那样漂亮。布法罗的姑奶奶们回去之后，乔和莉奥诺拉便不再理会她了。或许是她的美貌让他们有些畏惧；或许他们只是觉得，唉，至少她还长得漂亮。她不用担心了。他们退向一旁，由她去了。他们照顾她，却收回了关注。他们把力气花在其他不漂亮的子女身上；他们不再把已有的知识和信息传给这个漂亮孩子。他们把知识存储下来，分给那些需要培养性格的孩子。他们把余下的精力用来解决在一个不想让他们留下的县里生存下去的问题。在土地开冻后的月份里，乔和他的兄弟们在地上打了一个洞。他们用煤渣块砌墙，封顶，设了一个厕所和一条煤气管道。罗迪们一点点从院子对面的拖车中搬进了煤渣围墙的地窖。考虑到缅因州冬天的酷寒，全家人挤在里面就算相当暖和了。随后，乔又造起第一层的墙壁，到一九三五年，一家六口已经住进罗迪兄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的七间屋的住房里。莉奥诺拉把拖车租了出去，但是留下后院种植她毫无原因地喜欢的辣椒、玉米、大倭瓜和耧斗菜。但玛格丽特总对那拖车情有独钟，因为她觉得在那里，疏离感不会趁虚而入。在徒手建造的住宅中，以及后来在切斯塔街上的大砖房里，在她父亲和叔父们购进两部卡车成立了罗迪兄弟公司之后，孤独感只会部分地从叔父们和姑婶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更多的则存在于莉奥诺拉和约瑟夫·罗迪的头脑（而非心灵中）而难以接近。因此她在高中毕业八个月后出嫁时已经不必离家，因为她早就走了；她不必离开家人，他们早已撇下了她。除了她给他们的钱和简短的电话外，她仍是离家在外的。事情一直是这样：她离开，而别人则待在他们所归属的地方。她在上下楼梯；而别人似乎已经在什么地方扎下根了。她在拖车的两级水泥台阶上；在手建住宅的六级木梯上；在被戴上美女桂冠时所在运动场的三十七级看台阶梯上；在瓦莱里安·斯特利特住宅极宽的百万级台阶上。她幸运地爱上并嫁给了一个拥有比她的小学学校还大的住宅的男人。那栋住宅有三层，遍布珠灰色的姓氏首字母S——杯子上、托盘上、玻璃杯上、银器上，甚至在他们的床上。当她和瓦莱里安舒适地躺在床上面对彼此、脚趾相触时，被子折边和枕套上的珠灰色字母S环绕着她，让她像电影《蝴蝶梦》中的琼·方登一样浑身僵硬。直到听丈夫说他的前妻与此无关，是他祖母制作了一些花押字母，并由他母亲把剩下的完成时，玛格丽特才感到踏实。但当他外出，这栋空旷的大宅子里只有一对黑人夫妇满脸不友好地伺候她时，她仍无法摆脱那种被淹没的感觉。在宅中独处时窥视一个房间，看来还可以，但就在她转身的瞬间，却听到身后有隆隆声，而她又能对谁讲这些呢？当然不能告诉两个黑人。她只有十七岁，甚至不能像主妇那样吩咐他们。她想，大概和客房服务差不多吧，于是就叫他们把她要的东西拿进来，他们照做了，但在她喝着可口可乐说谢谢时，他们笑得意味深长，她恨这种笑。那个叫昂丁的女人做饭和打扫；那男人也干，还要在早晨陪瓦莱里安聊天，掸刷他的衣服，送一些去洗衣店，送一些去干洗店，有些就彻底不见了。在家里她无事可做，只能在孤寂中自娱自乐，这已经够糟了，而与瓦莱里安的朋友一起吃饭更糟。在那种场合，男人们谈论音乐、金钱和马歇尔计划。她对这些一无所知，但她从未傻到假装明白或者想加入谈话。太太们围绕这些话题聊着，或者插进去说两句笑话，就像奶油甜煎饼的馅里有了绿斑点。一次，她给一位太太指引楼下的女卫生间，那人问她在哪儿上的学，她说在南苏珊娜。那女人又问那是什么。玛格丽特说，南苏珊娜高中。那女人对她咧嘴大笑了好久，然后拍拍玛格丽特的肚子：“干活去吧，快点，亲爱的。”
玛格丽特的生活内容是瓦莱里安带她去听音乐会，两个人去饭店就餐，甚至独自在家吃饭。要不就是孤身独处，由着那对黑人夫妇神秘地在宅子里飘来飘去。在婚后第四个月里，她坐在装有纱门的前廊里收听《寻找明日》，这时昂丁拿着一罐亚麻子油走过，说：“劳您驾，他们抓住琼·巴伦了吗？”玛格丽特说还没有，但应该快了。“噢。”昂丁说着，便开始给她讲解一系列角色的情况。玛格丽特本不是习惯倾听的人，在昂丁面前却是，于是她们的关系便亲密起来。玛格丽特不再害怕了（不过要过一段时间，西德尼才不会让她充满敬畏）。她期待着与昂丁聊天。昂丁的头发当时还是漆黑的，用她的话说，每月做一次造型。她们谈论瓦莱里安的家庭，南苏珊娜和巴尔的摩，那里是昂丁的家乡。昂丁正要给她示范怎么做出面包壳的时候（当时玛格丽特已经知道那是一种荣幸，因为昂丁不喜欢和别人分享她的烹调秘方或者厨房的地盘），瓦莱里安却打断了她们，他说她应该指导仆人，而不是与他们共事。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和她们一起去看电影。这句话大大伤害了玛特丽特，因为和昂丁一起去看场电影正是她所想的。夫妻俩为此吵了一架。倒不是因为玛格丽特认为瓦莱里安不对：她从来没见他做错过什么，而且也不相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错。也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没有凭那双平和的眼睛或者干脆而平静的嗓音在让你放心的同时揭你的短。尽管她在争辩中所捍卫的主题是昂丁（即使不是所有的黑人）和他们这些做主人的一样好，她自己却不相信这点，何况那也不是分歧所在。瓦莱里安对昂丁与西德尼从不粗暴，事实上他还纵容他们。不，焦点不在于与黑人为伍，而在于她的无知和她的血统。那是一场糟透了的争吵，他们俩第一次对彼此说了令人悔恨的话，在夜里，他们的脚趾不再相互触碰。这可把玛格丽特吓坏了——害怕可能失去他。虽说她放弃了看电影的想法，而且还在一个下午偷偷溜进昂丁的厨房，但她接受了那位夫人在卫生间给她的忠告，“干活去吧，快点”。孩子出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只有身后的隆隆声越来越大，甚至在她抱着孩子穿过房间时，只要她一转身，它就会在背后出现。用带迈克尔走上那些宽大如同键盘的白亮台阶来教他数数令她喜惧参半。一、二、三……他的小手握在她的手中，一边登上一级级台阶，一边重复着那些数目。没人会相信，她爱他。她并不是《国家调查》中的那种女人。没人会相信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极端护犊或者怀着未竟的梦想为孩子设计未来的母亲。如今，既然迈克尔已经成人，在世上她所知道的人当中，他在她眼中是最出色的，也是最聪明、最善良的。她喜欢有他在身边，喜欢和他谈天、围着他转。并不因为他是我儿子，她告诉自己，我唯一的孩子，而是因为他有趣，而且他认为我也有趣。我对他是特殊的。并非作为一个母亲，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像他之于我。
她想住在他身边，但表现得并不像一只孵蛋的母鸡。恰恰相反。她已经毅然决然地切断了纽带，把儿子当做一个独立个体来欣赏。他只是比她的女性朋友更好的交往伙伴。更年轻，更自由，更有趣。他还是比她认识的男人们更好的同伴，那些人不是想诱惑她，就是想教导她，要么就是让她无聊死。与迈克尔在一起，她觉得自然，自在，无所畏惧。和他在一起没有竞争，没有胜利，没有标榜，不必装模作样，她就是她自己，而且在他面前，她从未忘记过东西的名称和用途。也不总是那样。他还是婴儿时似乎想获得她的一切，而她却不知道该给他什么。那时候她就爱他了。但没人会相信这一点。他们会以为她是《国家调查》上报道过的母亲们中的一员。而既然她丝毫不像她们，她终于能够睡着，不过没有做她该做的梦。
楼下，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在仆人的生活区，西德尼和昂丁轮番去卫生间，然后很快回来睡觉。昂丁梦见自己滑进了水里，她怕沉重的腿和浮肿的脚踝会让自己下沉。她还在梦中，转过身却触到了她丈夫的后背——梦消失了，焦虑也随之消失。他现在仍像往常一样在巴尔的摩，因为那里在他心目中始终是一座红色城市——红色的砖，红色的太阳，红色的脖子和红衣主教——他梦中的那座城市如今成了铁锈色。车辆、水果摊，全都是铁锈色的。他离开那座城市前往费城，在那里成了一个勤劳的“费城黑人”——这个种族中最为自豪的人群。那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他最鲜活的梦境却仍是一九二一年锈红色的巴尔的摩。鱼，树，音乐，马具。那是他每晚都要做的微小的梦，在白天却从未想起。所以他从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使他恢复了精力。
现在他们都睡着了。没有什么打扰他们。当然不是月亮，黑暗中也没有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