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不会说俏皮话,所以净说废话!”费德先科在讲自己的故事前,先感叹道,“如果我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会说俏皮话,那今天晚上我就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公爵,请问高见,我总觉得,世界上的贼比非贼要多得多,世界上甚至没有一个一辈子没有偷过东西的正人君子。这是我的想法,然而,我决不是想由此得出结论,大家统统是贼,虽然,说真的,我有时候非常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请问阁下高见?”
“哎呀,您这话多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听罢立刻插嘴道,“真是胡说八道,哪能什么人都偷东西呢,我就从来没偷过东西。”
“您的确从来没偷过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但是我们先听听公爵的高见,瞧,他突然满脸通红。”
“我觉得,您说的是大实话,不过太夸大了。”公爵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脸红了。
“那么您,公爵,您没偷过东西吗?”
“哎呀!这话问得多可笑呀!别犯浑啦,费德先科先生。”将军起来打抱不平了。
“无非因为一入正题,您就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所以您想拉公爵陪绑,幸亏公爵好说话。”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口齿清楚地说道。
“费德先科,您要么说下去,要么就闭嘴,不要拉扯别人。您这唠叨劲真叫人受不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急躁而又恼怒地说道。
“我这就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既然公爵承认了,我坚持认为公爵等于承认了,那么,比方说,如果别的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也想说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对此有何高见呢(我不想点任何人的名)?至于我,诸位,也就大可不必再讲了:这事很简单,但是既混账而又下流。不过,我向诸位保证,我不是贼。我偷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偷的。这是两年前的事,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家的别墅,在某个星期天,他家请客。饭后,男人们留下来继续喝酒。我灵机一动,想请他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芙娜小姐出来弹几首钢琴曲。我走过犄角的一个房间,看到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向干针线活的那张小桌上,放着一张绿色的三卢布票子:她拿出来大概是做家用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我拿起这张票子,就放进了口袋,拿去干什么用——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鬼迷了我的心窍——我也不明白。我只是赶紧回去,在桌旁坐了下来。我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心里七上八下,可是嘴里却不停地唠叨,又是讲故事,又是傻笑。后来,我又坐到太太们身边凑热闹。大概过了半小时,主人发觉了,盘问女仆。他们怀疑一个名叫达里娅的女佣人。我当时表现出非凡的好奇和同情,我甚至记得,当达里娅完全慌了的时候,我竟开口说服她,劝她认错,并用脑袋担保,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定会发善心,饶了她的,而且这些话我是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说出来的。大家瞧着我,我心里感到非常得意,因为正当我高谈仁义道德的时候,那张票子却在我兜里静静地躺着。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去饭馆里喝光了。我走进饭馆,要了一瓶拉斐特酒。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要过一瓶酒,而且干喝,其他什么也不要。我想赶快把这钱花光。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都没有感到特别的良心责备。下回,我大概也不会再偷了。这事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悉听尊便,我无意置喙。好,就这些。”
“不过,这自然不是您做的最坏的事。”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厌恶地说道。
“这是一种心理,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
“那女佣人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极端厌恶的心理。
“那女佣人,不用说,第二天就被开除了。这是一个治家颇严的家庭。”
“您就听之任之?”
“这话问得多妙!难道我还去自首不成?”费德先科嘻嘻笑着,但是大家听了他的故事后普遍感到很不愉快,这使他有点吃惊。
“这有多肮脏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叫道。
“哎呀!您又要听人家讲最丑恶的事,又要它光彩照人,能行吗!最丑恶的事永远是十分肮脏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伊万·彼得罗维奇开讲。许多事表面看上去冠冕堂皇,而且还想摆出一副仁义道德的模样,无非因为有他自己的马车罢了。自己有马车的人多的是……可是用什么手段……”
一句话,费德先科越说越有气,终于如脱缰之马,以至忘乎所以,说了些过头的话,而且他的脸都气歪了。不管多么奇怪,但还是十分可能的,也就是说,他讲这个故事,希望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赞誉。正如托茨基所说,这种趣味低劣的“失算”和“别出心裁的自吹自擂”,就费德先科来说,发生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甚至气得打了个哆嗦,她瞪起眼睛看了看费德先科,费德先科立刻害怕起来,闭上了嘴,他害怕得差点全身发冷:说得太离谱了嘛。
“干脆到此为止,不讲了,好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诡计多端地问道。
“该轮到我了。但是我要使用给予我的优惠,不讲了。”普季岑断然道。
“您不想讲?”
“我没法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总之,我认为这种游戏是令人难堪的。”
“将军,下一位好像该轮到您了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说道,“如果您也不讲,那大家都学您的样,咱们这事就算吹了,我会觉得遗憾的,因为我本来打算在末了讲一讲‘我自己身世’中的一件事,但是我要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了之后再讲,因为你们先讲,会给我增加些勇气。”她说罢大笑。
“噢,如果您也答应讲,”将军热烈欢呼,“那我情愿把我一辈子的经历都讲给您听。说实话,我在等候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仅仅根据将军大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用文学创作的特别乐趣给自己那个小小的故事加了工。”费德先科虽然还有几分窘态,可是仍旧壮起了胆子说道,而且话中带刺地微笑颔首。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抬起头瞥了将军一眼,也暗自好笑。但是可以看出,她心中的苦闷和愤激已经越来越强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也要讲,心里就更害怕了。
“诸位,我也像任何人一样,在我的一生中做过一些有伤大雅的事,”将军开讲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马上就要讲的这个简短的故事,我自己却认为它是我毕生所做的一件最最丑恶的事。不过,说吧,扪心有愧的印象。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事做得非常混账:当时我还只是个准尉,在军队混口苦饭吃。嗯,大家知道,一个准尉:第一,血气方刚,第二,薪饷很少。当时我雇了一名勤务兵,名叫尼基福尔,他非常关心我的家务,替我省吃俭用,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甚至到处去偷能够偷到的一切,以此来贴补家用,真是一个忠心耿耿、既诚实又可靠的人。不用说,我对他很严,但是也很公正。有一个时期,我们驻扎在一座小城。在城外,分给我一套住房,住在一位寡居的退职少尉太太家。这位少尉的遗孀是个老太婆,不是八十岁的话,起码也近八十了吧。她那座房子又旧又破,是座木板房,因为穷,连女佣人也雇不起。但是,主要的,也是最糟糕的是她家从前曾经人丁兴旺,亲戚众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人陆续死了,另一些人客居他乡,还有些人则把老太婆忘了,而她丈夫在大约四十五年前就已故去。在此以前,倒也有个侄女,同她住了几年,这侄女是个驼背,据说凶得像老妖婆,甚至有一次还咬了老太婆的手指,但是后来连这女人也死了,于是就只剩下了老太婆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三年苦日子。我住在她家感到很无聊,加上她四壁空空,不用想在她身上捞到任何好处。最后,她偷了我一只公鸡。此事至今真相不明,但是除了她没有旁人会做这种事。为了公鸡的事我跟她吵了一架,而且吵得很厉害,可是这时候正巧碰到一个机会,我一提出申请,就让我搬到另一座房子去了,也在城外,但方向相反,这是个商人家,人丁兴旺。我现在还记得,这商人留着大胡子。我跟尼基福尔高高兴兴地搬走了,满腔恼怒地离开了那个老太婆。过了约莫三天,我从教练场回来,尼基福尔向我报告:‘老爷,咱们不该把那个大汤盆留在从前那个女房东家,现在都没盆盛汤了。’不用说,我很吃惊:‘怎么搞的嘛,咱们的汤盆怎么能留在房东家呢?’惊讶的尼基福尔继续报告说,我们搬家的时候,女房东不肯把我们的汤盆还给他,因为我把她的瓦罐打碎了,因此她扣下我们那只汤盆来赔偿她的瓦罐,而且这办法,据她说,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她这么卑鄙下流,不用说,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热血沸腾,跳将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去。我找到老太婆时,可以说,我已经气糊涂了。我看见她在外屋,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墙角,好像躲在墙旮旯里怕太阳晒着似的,一只手支着腮帮子。我立刻向她大发雷霆,我说:‘你这混账东西,你这老混蛋!’总之,用咱们俄国的骂人话把她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再一看,她那模样有点怪:她坐着,脸冲我,瞪大了两个眼珠,一句话也不回答,而且眼神是那么怪,怪极了,仿佛身子还在摇晃似的。最后我火气消了,定睛看着她,问了她几句话,她还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犹疑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苍蝇在嗡嗡叫,夕阳西下,一片寂静,我终于十分惶恐不安地离开了那里。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让我去见少校,后来又到连部去了一趟,因此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尼基福尔见到我后的头一句话就是:‘您知道吗,老爷,咱们那女房东已经死啦。’‘什么时候死的?’‘今天傍晚,大约一个半小时前。’这就是说,正好在我骂她的时候,她过世的。这事使我大吃一惊,实话告诉你们,我当时都吓糊涂了,差点没晕了过去。我老想着这事,甚至夜里做梦也梦见她。我当然不迷信,也不相信什么预兆,但是第三天,我还是到教堂里去参加了葬礼。一句话,时间过去得越久,想得就越多。倒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反正有时候一想起这事,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最后我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主要是:第一,一个女人,可以说,也就是所谓人吧,即当代所谓富有仁爱之心的生物,她活过,而且活了很久,终于活到了七老八十。从前,她也有过孩子、丈夫、家庭和亲戚,这一切都曾经在她周围,可以说吧,欢腾雀跃,这一切也可以说是生之微笑吧,可倏忽间——俱往矣,一切都灰飞烟灭,留下了她一个人,就像……一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受到人们诅咒的苍蝇。于是最后,上帝领她魂归西天。在一个静静的夏天的傍晚,随着落日的余晖,我们那个老太太也就飞离了人间——当然,这则故事里不可能没有劝善惩恶之意。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准尉,非但没有一洒惜别悲悼的眼泪,反而两手叉腰,盛气凌人,为了丢失一只汤盆,就用俄国式的臭骂,把她送离地面,使她飞离尘寰!我无疑错了,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性格的变化,我早就对自己的行为视若异己,但是我仍感到内心有愧。因此我再重复一遍,我甚至觉得奇怪,何况,我即使错了,也不全是我的错呀:她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想到要一命归天呢?不用说,这只能有一种辩解:我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行为,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心安理得,直到大约十五年前,我把两位经常病病歪歪的老太婆送进了养老院,由我负责赡养,目的是使她们颐养天年,过上舒适的日子。我还想在自己身后留下一笔钱,永远资助那些孤寡老人。好了,就这些。我再重复一遍,我一生中也许做过许多错事,但是凭良心说,我认为这件事是我毕生所做的一件最最丑恶的事。”
“将军大人并没有讲他最最丑恶的事,而是讲了他一生中所做的一件大好事,将军骗了我费德先科!”费德先科作结论道。
“说真格的,将军,我没想到,您终究还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甚至不无遗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道。
“遗憾?那又为什么?”将军挂着亲切的笑容问道,不无得意之感地喝干了杯里的香槟酒。
但是现在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讲了,他也作了准备。大家猜想,他是决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拒绝讲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以特别的好奇心等他开讲,与此同时,又不时偷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色。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与他那堂皇的仪表完全相称的俨乎其然的气派,用低而和蔼的声音开始讲一段他自己的“可爱的故事”(顺便说说: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高高的个儿,脑门微秃,两鬓略斑,身躯相当肥胖,但面颊红润,不过肌肉略显松软,装着假牙。他的穿着宽大而又高雅,穿的内衣也异常雅致。看着他那双胖胖的、圆乎乎的、白净的手,真叫人赞叹不已。右手食指上还戴着一枚昂贵的钻石戒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他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全神贯注地端详着自己衣袖皱边上的花纹,用左手的两个手指轻轻地捏着,因此一次也没抬头看一眼那个讲故事的人。
“使我最容易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讲道,“非要我讲一件我毕生所做的最坏的事不可,而不是随便讲点什么。既然这样,自然就无须犹疑了:我的良心和心中的记忆,立刻提示我应该讲什么。我痛苦地承认,我一生中做过无数失于检点的……轻薄行为,但是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仍然十分沉重地压在我心上。这事发生在约莫二十年前。当时,我下乡去看望普拉东·奥尔登采夫。他刚当选为贵族会议的首席贵族,带着年轻的妻子前来欢度冬天的几个佳节。这时又正好赶上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过生日,于是决定举行两次舞会。当时小仲马的美妙动人的小说La dame aux cam lias十分流行,在上流社会名噪一时,这是部史诗,依我看,这部史诗是不朽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在外省,所有的女士都十分欣赏这本书,起码那些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赞不绝口。故事的优美动人,主人公命运新颖别致的安排,这个被刻画入微的引人入胜的世界,最后是书中随处可见的精彩的细节(例如轮流使用红白两色茶花等情节),一句话,所有这些美妙动人的细节加在一起,几乎产生了轰动。茶花在当时非常时髦,大家都想弄到茶花,大家都在寻觅茶花。我请问诸位:在一个小县城,为了参加舞会,大家都要茶花,即使舞会不多,又能弄到几枝茶花呢?那时候,有个叫彼佳·沃尔霍夫斯科伊的可怜虫,对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害了相思病。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什么希望能够追上她?这个可怜虫为了能在天黑前弄到几枝茶花去参加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舞会,都快急疯了。有人打听到,省长夫人从彼得堡请来的贵客索茨卡娅伯爵夫人和索菲娅·别斯帕洛娃,肯定会带来几束白茶花。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为了出风头,想要弄一束红茶花。可怜的普拉东被支使来支使去,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谁叫他是丈夫呢。他保证非弄到一束不可,可是,又谈何容易?在开舞会的前一天,一束茶花被一位姓梅季先娃,名叫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捷足先登,抢走了。梅季先娃处处同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作对,她俩是死对头。不用说,又是大发脾气,又是晕死过去,普拉东都没辙了。显然,如果彼佳能在这个颇有意思的时刻到什么地方去弄回来一束茶花,那么他那好事儿就可能大大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感激是没有穷尽的。他像疯了一样到处奔走,但这事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忽然,在生日和舞会的头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在奥尔登采夫的邻居玛丽亚·彼得罗芙娜·祖布科娃家碰见了他。他满面春风。‘你怎么啦?’‘找到了!有了!’‘我说老弟,你使我感到吃惊!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有这么一个小镇,离我们才二十俄里,但不属于我们县)。那里有个商人,叫特列帕洛夫,大胡子,大富翁,跟老伴住一起,他们没孩子,就养了一些金丝雀。他俩爱花成癖,他家就有茶花。’‘得了吧,这没把握,不给咋办?’‘我就向他下跪,他不给,我就长跪不起。不达目的就不走!’‘什么时候去呢?’‘明天一大早,五点。’‘好吧,上帝保佑你!’——要知道,我真替他高兴。我回到奥尔登采夫家。最后,都一点多了,可是我还老惦记着这事。已经想上床睡觉了,蓦地冒出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我立刻跪进厨房,叫醒了车夫萨韦利,给了他十五个卢布,‘半小时内套好马车!’过了半小时,不用说,车子已经停在大门口了。有人告诉我,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这时正和闹偏头痛,发烧和说胡话。——我坐上车就出发了。四点多,我已经在叶克沙伊克的一家大车店里了。一直等到天亮,等到天亮就行了。六点多,我已经在特列帕洛夫家。我如此这般一说,问道:‘您有茶花吗?大爷,我的好大伯,帮帮我的忙,救救我吧,找给您下跪了!’我看到,那老头,高高的个儿,白须白发,板着脸——很可怕。‘不,不,无论如何不行!不给!’我扑通一声向他跪下!就这样,四肢着地,趴下不起来。‘您行行好吧,大爷,您行行好吧,大伯!’我苦苦哀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我向他叫道。‘既然这样,您就拿去吧,我算服了您了。’我立刻剪了很多红茶花!真太美了,他有一个小花房,满花房都是茶花。老头不住叹息。我掏出一百卢布。‘不,先生,您可不能用这法子骂我。’我说:‘既然您老人家不肯收,就劳您驾把这一百卢布捐给这里的医院,给病人改善一下生活和伙食吧。’他说:‘那就又当别论了,先生,这是做好事,是高尚的慈善事业。为了保佑您平安,我替您交去吧。’我很喜欢这位俄国老人,他可以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典型的俄国人,de la vraie souche。因为旗开得胜,我喜出望外,立刻打道回府。我是绕道回去的,免得在半途遇见彼佳。我回来后就立刻派人把花送去。而且赶在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快醒的时候送去,诸位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狂喜、感激和因感激眼泪汪汪的情景!昨天还垂头丧气、形同死人一般的普拉东,感动得伏在我胸脯上号啕大哭。唉,自从实施……合法的婚姻制度以来,所有当丈夫的无不如此!说到这里,我不敢添油加醋,妄加一词。不过自从发生那段插曲以后,可怜的彼佳的那件好事也就彻底吹了。我起先以为,他知道这事以后,一定会宰了我,我甚至准备好迎战。可是却出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晕倒了,天黑前说胡话,天亮前发高烧。他像孩子似的痛哭流涕,浑身抽风。过了一个月,刚恢复健康,他便请求调到高加索去了。这件风流韵事曾轰动一时,后来,他在克里米亚不幸阵亡,才算了了这桩公案。那时候,还是他哥哥斯捷潘·沃尔霍夫斯科伊当团长,他驰骋疆场,战功卓著。不瞒你们说,后来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许多年席不安枕:我为了什么,又何苦要这样打击他呢?倘若我自己爱上了那位女士,那还好说。要知道,这实际上不过是捣乱,无非想献献殷勤罢了。要不是我把他就要到手的这束花抢走,谁知道呢,也许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幸福,也许功成名就,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打土耳其人。”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同他开讲的时候一样,以一种威严而又庄重的口吻闭上了嘴。大家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睛仿佛闪出一种特别的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她的嘴唇甚至哆嗦了一下。大家好奇地看着他们俩。
“又骗费德先科了!骗得我好苦啊!哎呀,骗人骗到家了!”费德先科拉着哭腔叫道,他明白,这时候他可以而且应该插科打诨一番。
“谁叫您不识相呢?向聪明人学着点嘛!”近乎洋洋得意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堵他的嘴道(她是托茨基的忠实的老友和同谋)。
“还是您说得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Petit jeu的确非常无聊,应当赶紧结束这种游戏,”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道,“等我把我答应讲的故事讲完,大家就玩牌吧。”
“但是,您答应讲的故事应当先讲!”将军热烈地表示赞同。
“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地断然而又出乎意料地对他说道,“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俩都想让我嫁人。请说说您的意见:我嫁呢还是不嫁?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脸刷地白了,将军也目瞪口呆。大家都瞪大了两眼,伸长了脖子。加尼亚在原地呆若木鸡。
“嫁……嫁给谁?”公爵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继续说道,声音依旧断然而坚决,但是一清二楚。
霎时间鸦雀无声,过了几秒钟,公爵仿佛使劲想说话,但又说不出来,似乎有一件非常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胸口。
“不——不……您别嫁!”他终于低声说道,费力地喘了口气。
“就这么办!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威严而又似乎胜利地对他说道,“您听见公爵的决断了?好,这就是我的回答,这事就这么吹了,永远吹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声音发抖地说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用劝说的但又惊慌不安的声音说道。
大家都大惊失色,群情哗然。
“诸位,你们怎么啦?”她似乎惊奇地注视着客人,继续说道,“你们干吗这么惊慌?瞧你们大家的脸!”
“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别忘了,”托茨基结结巴巴地嘟囔道,“您曾经答应……而且是自觉自愿地答应,您应该多少可怜可怜……这叫我多为难,而且……当然,也很尴尬,但是……总之,现在,在这样的时刻,而且当着……当着大家的面,这一切就这么……用这样的Petit jeu来结束一件严肃的事,一件有关名誉和感情的终身大事……这事,事关重大……”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简直前言不对后语。第一,什么叫‘当着大家的面’?难道我们不是在亲密无间的要好朋友中间吗?这跟Petit jeu有什么关系?我的确想讲讲自己的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瞧,我不是讲完了;难道这故事不好吗?那您为什么说‘不严肃’呢?难道这不严肃吗?你们都听到了,我对公爵说:‘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如果他说‘是’,我会立刻同意,但是他说了‘不’,所以我拒绝了。我的终身大事就挂在这么一根细细的头发丝上,还有比这更严肃的吗?”
“但是公爵,这跟公爵有什么相干?公爵又是什么玩意儿?”将军嘟囔道,公爵居然拥有这么气人的权威,他差点忍不住要发怒了。
“公爵是我毕生信得过的头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像相信一个忠实可靠的正人君子。他一看见我就相信我,因此我也相信他。”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我……非常客气,对她的盛情我只能表示感谢,”脸色苍白的加尼亚终于用发颤的声音撇着嘴说道,“当然,也应该如此……但是……公爵……公爵掺和进来……”
“觊觎这七万五千卢布,是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蓦地打断他的话道,“您想说这话吗?别赖,您一定想说这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还忘了加一句:这七万五千卢布您可以收回,实话告诉您,我让您自由,一文钱不要,白给。行了!您也该松口气了!九年零三个月!明天起——开始新的一页,而今天是我的生日,由我说了算,这辈子,这是头一回!将军,您把您这串珍珠也拿回去送给您的夫人吧,给,拿着。从明天起,我就从这套房子里彻底搬出去。从今以后,诸位,再不会举行什么晚会啦。”
她说完这话,蓦地站起身来,好像要离开似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四面八方齐声喊道。大家都骚动起来,大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家都围住了她,大家都不安地听着这些激动、狂热、疯狂的话;大家都感到不对头,但是谁也弄不清,谁也解不透个中的奥秘。就在这时候,蓦地传来响亮的、猛烈晃动的门铃声,就跟今天上午有人猛拉门铃,要进加涅奇卡家一样。
“啊——!收场的时候到了!终于来了!十一点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叫道,“诸位请坐,这是收场!”
说完这话,她自己先坐了下来,她嘴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她坐着,一声不吭,看着房门,在焦急地等待。
“罗戈任和十万卢布,毫无疑问。”普季岑自言自语地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