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姆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自己的家人了。一八九一年春，他已经完全住进了杰克逊公园的棚屋里，玛格丽特和帮着她照料五个孩子的仆人们一起住在埃文斯顿。伯纳姆只需要坐一段短程火车就能回家，可是世博会累积如山的工作让这一段小小的距离变得像巴拿马地峡一般难以跨越。伯纳姆可以发电报回家，但通过电报只能发送冰冷而简短的文字，并且没有隐私保障，所以他选择经常给家里写信。“你不要以为我这种繁忙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他在某封信里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在世博会完工之后就停止工作。”世博会变成了一场“飓风”，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点告别这场风暴。”
每个黎明，他都离开自己的棚屋，前去检查场地。六台由蒸汽驱动的疏浚机像飘浮的谷仓一般庞大，正啃噬着湖岸，五千名工人正用铲子、独轮手推车和马拉推土机将场地铲平。许多工人戴着圆顶礼帽，身着西装外套，好像他们只是恰好经过这里，一时兴起才选择来干活。尽管有这么多工人，场地里还是听不到嘈杂声和喧闹声，这几乎有点让人气恼了。公园太大，人太分散，完全感觉不到施工正在进行。唯一明显的标志就是疏浚机冒出的阵阵黑烟，以及一直飘浮在空中的、工人焚烧砍伐下来的树木上的树叶的气味。建筑外围打下的那些耀眼的白木桩，看起来就像内战期间的坟场。伯纳姆确实在这样原始的景色中发现了美——“在伍迪德岛的树木中央，承包人营地长长的白帐篷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是暗褐色景观中一道柔软而洁白的记号，而远处湖水尽头纯蓝的地平线在粗糙而贫瘠的前景的映衬下，显得如此欢快。”可是他仍然觉得备受挫折。
世博会的两个管理组织——国家委员会和世博会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建筑师们没能按时将设计稿交到芝加哥，导致所有的图纸都没能按时上交。这些阻碍都使得工作进展缓慢。还有一件事让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那就是现在人们仍然没有想出能匹敌埃菲尔铁塔的方案。除此之外，博览会已经进入了每一项大型建筑工程早期通常都会遭遇的危险时期，在这个时期，出人意料的障碍往往会突然涌现。
伯纳姆知道该如何对付芝加哥臭名远扬的脆弱土壤，不过杰克逊公园还是令他感到震惊。
起初，正如一位工程师所言，世博会场地的承载能力“基本上无人了解”。一八九一年三月，伯纳姆下令测试杰克逊公园的土壤对那些大型场馆的支撑能力，虽然这些场馆都还在建筑师们的绘图桌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建筑将建在新挖的水道和潟湖附近。任何一个工程师都知道，当土壤遭遇压力，就会往附近被挖空的地方移动。博览会的工程师们第一次测试的位置在离潟湖十二英尺的地方，这里将用来修建电力大楼的东北角。他们设置了一个四英尺见方的平台，并且在上面每平方英尺放置两千七百五十磅重的铁块，总计二十二吨。放置十五天后，发现地面仅下沉了四分之一英寸。隔天，他们在离平台四英尺远的地方挖了一条深沟。两天后，平台又下沉了八分之一英寸，之后没有继续下沉。这是好消息，意味着伯纳姆可以运用鲁特的漂浮式格床来作为地基，不用担心发生灾难性的塌陷。
为了确保公园内各处的土壤性能一致，伯纳姆让自己的首席工程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对其他场馆的指定用地进行测试。一开始各个地方测试产生的结果都相似，直到戈特利布的手下测量到了乔治·博斯特设计的巨型的制造与工艺品馆的用地时，才发现事态严峻。预计将支撑该建筑北半部分的土壤显示，总下沉深度不到一英寸，和公园其他部分的数据一致。可是，该建筑南半部分的土壤却让工人们大跌眼镜，他们刚给平台加上铁块，土壤就立马下沉了八英寸。在接下来的四天内，地面总共下沉了三十多英寸，如果工程师们没有停止测试，还将持续下沉。
很显然，杰克逊公园几乎所有的土壤都有能力支撑漂浮式格床，除了这块被指定用来修建整个世博会最大也是最重的场馆的土地。伯纳姆意识到，承包商们不得不将桩至少打到硬土层，这是一项又昂贵又复杂的工程，还会造成额外的延误。
然而，这栋场馆面临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一八九一年四月，芝加哥揭晓了最新的市长选举结果。在那些最奢华的俱乐部里，实业家们齐聚一堂，庆祝他们认为过于同情工会工人的卡特·亨利·哈里森输给了共和党人亨普斯特德·沃什伯恩。伯纳姆也允许自己庆祝了片刻。对于他而言，哈里森代表着旧芝加哥，代表着污秽、烟尘、罪恶，这些都是世博会需要抵制的东西。
不过，这些庆祝并不是很盛大，因为哈里森只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选举，相差的选票不到四千张。除此之外，他这次并没有寻求任何主要党派的支持，这样都几乎让他获胜了。民主党没有为他做后盾，他是以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的。
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帕特里克·普伦德加斯特正暗自神伤。哈里森是他的英雄，他的希望。不过，这次双方如此难分高下，他相信如果哈里森再次参选，一定会取得胜利。普伦德加斯特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帮助哈里森取得成功。
在杰克逊公园，伯纳姆的工作总是不断被打断，因为他事实上还担任着另一个角色：作为世博会面向外部世界的使者，伯纳姆身兼和外界建立友好关系，以及吸引未来游客的重要责任。他参与的那些宴会、会谈及差旅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令人心烦，比如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伯纳姆接到世博会首席长官戴维斯的命令，组织了一群国外来的高官游览杰克逊公园，这就花费了他两天的时间。之后的其他活动都是纯粹的娱乐享受。前几周，以“门洛帕克巫师”之名广为人知的托马斯·爱迪生造访了伯纳姆的棚屋。伯纳姆带他四处参观。爱迪生建议世博会采用白炽灯而不是弧光灯，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更为柔软。他说，在不得不用弧光灯的地方，应该用白色的球体罩住它们。当然，爱迪生也力荐世博会采用通行标准的直流电。
讽刺的是，一边是文明的会面，而另一边，在杰克逊公园外，大家正为了博览会的照明提供权争得头破血流。其中一方是通用电气公司，由J.P.摩根收购爱迪生的公司后与其他几个公司合并而成，现在正提议设置一套直流电系统为世博会提供照明。另一方是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提议为杰克逊公园设置一套交流电系统，使用其创立者乔治·威斯汀豪斯数年前从尼古拉·特斯拉处购买的专利。
通用电气公司报价一百八十万美元，并强调说他们做这笔生意没有赚一分钱。一些世博会的理事手里持有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他们敦促威廉·贝克（莱曼·盖奇退休后新上任的世博会主席）接受这个报价。贝克拒绝了，称其为“敲诈勒索”。于是通用电气公司奇迹般地重新报价为五十五万四千美元。不过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交流电系统本质上更便宜也更高效，报价三十九万九千美元。世博会选择了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也在无意中改变了用电的历史。
伯纳姆最大的不安源自设计师们没有按时完成设计图的事实。
如果说他曾经对理查德·亨特及其他东部建筑师阿谀奉承，那他现在不会了。一八九一年六月二日，在写给亨特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停滞瘫痪的状态，等着你们的比例图。就不能让我们按时按质地收到它们吗？”
四天后他再次催促亨特：“你们拖着不上交比例图，延误了我们的进度，令我非常为难。”
就在同一个月，一个无法避免却十分严重的干扰令景观部门乱成一团：奥姆斯特德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他认为自己生病是因为布鲁克林家中的墙纸使用了一种名为土耳其红的颜料，里面含有砷。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又一次严重抑郁症的发作。毕竟他已经断断续续被这种病困扰很多年了。
在养病期间，他订购了球茎和植物，在会场上两个大型苗圃中进行培育。他订购了雪叶莲、筋骨草、“加菲尔德总统”天芥菜、婆婆纳、薄荷、英国及阿尔及利亚常春藤、马鞭草、长春花，还有各品种的天竺葵，包括“黑王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特纳夫人”“水晶宫殿”“快乐想法”，以及“圣女贞德”等。他派了一队采集员到卡吕梅湖畔，采集了二十七节火车车厢的鸢尾、莎草、芦苇及其他半水生的植物与草类。他们还采集了四千箱睡莲根，奥姆斯特德的手下迅速将它们种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部分睡莲死于起起伏伏的湖水中。
和苗圃中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整个公园里原有的植物被全部移除。为了使土壤更肥沃，工人们在土地上浇灌了从联合牲口中心运来的一千马车粪便，以及来自在杰克逊公园里工作的马匹的两千马车粪便。这么大一片裸露的土地，还有这么多粪便，很快就引起了一个大问题。“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情况会非常糟糕，刮起南风时人和牲畜都睁不开眼睛。”奥姆斯特德手下的园区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写道，“不过在下雨天就更糟糕了，新填埋的场地还没有进行排水，所以里面都浸满了水。”
可以看到，那些马儿肚子以下的部分都陷在泥地里。
当最后一位建筑师的设计图上交时，已经是一八九一年仲夏了。每有一张图上交，伯纳姆便发布消息公开招标。考虑到建筑师们的延误已经造成整体工期滞后，他在施工合同里加入了一些条款，这让他变成了“沙皇”——《芝加哥论坛报》给他取了这个称号。他在每一份合同里都明确规定了完工日期，每超时一天都要罚款。第一次公开招标在五月十四日，招标项目为矿物馆。他希望在年底之前完工。这意味着只剩下最多七个月左右的施工时间（大约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屋主建一座新车库需要的时间）。“他成了所有争论的仲裁者，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上诉的空间。”《芝加哥论坛报》如此报道，“在伯纳姆先生看来，如果施工方雇用的工人数量不足以令工程如期完成，伯纳姆公司有权自行雇用工人，并且向施工方收费。”矿物馆是世博会主要建筑中首先开始施工的，不过修建工作从一八九一年七月三日才开始，此时距离揭幕仪式只剩不到十六个月。
当建筑的施工最终进入正轨时，公园以外期待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增加。威廉·科迪上校——“水牛比尔”——正为他的“蛮荒西部秀”争取展示的特许权，这场秀刚在欧洲进行巡演并大获成功。但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以“不协调”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科迪并不死心，设法取得了公园附近一大块土地的使用权。在旧金山，一位名为索尔·布鲁姆的二十一岁企业家意识到芝加哥世博会是一个良机，他终于可以让两年前在巴黎购买的一项资产发挥作用了。在巴黎世博会上，他对阿尔及利亚村庄大为着迷，想尝试购买在未来的展会上展示这些村庄和居民的权利。筹款委员会同样拒绝了他。他返回旧金山，计划尝试另一条更为迂回的道路，以取得特许权——这条路最终将为他带来比他在芝加哥讨价还价大得多的收益。与此同时，舒费尔特中尉也已抵达桑给巴尔岛。七月二十日，他给世博会主席威廉·贝克发去电报，说明自己有信心，想要多少侏儒族人都能在刚果找到，只要比利时国王能同意。“贝克主席想要这些侏儒族人，”《芝加哥论坛报》说，“总部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在绘图板上，世博会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中央部分是大中庭，也就是大家一开始称为“荣耀中庭”的地方。这里有亨特、博斯特、皮博迪及其他建筑师设计的宏伟场馆，并且庭院本身也令人称奇。不过，此时全国几乎每个州都在为了一座建筑的设计绞尽脑汁，还有两百余个公司和外国政府也在做同样的努力。芝加哥承诺要在每一个层面超越巴黎世博会——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没问题，除了一个，而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令伯纳姆极为苦恼：博览会仍然没有拿得出手的设计可以媲美埃菲尔铁塔，更不用提超越它了。这座塔接近一千英尺，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时刻提醒着美国巴黎世博会有多么成功，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淘汰掉埃菲尔铁塔”已经成为理事们的一句战斗口号。
《芝加哥论坛报》举办了一次竞赛，却吸引来了一大批莫名其妙的方案。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C.F.里奇尔建议修建一座基座高一百英尺，宽五百英尺的塔，并在其中嵌套上第二座塔，再在第二座塔中嵌套第三座塔。每隔一段时间，一个复杂的液压管道和水泵系统就将各座塔向上压缩，整个过程会花费几个小时，然后让它们缓慢落回原位。在塔顶将设置一间餐厅，不过也许设置一间妓院会更合适。
另一位发明家J.B.麦考伯代表芝加哥螺旋升降机与雪橇运输公司，建议修建一座高达八千九百四十七英尺的塔，大约是埃菲尔铁塔的九倍高，塔基的直径为一千英尺，会深入地下两千英尺。塔尖将修建高架铁轨，一路修到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及其他城市。结束游览的观光客如果有胆量乘坐电梯到达塔顶，将可以一路乘坐平底雪橇滑行到家。“建塔及铺设轨道的成本是次要问题，”麦考伯强调，“在这里我不会提及，不过在申请的时候会将数字写明。”
第三个方案要求观光者有更大的勇气。这位发明家只告知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R.T.E.，他的构想是建立一座四千英尺高的塔，并且提议在塔顶垂挂一条两千英尺长，用“最好的橡胶”制成的缆绳。在缆绳的尾端系着一个车厢，里面可以容纳两百个座位。车厢和乘客将从平台上被推下，没有任何约束地坠落到缆绳末端，这时车厢将猛地回弹，并且一直重复这个坠落和回弹的过程，直到最终停下。这个工程师提醒说一定要在地面铺设预防措施，“地面要覆盖八英尺厚的羽毛”。
每个人想的都是建一座塔，但伯纳姆并不认为建塔是最好的方案。埃菲尔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也是做得最好的。他建的塔不仅高，还散发着一种钢铁的优雅，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曾经的沙特尔大教堂那样。如果还是建塔，就意味着将跟随埃菲尔进入他已经为法国征服的领域。
一八九一年八月，埃菲尔本人向世博会理事们发来电报，询问是否可以由自己提交一座新塔的建造方案。这个举动令人吃惊，不过起初大家还是表示欢迎。世博会主席贝克马上给埃菲尔发去电报，表示理事们将非常乐意见到他的方案。贝克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世博会要建塔，“那么它将出自埃菲尔先生之手。如果他真的负责修建，那将不会只是一次试验。他也许能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基础上改善他的设计，我有理由相信他造出的新塔不会在任何方面输给埃菲尔铁塔”。对于美国的工程师而言，这样欢迎埃菲尔无疑是在他们的脸上抽了一记耳光。接下来的一个半星期，电报在城市之间和工程师之间飞来飞去，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扭曲。突然之间，芝加哥要建造一座新的埃菲尔铁塔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埃菲尔本人将来“淘汰”埃菲尔铁塔。工程师们愤怒不已，他们往伯纳姆办公室寄了一封长长的抗议信，落款处有不少国内顶尖工程师的签名。
“接受这位了不起的先生的提议”，他们写道，将“等同于告诉国内大量的土木工程师，虽然他们在国内外各地修建的伟大工程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技能，却没有能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行为将可能剥夺他们认证自己专业上的超凡技艺的权利”。
伯纳姆很赞同这封信的观点。他很高兴看到美国的土木工程师们最终表达了建设世博会的激情，即便理事们事实上并没有向埃菲尔做出任何承诺。埃菲尔的正式方案在一周后送达，设计的新塔在本质上只是埃菲尔铁塔的更高版本而已。理事们将他的方案外送翻译，然后进行了评估，最后礼貌地拒绝了它。如果要在世博会上建造一座塔，那将会是一座美国塔。
不过美国工程师们的绘图板上还是空空如也，这未免令人心碎。
索尔·布鲁姆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带着他关于阿尔及利亚村庄特许权的申请找到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旧金山人——迈克尔·德杨，他是《旧金山纪事报》的出版人，也是世博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布鲁姆告诉了他自己在巴黎购买的权利，以及芝加哥世博会拒绝他请愿的事。
德杨认识布鲁姆。当年，还是位青年的布鲁姆在德杨的阿尔卡萨剧院工作，一路往上做到财务总监，而且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空闲时间里，布鲁姆以更高效、更有凝聚力的方式组织着引座员、收银员及点心售卖员，增加了剧院的盈利，也提升了自己的薪水。接着，他在其他剧院推广自己的组织方式，并且从每间剧院定期收取佣金。在阿尔卡萨剧院，他往脚本里加入了流行的产品、酒吧、饭店名，其中包括“悬崖之屋”饭店，这又为他带来了一连串新的收入。他还组建了一支专业鼓掌人队伍，被称为“捧场者”，任何表演者只要愿意付钱，都可以为其提供热烈的喝彩声、要求加演的呼喊及“好极了”的呐喊。大多数的表演者都会付钱，甚至包括当时著名的红伶——高音歌唱家阿德琳娜·帕蒂。有一天，布鲁姆在一本剧院刊物中读到了关于一支新型墨西哥乐队的文章，他认为美国人会为之倾倒，于是说服了乐队的经理让他带着乐队成员北上巡演。这让布鲁姆赚了四万美元，那会儿他才十八岁。
德杨告诉布鲁姆他会调查这件事。一周后，他把布鲁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需要多久时间可以做好准备前往芝加哥？”他问。
布鲁姆有点惊讶，他说：“我想，应该需要几天吧。”他以为德杨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他向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请愿。他很犹豫地告诉德杨，如果世博会的理事们并不清楚他们自己想要怎样的展品来吸引游客，他认为再去一次也没有任何意义。
“上次我们交谈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德杨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人。”他递给布鲁姆一封来自世博会筹款委员会的电报，电报授权德杨聘用专员来为大道乐园挑选特许经营权的人选，并引导其进行施工和推广。“你入选了。”他说。
“我做不了。”布鲁姆说——他不想离开旧金山，“即使我愿意离开旧金山，这边也有太多要紧事要做，没办法考虑这件事。”
德杨看着他说道：“明天以前，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任何一个字。”
同时，德杨希望布鲁姆考虑一下自己期望拿到多少薪酬，才愿意接受他的邀请。“等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理想中的薪水。”他说，“我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不会有异议。这样可以吧？”
布鲁姆同意了，不过仅仅是因为德杨的请求给了他礼貌地拒绝这份工作的机会。他心想，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开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让德杨不可能接受，“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想好这个数字了。”
伯纳姆试图预料到所有世博会可能遭遇的威胁。他知道芝加哥因为犯罪和暴力而臭名远扬，于是坚持要求成立一支大型的警察队伍，命名为哥伦布警卫队，让艾德蒙·赖斯上校来指挥。这个英勇的男人曾经经历过葛底斯堡战役中的皮克特冲锋。不像传统的警察部门，这支警卫队收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就是强调预防犯罪这一新观念，而不仅仅是在犯罪发生后抓获违法之人。
伯纳姆清楚，疾病同样也会对世博会构成威胁。城里盛行的天花、霍乱，或者任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只要爆发，就会给世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博览会也将不可能获得足以盈利的入园人数。
由罗伯特·科赫和路易斯·巴斯德引领的新型科学细菌学已经令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相信，遭到污染的饮用水将导致霍乱及其他细菌性疾病的传播。芝加哥的水源里充满了细菌，主要是由于芝加哥河遭到污染。一八七一年芝加哥的市政工程有一次伟大的壮举，逆转了芝加哥河的流向，使其不再注入密歇根湖，而是流入了德斯普兰斯河，最终汇入密西西比河。理论上，这两条河巨大的水量会将水里的污染物稀释到无害的程度——这个理念并没有被下游诸如乔利埃特的城镇全盘接受。令工程师们惊讶的是，持续的雨季总会造成芝加哥河水定期倒灌，并再次将死猫和各种排泄物带入湖中，这么多垃圾，会导致一层层黑水一路到达市区供水系统的蓄水池。
大多数芝加哥市民别无选择，只能饮用这种水。不过，伯纳姆从一开始就认为世博会的工人和访客需要更好、更安全的供水。在这方面，他也领先于时代。受他的指令，卫生工程师威廉·S·麦克哈格在园区建造了一座净水池，湖里抽上来的水会经过一座座的大型水槽，里面注有二氧化碳。除此之外，这些水还会被煮沸。麦克哈格的手下在公园各处设置了装有这种净化水的木桶，并且会每天更换。
伯纳姆计划在开幕日当天将净水池关闭，并为观光者们提供另外两种安全水源的选择：一是免费提供由巴斯德净化器净化过的湖水，二是从大家梦寐以求的威斯康星州沃基肖泉水铺设一百英里管道引导而来的自然纯净水，每杯卖一美分。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伯纳姆命令麦克哈格前去调查沃基肖的五眼泉水，评估它们的供水能力与纯净度，不过要求他“低调行事”。这意味着他明白在农村秀丽的风景中铺设管道可能会引起事端。当然，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几个月后，麦克哈格为了获得沃基肖最好的水源所做出的努力，会导致威斯康星州在一个美好的夜里发生武装交火事件。
最让伯纳姆担忧的是火。格兰尼斯大厦那场大火让他和鲁特的公司曾经的总部化为灰烬，这至今仍然是鲜活而耻辱的记忆。如果杰克逊公园发生灾难性的火灾，世博会也将付之一炬。可是在公园里，火对于施工过程而言必不可少。泥水匠利用一种被称为“烤箱”的小型炉子来加速材料的干燥和固化，锡矿工和电工运用火罐来熔化、弯曲和熔合材料，连消防部门都离不开火——马拉消防车上的水泵是用蒸汽机进行驱动的。
伯纳姆所设置的防火装置从通行标准看来十分夸张，甚至多此一举。他专门成立了世博会消防队，下令安装上百个消防栓和电报报警箱。他委托建造了一艘消防船——“消防皇后号”，这艘船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穿越公园的浅水水道，也能从许多矮桥下方通过。设计规格要求每一座建筑周围必须修一条连接水系的总管道，并且与建筑内部的立管相连。同时，他要求在园内全范围禁烟，但这个规定至少有两个例外：其一是某位承包商前来求情，说如果不让他的欧洲工匠抽雪茄，他们会罢工；其二是他自己棚屋里的大壁炉，每天晚上他和工程师、绘图师及造访的设计师们齐聚在这个壁炉旁，喝酒、聊天、抽雪茄。
随着冬天的到来，伯纳姆命令将所有的消防栓用马粪包裹起来，防止结冻。
在最冷的冬日，马粪却冒着热气，仿佛消防栓本身着火了似的。
当索尔·布鲁姆返回迈克尔·德杨的办公室时，他很有自信，德杨不可能接受他提出的薪酬，因为他决心提出和美国总统一样高的薪水：五万美元。“我越想这件事情，”布鲁姆回忆道，“就越是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迈克尔·德杨，任何少于这个数目的薪酬都无法弥补我离开旧金山造成的损失。”
德杨请布鲁姆坐下。他的表情很认真，脸上充满了期待。
布鲁姆说：“虽然我十分感激您对我的赞赏，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最好留在旧金山。当我往前看，我可以看到自己……”
德杨打断了他，轻轻地说：“现在，索尔，我想你应该告诉我期待的薪酬是多少了。”
“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并不感激……”
“你一分钟以前刚说过这话。”德杨说，“现在，告诉我你想要多少薪酬。”
事情的进展并不像布鲁姆想象的那样。布鲁姆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向他提出了这个数字：“每周一千美元。”
德杨笑了。“好吧，对于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来说，这个薪酬算是很不错了。但我毫不怀疑你应该赚到这个钱。”
八月，伯纳姆的首席结构工程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没有计算世博会主建筑的风荷载。伯纳姆命令他的主要承包商（包括正在修建制造与工艺品馆的阿格纽公司）立刻停工。这几个月，伯纳姆一直在和流言蜚语斗争。流言说，伯纳姆逼迫自己的员工以过快的速度工作，导致一些场馆存在安全隐患；在欧洲，媒体报道声称某些场馆已经“被官方确定为危险建筑”。现在，戈特利布又承认自己可能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戈特利布为自己辩驳道，即使没有明确地计算风荷载，这些建筑也足够牢固。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伯纳姆在给著名英国杂志《工程》的编辑詹姆斯·德雷奇的信里写道。他下令加强所有的设计，让建筑能够抵挡过去十年记录里最高速度的风力。“这样做也许太走极端了，”他告诉德雷奇，“不过对我而言，这样做是明智而谨慎的，因为要考虑到这里面涉及多大的利益。”
戈特利布辞职了。伯纳姆用爱德华·尚克兰代替了他，这是他自己公司的工程师，也是国内声望很高的桥梁设计师。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伯纳姆写信给詹姆斯·德雷奇，说自己因为建筑完整性的问题再次受到抨击。“这一次的批评却说，”他写道，“这些建筑造得太牢固了，完全没有必要。”
布鲁姆抵达了芝加哥，并且很快就发现为何被官方称为M区的大道乐园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进展。因为直到现在，它一直由一位叫弗雷德里克·普特南的哈佛大学人种学教授掌管。这位教授是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过让他来负责大道乐园，布鲁姆在多年后说“就好比如今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经营林林兄弟与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般不明智”。普特南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告诉自己在哈佛的同事，他“急切地想摆脱掉这一整个印第安马戏团”。
布鲁姆带着自己的担忧去找了世博会主席贝克，贝克又把他引荐给了伯纳姆。
“对于我们托付给你的工作来说，你很年轻，确实非常年轻。”伯纳姆说。
不过，当年约翰·舍曼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时，伯纳姆也很年轻，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就此改变了。
“我希望你知道，我完全信任你。”他说，“大道乐园交给你全权负责。放开手去做吧，你只需要对我负责。我会下令确保这一点。祝你好运。”
到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为止，进展最快的两栋楼分别是矿物馆和女性馆。矿物馆的施工进展非常顺利，这得益于老天仁慈，按照芝加哥的标准来看，那年的冬天非常温暖。而女性馆的施工却遭遇了重重考验，不仅折磨着伯纳姆，也折磨着负责女性馆的年轻设计师索菲亚·海登。这一切主要源于贝莎·奥诺尔·帕玛对场馆装饰提出的无礼要求。贝莎·奥诺尔·帕玛是世博会女性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理事会掌管着世博会一切与女性有关的事务。身为波特·帕玛的妻子，她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压倒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习惯了目中无人的做派。那一年早些时候，女性理事会的执行秘书领导了一次抗议活动，衣冠楚楚的优雅女性组成的理事会各派系之间公开发生了冲突。贝莎·奥诺尔·帕玛压制住了这场混战，这也体现了她的行事做派。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一位受到惊吓的女性理事成员写信给帕玛太太：“我真切地希望国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性别感到厌恶。”
海登到芝加哥完成最终的设计图后就回家了，留下伯纳姆执行施工事宜。工程于七月九日拉开序幕。十月，工人开始涂抹最后一层纤维灰浆。海登在十二月返回了芝加哥，开始指导这栋楼的外部装饰，她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但她发现贝莎·帕玛和她的想法完全不同。
九月的时候，在海登不知情的情况下，帕玛号召各地女性为女性馆捐赠建筑装饰，大家纷纷回应。她收到的柱子、镶板、雕像、窗栅和门等装饰物的价值简直可以媲美一间博物馆。帕玛认为大家捐赠的装饰物都可以放在馆内，尤其是那些地位显赫的女性所赠的物品。而海登知道，这各种材料的大杂烩只会让场馆失去艺术上的魅力。当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名为弗洛拉·金蒂的女子送来一扇雕饰浮夸的木门时，海登拒绝收下。金蒂受到了伤害，感到怒不可遏。“每当想起自己为女性馆筹集这些装饰所付出的日日夜夜的辛苦，以及那些奔波的旅程，我的怒气就一点点上升。”帕玛太太当时人在欧洲，不过她的私人秘书劳拉·海耶斯是一个“收藏家”级别的长舌妇，将此事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自己的雇主。海耶斯还向帕玛转达了几句自己向建筑师提出的建议：“我认为，宁愿让场馆看起来像一张拼布床单，也好过拒绝这些女性理事费尽心思收集来的装饰品。”
拼布床单可不是海登心里想要的效果。尽管帕玛太太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手段，海登还是不停地拒绝捐赠物。接下来，两人之间的斗争爆发了，斗争方式是货真价实的镀金时代风格，充满各种指桑骂槐和口蜜腹剑。帕玛太太吹毛求疵、纠缠不休，用冰冷的微笑来攻击海登越来越严重的忧郁倾向。最终，帕玛将女性馆的装饰任务指派给了另一个人——一位名为坎迪斯·惠勒的设计师。
海登用她安静而固执的方式与这样的安排作斗争，但后来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开始向他诉说自己的故事，并且迅速地失去了理智：眼泪横飞，不停抽泣，痛哭哀号……“这是一次严重的崩溃，”一位相识的人如此形容说，“仿佛大脑遭受了高度紧张与兴奋的剧烈袭击。”
伯纳姆目瞪口呆，马上召来了一位博览会的外科医生。海登被小心翼翼地抬入一辆安装了消音橡胶轮胎的世博会新型英式救护车，从公园出发送到了一家疗养院，强制要求她休息一段时间。据说她陷入了“忧郁症”，这只是抑郁症的一个委婉说法而已。
在杰克逊公园，事情很容易恶化，这简直成了一种地方病。伯纳姆发现，简单的事情通常会变成一场纠纷。连奥姆斯特德都变得令人烦躁。他是一个杰出而充满魅力的人，不过一旦执着于某件事，就会变得像一块乔利埃特产的石灰岩一样固执。一八九一年年末，他整天寻思着要为世博会的水道选择哪种船，仿佛“船”这一个因素就能决定他能否成功实现“神秘而诗意的效果”似的。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伯纳姆收到了一份来自一位拖船制造商的提案，建议在世博会期间使用汽艇。奥姆斯特德从哈利·科德曼那儿听到了风声。科德曼除了作为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的首席助理之外，还负责充当间谍，让奥姆斯特德随时掌握会对自己的设计构成威胁的事。科德曼给奥姆斯特德寄了一份提案的副本，并且自己加上注释，认为这位拖船制造商似乎得到了伯纳姆的信任。
十二月二十三日，奥姆斯特德给伯纳姆写信：“我怀疑是不是连科德曼都开始认为我太执迷于船只的问题，对此过分操心了，而这份心思本可以用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上。我担心你会因此把我视为怪人。”
然而，他还是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他抱怨道，这位拖船商的提案，将船的问题简单地局限在以最便宜、最快速的方式，将最多的乘客运送到世博会内的不同位置上。“你清楚地知道，世博会要实现的主要目标绝对不是这个。我不需要浪费口舌来向你解释这个目标。你和我一样关心这件事。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诗意。你知道如果要让船在水道里航行，却又选了一种会破坏这种诗意的船型，这绝对是无稽之谈。”
单纯的运输功能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他愤怒地说。使用船只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高景观效果。“如果在水道上使用不合时宜的船，那效果会彻底地令人生厌，摧毁掉本可以成为世博会最宝贵的原创风味的东西的价值。我是特意选了摧毁这个词。哪怕没有船都比这样好一千倍。”
尽管委员会不断地进行干涉，伯纳姆和理事长戴维斯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还有一直存在的工人罢工的威胁，然而世博会的主要场馆总算逐渐建起来了。工人们按照鲁特的格床地基法则，将大型木材层层交叉相叠作为地基，然后使用蒸汽驱动的起重机将铁制及钢制的长杆吊起，以此打造每栋建筑的框架。他们用木制脚手架将框架包裹，并且在每座建筑的框架外覆盖了成百上千块木板，形成的墙壁能够承受厚厚的两层纤维灰浆。工人们在每栋建筑旁堆满了新的木材，附近还有堆积如山的锯屑和碎片。空气中都是被锯断的木头及圣诞节的味道。
十二月，世博会发生了第一起死亡事件，一位名叫穆勒的工人在矿物馆因头骨碎裂而死。此后很快又发生了另外三起死亡事件：
詹森，电力馆工人，头骨碎裂；
阿拉德，电力馆工人，头骨碎裂；
阿尔及尔，矿物馆工人，因一种新现象——电击——昏迷致死。
与此同时，还有五六起没这么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公众面前，伯纳姆总是摆出一副自信而乐观的样子。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一封写给《芝加哥先驱报》编辑的信中，他写道：“还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尚未决定，不过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我找不出什么理由不能按时完工来迎接一八九二年十月的揭幕仪式，以及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的开幕式。”
而事实上，世博会的工期严重滞后，幸亏那年冬天不算过于寒冷，才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延误。十月的揭幕仪式将在制造与工艺品馆中举行，可是到了一月，这座大楼才刚刚打好地基。为了让世博会在举行揭幕式的时候能初具规模，一切都得进展得非常顺利。连天气都得配合施工。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银行和公司纷纷倒闭，罢工的威胁无处不在，霍乱开始在欧洲蔓延，大家越来越担心第一艘带来瘟疫的船很快就会到达纽约港。
仿佛嫌大家承受的压力还不够似的，《纽约时报》警告道：“如果世博会失败，或者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取得成功，那么损坏的将是整个国家的名声，而不仅仅是芝加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