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彼得·密勒和卡尔·勃兰特并排坐在密勒那辆停在勃兰特住宅外面的车子里。密勒是当这个巡官休假在家进午餐时找到他的。
“是的，我是不知道，所以首先我得把这点搞清楚。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显然，事情也就了啦。你能帮我的忙吗？”
勃兰特考虑了这个请求，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对不起，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嗳呀，我给了你那本日记就算帮了忙啦。这事就别外传了。因为这本日记真叫我汗毛直竖，因为我想它也许能供你写篇报道。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你要追寻罗施曼。为什么你不能就这本日记的发现写篇报道呢？”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报道的，”密勒说，“我该说什么好呢？说‘稀奇呀稀奇，我发现了一卷活的日记，在其中，一个刚刚用煤气把自己熏死的老人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吗？你想会有哪个编辑肯买这个吗？我认为日记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战后以来，已经出版了成百部的回忆录，人们对这些东西已经腻味了。光是日记，在德国哪个编辑也不会买。”
“那你要干什么呢？”
“很简单，根据日记，发动警方对罗施曼来一次大搜索，我就有可写的啦。”
勃兰特慢悠悠地把烟灰弹进仪表板上的烟灰匣里。“警方不会来一次大搜索的。”他说，“咳，彼得，也许你了解新闻界，可是我却了解汉堡的警方。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目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汉堡没有犯罪案件。谁也不会去派那些已经疲于奔命的侦探为了一个人二十年前在里加的所做所为而去探索他的。没有那种事。”
“但是至少你可以提出来呀？”
勃兰特摇摇头，“不，我不。”
“为什么不呢？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不想惹事。你行。你是个单身汉，没牵累。只要你想干，你连鬼火都追得。我有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份好差事，我可不想弄丢我的差事。”
“这怎么会弄丢你的警察差事呢？罗施曼是个罪犯，不是吗？警察就该是抓罪犯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勃兰特捻灭了烟头。“这事很难捉摸。——但是在警察局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东西很抽象，只是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对党卫军的战争罪行调查的太起劲，对一个年轻的警察的前途是没有好处的。反正什么下文也没有，报告干脆被驳回。可是你打过报告这一条却进了你的档案，往后你也就甭想提升了。嘴上谁也不说，但是每个人都心里明白。所以假如你想要在这方面冒尖，你就自己干吧，别找我。”
密勒坐着，眼睛盯着风挡外面。“好吧，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他最后说道：“但我总得有个入手的地方。陶伯死后还留下别的什么吗？”
“哦，有张简短的便条。我那时要用，附在我那份关于自杀的报告里。这会儿一定已经归档了，卷也封了。”
“他在那便条上怎么说的？”密勒问。
“没说什么，”勃兰特说，“他只说他要自杀。哦，还有一件事，他说他留下的杂物就交给他的一个朋友，马克斯先生。”
“好，那就是个入手的地方。这个马克斯在哪儿？”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勃兰特说。
“你是说便条上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就提了马克斯先生？没有地址吗？”
“没有，”勃兰特说，“就提了马克斯，没说住在哪儿。”
“好吧，他准在附近什么地方。你没有找过他吗？”
勃兰特叹了口气，“你说话时动动脑筋好不好？我们警察局里忙着呢。你知道汉堡有多少个马克斯？单是电话簿上就有好几百。我们不能为寻找这某个马克斯花上几个星期。反正这个老头子留下来的东西还不值十个芬尼呢。”
“那么，就这些啦？”密勒问，“没有别的啦？”
“没啦。假如你想找马克斯，欢迎你试试。”
“谢谢，我一定找。”密勒说。这两个人握了手，勃兰特又回到了他家的午餐桌上。
※※※
第二天早晨，密勒第一件事就是访问陶伯住过的屋子。
开门的是个中年人，身穿一条脏裤子，系着背带，穿件无领衬衫，敞着脖子，下巴周围留着三天没刮的胡楂。
“早。你是房东吗？”
那个人把密勒上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他身上散发出劣等雪茄烟的味道。
“这儿几夜前有个人开煤气自杀了。”密勒说。
“你是警察局来的？”
“不，报馆的。”密勒把他的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
“我什么也说不上来。”
密勒不费什么周折就把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塞进那人手中，“我只要看看他的房间。”
“我已经租出去了。”
“他的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放在后院，我没有别的办法。”
一堆破烂就放在地下，在潆潆细雨里还散发着煤气味。
一架老掉牙的打字机，两双鞋面磨得发了白的鞋子，几件杂七杂八的衣服，一堆书和一条有边饰的白丝围巾，密勒设想那一定是件跟犹太宗教有关的东西。他搜遍这堆破烂，但是没有地址本，也没有任何写给马克斯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吗？”
“都在这儿了。”那人在后门檐下很不耐烦地瞅着他说。
“你有房客名字叫马克斯的吗？”
“没有。”
“你知道有哪个叫马克斯的吗？”
“不知道。”
“老陶伯有什么朋友吗？”
“我不清楚。他独来独往，整天跑跑颠颠，老在那儿瞎转悠。要我说呀，是疯啦。可他倒是按时缴房租，从来不找麻烦。”
“从来没看到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吗？我是说，在外面街上。”
“没有，从来没有，好象从来没有朋友。不奇怪，他老爱独个儿嘟嘟囔囔，是疯啦。”
密勒离开了，开始在街上来回打听。很多人记得曾看见这个老头慢腾腾地碎步走着，低着头，裹着一件齐踝长的外衣，头上戴着一顶羊毛小帽，手上戴着羊毛手套，手指尖都从手套里伸出来了。
他在陶伯住的这一带街上奔跑了三天，查询了牛奶场、杂货铺、肉铺、五金店、酒吧间和纸烟店，截拦了送牛奶的人和邮递员。星期三那天下午，他发现一群顽童在对着仓库的墙踢足球。
“什么，那个老犹太人？疯子所利吗？”这群孩子的头头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其余的孩子围了上来。
“就是那个人，”密勒说，“疯子所利。”
“他是疯啦，”孩子堆里有一个说，“他老是这么个走法。”
这孩子耸起两肩，把头缩了进去，两只手捏紧短外套围着自己，慢腾腾地向前挪了几个碎步，一面独自嘟哝着一面向四下里张望。别的孩子在哄笑中散开去了，其中有一个猛地推了那个表演者一下，把他打趴在地。
“有人看见过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一起吗？”密勒问，“看见他和别的什么人谈过话吗？和另外一个男人？”
“你想知道干什么？”孩子头怀疑地问道：“我们没有整过他呀。”
密勒漫不经心地在手里晃动着一个五马克的硬币。八对眼睛注视着这个银光闪闪的翻滚着的硬币，八个脑袋慢慢地摇了摇。密勒转过身去走开了。
“先生。”
他停下步转过身来，这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赶上了他。
“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人在一起。他们在谈着话，坐着谈话。”
“在哪儿坐着？”
“下游那边，在河岸的草地上。那儿有些长凳，他们坐在一条凳子上谈话。”
“另外那个人有多大年纪啦？”
“很老了，有好些白头发。”
密勒把硬币抛给他，没指望这会提供他什么线索。但是他还是朝河边走去，向河岸草地的两头仔细眺望。岸边有许多长凳，全是空的。在夏天，会有很多人沿易北河滨河道坐着，望着许多巨大的定期轮船进进出出，但不是在十一月底。
他左手边靠岸的一带是渔港，有六只北海拖轮停在码头上，正在卸下刚捕获的青鱼和青花鱼或准备再出海。
孩提时，彼得从一个轰炸时被疏散去的乡村农场回到这个被破坏了的城市，在瓦砾和废墟中长大成人。他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就是阿尔托纳区这个沿河的渔港。他喜欢渔人，这些粗犷、和蔼，发散着沥青、盐和强烈的烟草气味的人。他想起了里加的爱德华·罗施曼，并且奇怪怎么同一个国家会培育出他们两种不同的人来。
他的思想转回到陶伯身上，又考虑起当前的问题。他能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朋友马克斯呢？密勒知道还差点什么，但又说不具体。一直到他回到车上开到阿尔托纳火车站附近停下来加油时，才得到了答案。这是常见的那种灵机一动。
管油泵的人说，高级汽油涨价了。为了跟顾客找话说，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天来钱越来越毛了。他进去拿找头，剩下密勒睁大眼瞪着打开了的钱包。
钱，陶伯从哪儿弄到他的钱呢？他没有工作。他拒绝接受德国政府的任何赔偿。可是他按时交付房租，而且一定还剩下一些来吃饭。他才五十六岁，所以他不可能领养老金，但是他大概会领取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很可能领的。
密勒把找头放进口袋，发动了他的“美洲虎”，开到阿尔托纳区邮局。他走到标着“年金津贴”字样的窗口跟前。
“请问，领年金的人什么时候来领款？”他向铁格后面的胖小姐问道。
“当然是月底。”她说。
“那要碰上是星期六，怎么办？”
“周末例外。这个月月底正碰上星期五，就是后天。”
“包括那些领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的人吗？”他问。
“每一个有资格领年金津贴的人都在月底最后一天取款。”
“在这儿，这个窗口吗？”
“住在阿尔托纳区的人就是在这儿取。”这个妇女回答。
“在什么时间呢？”
“一开门就开始。”
“谢谢你。”
※※※
星期五的早晨，密勒回到这儿。他望着老头老太太们排着队在邮局开门时开始颤巍巍地进了门。他靠对面的墙站着，观察他们出门后的去向。许多人白发苍苍，但是绝大多数都戴着帽子御寒。天气又转干燥了，晴朗，但是寒冷彻骨。快十一点时，一个满头白发亮晶晶象团丝棉似的老人从邮局的门里走出来，数着他的钱，查明没错，把它放进里面口袋，向四围看了看，仿佛在找什么人。几分钟过后，他转过身开始缓慢地走开去。在拐弯处，他又四下张望，然后朝河岸方向的博物馆街走去。密勒离开墙尾随着他。
老人花了二十分钟才走完滨河道到达易北河之前的半哩路，然后他拐上河岸，跨过草地，在一张条凳上坐了下来。
密勒从后面缓缓走近他。
“是马克斯先生吗？”
密勒绕过条凳的一端走来，这时老人转过脸来。他没有表现出惊讶，好象他经常被完全陌生的人认出来似的。
“是的，”他严肃地说，“我是马克斯。”
“我叫密勒。”
马克斯严肃地斜着头听着，默不作答。
“你在等候陶伯先生吗？”
“是的，我是在等他。”老人一点也不诧异地说。
“我可以坐下吗？”
“请吧。”
密勒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们两人都面向着易北河了。
一艘巨大的从横滨开来的货轮“香田丸”在潮水中正放慢速度顺流而下。
“恐怕陶伯先生已经死啦。”
老人睁眼盯住这艘驶过的轮船。他既没有表示悲哀也没有表示惊讶，仿佛这种消息是司空见惯的，也许确实如此。
“噢。”他说。
密勒扼要地告诉他上星期五晚上所发生的事。“你好象不觉得奇怪。他是自杀的。”
“毫不奇怪，”马克斯说，“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你知道，他留下了一本日记。”
“是的，他有一次跟我说起过。”
“你读过吗？”密勒问。
“没有，他不让任何人读，但是他跟我提起过。”
“日记记述的是战争时期他在里加度过的那段时间。”
“是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里加呆过。”
“你也在里加呆过吗？”
这个人转过脸，用那双哀伤的衰老的眼睛瞧着他。“没有，我是在达豪。”
“喏，马克斯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朋友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人，一个党卫军军官叫做罗施曼的，爱德华·罗施曼上尉。他曾经向你提起过他吗？”
“我？是的，他告诉过我有关罗施曼的事。那就是使他活下去的真正理由，希望有一天为揭发罗施曼提供人证。”
“他在日记中是那么说的，我在他死后读过，我是新闻记者，我要设法找到罗施曼，检举他。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能记起陶伯先生知不知道罗施曼是否还活着，并且还是自由的？”
马克斯凝视着“香田丸”正在消失的船尾达好几分钟。“罗施曼上尉还活着，”他简单地说，“并且是自由的。”
密勒热切地倾身向前，“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陶伯看见过他。”
“是的，我读到过，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
马克斯迟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的，是在上月。”
密勒瞪眼瞧着这个老人，面马克斯则凝视着河水，又沉默了好几分钟。
“上月？”密勒最后重复说，“他说过他怎么看见他的吗？”
马克斯叹了口气，然后转向密勒，“是的。他晚上很晚还在散步，他往常不能入睡时常常去散步。当他经过国家歌剧院走回家时，正好一群人从里面涌出来，在他们走上人行道时他停了步。他说他们都是有钱人，男人穿着长礼服，妇女穿着皮大衣，戴着珠宝。有三辆出租汽车排在人行道边等候他们。看门人拦住过路人好让他们登上车子。这时他看见了罗施曼。”
“在那群歌剧观众当中？”
“是的。他和另外两个人登进了一辆汽车开走了。”
“请你注意，马克斯先生，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能绝对肯定那是罗施曼吗？”
“是的，他说他能。”
“可是自从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已经大约有十九个年头啦。他一定有很大的变化。他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他说他微笑了。”
“他什么？”
“他微笑了，罗施曼微笑了。”
“那是大有讲究的吗？”
马克斯点了几次头。“他说你只要看见过一次罗施曼那种微笑法，你就永远不会忘记它。他没法形容这种微笑，他只是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上百万人当中，他都能把它认出来。”
“我懂了。你相信他的话吗？”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看见了罗施曼。”
“好吧，就算我也相信。他记下这辆出租汽车的号码了吗？”
“没有。他说他简直就发愣了，只是眼巴巴望着汽车开走了。”
“糟糕，”密勒说，“它很可能开到一家旅馆去。假如我有号码，我就能问司机他把那一伙开到哪儿去了。所有这一切是陶伯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上个月我们领到津贴的时候。在这儿，坐在这条长凳上告诉我的。”
密勒站起来叹了口气，“你一定明白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吧？”
马克斯的眼光离开河面，转到记者脸上。“哦，是的，”他轻轻地说，“他明白那一点。你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他要自杀的原因。”
※※※
那天晚上，彼得·密勒照例对他母亲进行了周末的探望。也和平常一样，她唠唠叨叨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一天抽多少香烟，衣服洗了没有。她是一个矮矮胖胖、五十开外、管家婆式的人物，她总是不那么甘心承认她的独生子的全部志愿竟只是当个记者。
当晚，她问起他此刻正在干些什么。他扼要地告诉了她，提到他想追踪下落不明的爱德华·罗施曼。她吓了一大跳。
彼得闷着头吃饭，对他母亲滔滔不绝的非难和责备充耳不闻。
“你老得东跑西颠地去报道那些下贱的罪犯和坏人的勾当，那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她说，“那毕竟还没有跟那些纳粹分子厮混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要是你亲爱的爸爸地下有知该会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他忽有所思，“妈妈。”
“什么事，好孩子？”
“在战争的时候——在许多集中营里……党卫军对人们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想过它还在继续？”
她气呼呼地忙着收拾饭桌，过了几秒钟她说：“可怕，英国人在战后让我们看了一些影片。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听这种事情了。”
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彼得站起来跟她走进厨房，“你还记得一九五零年我十六岁时，我和一个学校团体到巴黎去的事吗？”
她踌躇了一下，往水槽里放水准备洗碟子。“是的，我记得。”
“我们被带去访问一个叫做圣心的教堂。那儿刚刚做完一个祈祷仪式，为追悼一个叫做让·穆林的人的祈祷仪式。一些人从里面出来，听见我跟另外一个孩子说德国话。这群人当中有个人转身向我啐了一口。我记得唾沫顺着我的外套流了下来。我记得后来我回家告诉了你。你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吗？”
密勒太太使劲地擦洗着一个盘子。
“你说法国人就是那么回事，脏习惯，你说。”
“是的，他们有这种脏习惯。我向来不喜欢他们。”
“嗳呀，妈妈，你知道我们在让·穆林死前对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不是你，不是爸爸，不是我。但是我们，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盖世太保，这在千百万外国人眼里似乎是一码事儿。”
“我不想听。好啦，已经够了。”
“好吧，我也没法告诉你，因为我并不清楚。毫无疑问，总有地方留下记载的。但问题是，我被啐并不因为我是盖世太保而因为我是德国人。”
“你应当为此骄傲。”
“哦，我是为此骄傲，相信我，我是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该为纳粹、为党卫军、为盖世太保而骄傲。”
“行了，没有人为他们而骄傲，不过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了。”
象平时他跟她争辩时一样，她给缠得很狼狈，在抹盘巾上擦干双手之后就忙着回起居室。他尾随着她不放。
“咳，妈，你听我说。在我读到那本日记之前，我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过，所谓我们谁都有份的那些事究竟是些什么事。现在，至少我开始去了解啦。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恶魔，假如他还在的话，他应当受审判才对。”
她坐在长靠椅上几乎哭出来了。“小彼得，请别管他们了，就别再继续追究过去了，追究没有任何好处。它这会儿是过去了，过去了也就完了，最好把它忘掉。”
彼得·密勒面对着壁炉架，那上面摆设着钟和他死去的父亲的照片。他穿着他的上尉军服，带着密勒忘不了的那种和蔼的、有点忧伤的微笑，从像框里向外凝视着，这是在最后一次离家重返前线之前拍摄的。
彼得在十九年之后，当他的母亲请求他中止对罗施曼的追究时看着他父亲的照片，他对他父亲的记忆还异常清晰。
他能记得战前当他五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哈根贝克动物园，给他逐个指出所有的动物，耐心地读着每个笼子前小洋铁牌上的详细介绍来回答这个孩子没完没了的问题。
他能记得一九四零年他父亲应征入伍后如何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又如何哭哭啼啼，他又如何觉得妇女们因为有个穿军服的爸爸这种了不起的事去哭，那是多么愚蠢。他回忆起一九四四年他十岁的一天，一个军官上门来告诉他的母亲，她的英勇战斗的丈夫在东线牺牲了。
“再说，没有人再需要这些可怕的揭露了，也再不需要这些没完没了，把什么都公诸于众的可怕的审判了。即使你真的把他找到，也没有人会为此来感谢你。他们干脆就会在街上给你指出，我是说，他们不需要再有什么审判了，现在不要啦，太晚啦。彼得，看在我的面上，就此罢手吧。”
他记得十月末那一天报纸上用黑边框起来的姓名栏，跟每天的一样长，但那天可不同，因为半腰里有这么一条：“为元首和祖国而战死。密勒·欧文，上尉，死于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
就这么几个字，再没有别的了。没有说明地点、时间或死因。只是成千上万的名字中的一个。这些名字从东线源源而来，填满了不断加长的黑框框，一直等到政府认为它有损士气才停止刊登。
“我是说，”他的母亲在他后面说，“至少你该考虑你父亲死后的名声。你想，他愿意他的儿子苦苦追究过去，想要再扯出一次战争罪犯的审判来吗？你想那是他所希望的吗？”
密勒转过身走向房间另一端他母亲跟前，双手放在她的肩上，向下盯着她那双惶惶然的青瓷色的眼睛。他弯下身轻轻地吻着她的前额。
“是的，妈妈，”他说，“我想那的确是他所希望的。”
他走了出去，上了车，驶回汉堡，感到怒火中烧。
※※※
每个熟悉汉斯·霍夫曼的人和许多并不熟悉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个合适的角色。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一头已趋灰白的头发经过细心梳理，剪成最新流行的式样，指甲也是修饰过的，这使他成了个漂亮的老少年。他那套不深不浅的灰色衣服来自沙维尔街，他的质地厚实的丝领带来自卡尔丁。他身上那种豪华的高级趣味全都是只要有钞票就能做得到的。
如果他的全部本钱仅仅是外貌，那他是成不了西德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杂志出版家之一的。战后，他以一个手摇印刷机开始，为英国占领当局印刷传单，他在一九四九年创办了一家属于最早一批的画报周刊。他的公式很简单——文字写得耸人听闻，配上那些足以使所有竞争者相形之下就好象是初搞花边读物的生手似的图片。这条公式很有效。他的八家联营杂志，从以少年为对象的爱情故事，到记叙富人和尤物行当的花哨的新闻记事，使他成为大富豪。然而新闻时事杂志《彗星》仍然是他的爱物，他的宠儿。
横财使他能在奥特马兴购买了一所奢侈的农家风格的房屋，一座农舍式的山间别墅，一座海滨别墅，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和一辆“弗拉里”牌汽车。他顺便还搞到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她的全部穿戴都来自巴黎）和两个他很少见面的漂亮孩子。在德国，只有汉斯·霍夫曼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尽管到处金屋藏娇，经常调换情妇，但他那一串相好的照片却从来没有上过他那些飞短流长的杂志。他也是非常精明的。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他读了所罗门·陶伯日记的头几页之后，就阖上了封面，背向后靠，瞧着对面的这个年轻记者。
“好了，我能猜着其余的了。你想要干什么？”
“我认为那是个重要的记录，”密勒说，“整本日记中都提到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党卫军的上尉，整个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杀了八万个男人、妇女和小孩。我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就在西德。我想找到他。”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密勒简洁地告诉了他。
霍夫曼噘着嘴，“证据太不充分了。”
“那倒是真的。不过，值得再调查一下。我弄回过许多报道都是从很少一点开始的。”
霍夫曼想起密勒过去发掘出使政府大为狼狈的新闻故事的才能，他莞尔笑了。只要通过核实，证明是千真万确，霍夫曼很乐于发表的。它们使得发行量直线上升。
“那么，估计这个人——你称呼他什么？罗施曼？估计他早就列在通缉名单上了。如果警察都没能找到他，你根据什么认为你能够呢？”
“警察真是在查吗？”
霍夫曼耸耸肩，“想必在查吧。我们给他们付工资就是为了这个。”
“给他们帮一点忙没害处，不是吗？就查一查他是否还真的活着，抓到他没有；如果已经抓到，下文又如何？”
“那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霍夫曼问。
“授权试它一试。如果没有什么结果，我就罢休。”
霍夫曼转动他的椅子，把脸转向眺望风景的窗子。窗外是一大片码头区，在二十层楼底下相隔一哩开外的地方，起重机和停靠码头蜿蜒数哩。
“你有点越过你的路子了，密勒。为什么突然感兴趣？”
密勒苦苦思索。设法出售主题常常是最费劲的一关，一个自由记者必须首先向出版人或编辑出售故事和故事的主题，与读者见面那是在很久以后。
“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好故事。如果《彗星》杂志能够找到本国警察都没有找到的那个人，那可是个独家新闻，这种事人们会想要知道的。”
霍夫曼向外凝视着十二月的天空，慢悠悠地摇着头，“你错啦，我不授权给你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认为那是人们最不想要知道的事啦。”
“但是你瞧，霍夫曼先生，这可不一样。罗施曼杀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波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是德国人——是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德国人。为什么人们不想要知道呢？”
霍夫曼转回身来，背向窗户，把他的胳臂肘放在书桌上，下巴放在指节上。“密勒，你是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采访故事的方法，你已经有你的风格了。而且你是一个发掘者。我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雇到二十个、五十个、成百个人，而且告诉他们做的他们都会做到，派他们去采访的他们都会采访来。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去发掘。你能，因此你从我这儿得到大量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更多，不过这一件不行。”
“那为什么呢？它是篇好故事。”
“听着，你还年轻。我要告诉你关于新闻界的一些事情。新闻界是一半人负责写精彩的故事，另一半人负责把它们卖出去。你能做第一部分工作，而我能做第二部分，因此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你认为这是一篇人人愿读的故事，因为里加的牺牲者是德国犹太人。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确实没有人愿意读这篇故事，它是世界上他们最不想读的东西。除非有一天这个国家有条法律强制人们去购买刊物并阅读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否则他们就只肯买刊物去读他们想要读的东西。而我给他们的就是那种东西，他们想要读的东西。”
“为什么关于罗施曼的就不想要读呢？”
“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就告诉你。战争刚开始前不久，每个在德国的人至少认识一个犹太人。事实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德国没有人恨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我们给予我们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待遇是最好的。比法国好，比西班牙好，比波兰和俄国更好得没法说，在俄国屠杀犹太人是很残酷的。
“后来希特勒上台了。告诉人们犹太人应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对失业负责，对贫穷负责，对一切的错事负责。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是好。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好犹太人。再不然也是无害的。人们有犹太朋友，是好朋友；有犹太雇主，是好雇主；有犹太雇员，是工作刻苦的工人。他们服从各项法律；他们不伤害任何人。然而希特勒在这儿说他们要对每一件事负责。
“所以当囚车开来把他们带走时，人们没有任何行动。他们躲在一旁，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甚至开始相信叫嚷得最凶的人。因为人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德国人。我们是一个顺从的民族。它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它能使我们在英国陷于罢工时创造经济奇迹，但也使我们跟随象希特勒那样的人进入一个大得不得了的万人冢。
“多少年来人们没有打听过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他们就是失踪了——没有别的。每次战犯审判都让人们了解一些华沙、卢布林、比亚里斯托克的从无识别的不知名的犹太人——那些无名的，未详生平的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遭遇，这就已经够呛的了。现在你却想有根有据地告诉他们，他们隔壁邻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能懂了吗？这些犹太人，”——他拍着日记——“他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在大街上和他们打过招呼，在他们的铺子里买过东西，当他们给带走让你的罗施曼先生去对付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站着。你想他们愿意阅读有关这些的报道吗？你再也挑不出比这更叫德国人腻味的故事了。”
汉斯·霍夫曼说完，背向后靠，从书桌上的烟盒中挑了一支上等雪茄，用金的“杜邦”打火机点燃它。
密勒坐着细细琢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一定也就是我母亲所说的意思了。”他终于说。
霍夫曼哼了一声，“可能。”
“我还是要找那个杂种。”
“别管它啦，密勒，否了它。没有人会感谢你的。”
“公众的反应，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吧？还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吗？”
霍夫曼通过雪茄的烟雾锐利地盯着他。“有。”他干脆地回答。
“你是怕他们吧——还怕吗？”密勒问。
霍夫曼摇摇头，“不是的。我就是不想惹麻烦，就是那么回事。”
“什么样的麻烦呢？”
“你听说过一个叫汉斯·哈贝的人吗？”霍夫曼问道。
“一个小说家吧？听说过，他怎么啦？”
“他本来一向在慕尼黑经营一个刊物，是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好刊物——象你一样，他是一个极好的记者。刊物叫做《星期回声》。他恨纳粹，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揭露自由自在居住在慕尼黑的前党卫军成员的文章。”
“他出什么事啦？”
“他没出事。有一天他收到比平常更多的信件，有一半信来自广告客户，取消了订单。另外一封信来自他的银行，要求他去一趟。他去了，银行告诉他即日起对他停止透支。一星期内，刊物破产了。这会儿他在写小说，都是些好小说，不过他不再经营刊物了。”
“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让人吓得不敢出声吗？”
霍夫曼从嘴上把雪茄一抽。“我并不是一定要阻拦你，密勒。”他说，他的眼睛闪着光，“过去我恨这些杂种，现在我也恨他们。但是我了解我的读者，而他们并不想知道爱德华·罗施曼的事。”
“好吧，我很遗憾。不过我仍旧要搞。”
“你知道，密勒，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会以为这背后有个人恩怨呢。不要把个人恩怨扯到新闻事业里去，这对新闻报道不好，对记者也不好。再说，你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呢？”
“我有些积蓄。”密勒站起来要走。
“祝你顺利。”霍夫曼说，站起来走过书桌，“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干什么，有一天罗施曼被西德警察逮捕并投进监狱，我将授权你报道这个故事。那是道道地地的新闻，所以要公诸于众。如果我决定不印出来，我也会出钱把它买下来，这就是我的作风。但是在你寻找他的过程中，你不能拿着我的杂志当后台。”
密勒点点头，“后会有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