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兰季耶夫走了。奥勃洛莫夫在圈椅上坐下来，心情非常不好，许久都没能摆脱塔兰季耶夫刚才的粗野印象。最后他想起了今天早晨的事，塔兰季耶夫的恶劣印象才从头脑里飞走了，脸上又现出微笑。
他站在镜子面前，久久地整理着领带，久久地微笑，打量着自己的脸颊，看看是否留有奥丽加热吻的痕迹。
“两个‘决不’，”他说，心里平静而又高兴得有点激动，“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啊！一个已经凋谢，另一个却鲜花盛开……”
接着他沉思起来，越想越深。他感到，光辉的万里无云的爱情的节日过去了，事实上爱情已逐渐变成了义务。它跟整个生活掺和在了一起，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开始褪色，失去七色光彩了。
也许今天早晨闪现的是爱情的最后一道粉红色的光芒，以后再不会强烈发光了，只是暗暗地温暖着生活。生活在吞没爱情，当然爱情也是生活的强有力的、看不见的动力。今后它就将表现得简单而又平常了。
诗篇过后，严肃的故事开始了。先去法院，然后去奥勃洛莫夫田庄，盖房子，到监护院抵押田产，修路，没完没了地去处理农民的各种案件，安排各种活计，收割、打场，拨弄算盘珠子，看管家的苦脸，参加贵族的选举，听法庭审案。
远处不时地闪现一下奥丽加的目光，偶尔传来圣洁的女神的歌声和匆匆的接吻声，然后出门去监工，进城办事，接着又是管家上门来了，又是拨弄算盘珠子。
客人们来了——这也不使他感到高兴。他们谈论的不外是：谁家酿了多少酒，谁给官府交了多少呢子……这算什么呢？难道这就是他们给自己的许诺？这也叫生活吗？……可是人们都这样生活，好像这就是他们全部生活的意义所在。安德烈也喜欢这种生活！
不过，娶妻、结婚——毕竟是生活的诗篇，是成熟的绽开的花朵。他想象着他怎样地领着奥丽加走进教堂，而她则头上戴着橙黄色的花冠，身披长纱，人群中发出惊讶的窃窃私语；她高傲而优雅地低着头，胸脯轻轻地起伏着，羞涩地把手伸给他，不知该怎样地打量一下大家。她时而现出微笑，时而流出眼泪，时而蹙眉沉思。
家里的客人一走，还没有卸婚礼的盛装，她就扑到他的怀里，就像今天一样……
“不行，我得跑去找奥丽加，我无法单独在这儿想，单独在这儿感受，”他想，“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全世界……不，首先得告诉婶婶，然后是男爵。我要写信给施托尔茨，瞧，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然后再告诉扎哈尔，他会给我磕头，会高兴得号叫起来。我要赏给他二十五个卢布……然后……然后由于高兴我会向全世界高呼，让全世界的人都说：‘奥勃洛莫夫结婚了！奥勃洛莫夫真幸福！’我现在就跑去找奥丽加，我们将要长时间地说悄悄话，暗中约定将两个生命结合在一起……”
他跑到奥丽加那里。她微笑着倾听着他的梦想，但当他起身要去向婶婶宣布此事时，她皱起了眉头。
于是他畏缩了。
“别对任何人说！”她把手指贴在嘴唇上说，并警告他放小声点，免得隔壁房里的婶婶听见了，“还不到时候！”
“既然我们都已经定了，还等什么呢？”他不耐烦地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先做点什么呢？总不能抄手坐着吧！义务、严肃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是的，就要开始了。”她直看着他重复了一遍。
“瞧，我想做的第一步，就是到婶婶那里……”
“这是最后一步。”
“那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去法院，你不是要签什么文件吗？”
“对……我明天去……”
“为什么不是今天去？”
“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离开你吗？奥丽加！”
“好，就明天吧，然后呢？”
“然后就去告诉婶婶，再给施托尔茨写信。”
“不，然后去奥勃洛莫夫田庄……要知道，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也来信说要到农村办点什么事，我不明白，你们在那里有什么事，是盖房子吗？”她直视着他问道。
“我的天哪！”奥勃洛莫夫说，“要是听施托尔茨的话，那我们的事一百年也到不了婶婶那儿！他说，要盖房子，然后是修路、办学校……这一切就是一个世纪也办不完。奥丽加，我们一起去吧，那将是……”
“我们去哪儿？那边有房子吗？”
“没有，老房子太破旧了，我看，连门廊也摇晃了……”
“那我们上哪儿去呢？”她问。
“应该在这儿找一所房子。”
“那你也得进城一趟，”她说，“这是第二步……”
“然后……”他说。
“你首先得走这两步，然后才……”
“这是怎么啦？”奥勃洛莫夫悲戚地想道，“既没有长时间地说悄悄话，也没有暗中约定将两个生命结合在一起！不知为什么，一切都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么回事。这个奥丽加可真是奇怪！她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她也不是沉思默想于诗一般的时刻中，似乎她根本就没有梦想，没有耽于沉思的需要！马上就叫你去法院办事，去看房子——和安德烈一模一样！仿佛是他们商量好了要匆忙地过日子似的！”
第二天，他带着那个文件进城去，先到法院。他是出于无奈才去的，坐在车上不断地打哈欠，四面张望。他不知道法院在什么地方，便到伊万·格拉西莫维奇那里去打听，该到哪个部门去认证。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见到奥勃洛莫夫很高兴，并说不吃饭就不让他走，然后又派人去找来一位朋友，向他打听该如何办理，因为他自己很早就离开公职了。吃了饭和商谈完了事情之后已经是三点钟了，上法院去太晚了，而明天又是星期六，不办公，只好把事情推到下星期一再办。
奥勃洛莫夫便到维堡区去看自己的新居。他在两边很长的围栅中间坐着车沿胡同走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找到一个岗警。岗警说，他要找的房子在旁边那个街区，就沿这条街走下去；岗警还指了指那条两边没有房子只有围栅和野草的街道，那里泥泞路上的车辙已经干了。
奥勃洛莫夫继续往前，欣赏着围栅两旁的荨麻和从围栅后面探出来的花楸果。最后岗警指着院子里一所破旧的房子说：
“就是它。”
奥勃洛莫夫看见大门上写着：“十品文官普舍尼琴遗孀住宅。”他吩咐马车夫把车子驶进院里。
院子只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因此车辕碰着了屋角，把一群母鸡吓得东奔西撞，有的甚至飞了起来，还有一条用链子系着的大黑狗，它也左冲右撞地狂吠起来，想去咬马。
奥勃洛莫夫坐在马车上与这房子的窗户一般高，他不好下车。摆放着木犀草、万寿菊和金盏花的窗户里，有几个人忙碌起来。奥勃洛莫夫勉强地下了车，狗吠得更厉害了。
他走进门廊，碰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穿一件俄罗斯民间最简陋的女式无袖长衫，衣摆掖在腰上。
“您找谁？”她问道。
“找女主人普舍尼琴娜太太。”
老太婆疑惑地低下头说：
“您是要找伊万·马特维奇吧？”她问，“他不在，他还没有下班呢。”
“我找女主人。”奥勃洛莫夫说。
这时屋里的人还在忙乱，时而从这个窗户，时而从那个窗户有人探出头来。老太婆后面的门开了一点，又关上了，几张不同的面孔朝外面张望。
奥勃洛莫夫转过身来，看见院子里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他们正好奇地望着他。
不知从哪里来了个呆板的庄稼汉，穿一件不挂面的羊皮袄，他用一只手挡着太阳，懒洋洋地看着奥勃洛莫夫和马车。
狗仍旧小声地、断断续续地叫着，只要奥勃洛莫夫的身子一动或者马踢一下蹄子，那狗就带着链子跳起来，不停地狂吠。
右边，在围栅外面，奥勃洛莫夫看见无边无际的菜地，围栅外面的左边则有几棵树和一个绿色的亭子。
“您要找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她问道，“什么事？”
“去告诉女主人，”奥勃洛莫夫说，“就说我想见她。我租了这里的房子。”
“这么说，您是新房客，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的熟人？您等一等，我去告诉她。”
她打开了门，有几个人立刻从门里躲开，跑进屋里去。奥勃洛莫夫正好看见一个女人，露着脖子和胳膊肘，也没有戴发套，皮肤很白，相当胖。她发现外面有人看见了自己，便微微笑了笑，也从门里跑开了。
“请进屋吧，”老太婆回来说，领着奥勃洛莫夫穿过小小的堂屋，走进相当宽敞的房间里，并请他稍等一等，“女主人马上就来。”她补充了一句。
“狗还在吠呢！”奥勃洛莫夫一面打量着房间，一面想。
忽然他看见了许多熟悉的家具，满屋子都是他的东西：落满灰尘的几张桌子，乱堆在床上的椅子，褥垫、餐具到处乱放着，还有一些柜子。
“这是怎么啦，不把它们放好，也不收拾，”他说，“真是乱七八糟！”
他身后的门忽然嘎吱地响了一声，他刚才看见的那个露着脖子和胳膊肘的女人走进屋里来。
她大约三十岁，脸很白很胖，以至那红晕似乎也难于穿透她的脸颊。她几乎没有眉毛，只有两道稍稍隆起的光带，上面有几根淡色的毛。她的眼睛是浅灰色的，与整个脸部表情一样质朴，两只手很白，但很粗糙，而且青筋突现。
她的衣服穿得紧绷绷的，显然并不注意打扮，甚至也不多穿一条裙子来加大臀部，使腰部显得细一些。因此，她不披围巾时，穿着衣服也可以充当画家或雕塑家的一名有健美胸部的模特。她的衣服同其漂亮的披巾和讲究的包发套比较起来就显得又旧又破了。
她没有料到会有客人来。当奥勃洛莫夫表示要见她时，她就在平时家里穿的衣服上披上一条礼拜天才用的披巾，头上戴顶包发帽。她畏葸地走进来，站在那里，羞怯地望着奥勃洛莫夫。
他站起来，鞠一躬。
“我有幸见到的是普舍尼琴娜太太吧？”他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您大概是要和家兄谈谈吧？”她有点犹豫地问道，“他还在办公室，五点之前回不来。”
“不，我想见见您。”奥勃洛莫夫说。这时她已坐到离奥勃洛莫夫尽可能远的一张沙发椅上，眼睛看着她的披巾的末端，那披巾像一张马披似的盖住她，拖到地板上，她把手也藏在披巾下面。
“我租了您的房子，所以来跟您谈一谈……”
她毫无表情地听着，又毫无表情地沉思了一会儿。
“现在家兄不在。”后来她说。
“可是这房子是您的啊？”奥勃洛莫夫说。
“是我的。”她简短地回答。
“所以我想，这件事您自己可以决定……”
“可是家兄不在，我们的事一切都由他管……”她强调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奥勃洛莫夫，然后又垂下眼睛看着披巾。
“她有一张平常的却是令人愉快的脸，”奥勃洛莫夫宽容地断定，“大概是个善良的女人！”
这时小女孩从门里探出头来，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严厉地向她偷偷地点点头，女孩子便躲开了。
“令兄在哪里供职呢？”
“在局里。”
“什么局？”
“是管农民登记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她朴直地笑笑，接着她的脸又恢复了平常的表情。
“您是一个人跟令兄过吗？”奥勃洛莫夫问。
“不，先夫留下两个孩子跟着我，男孩子八岁，女孩子六岁，”女房东把话说开了，脸上表情也显得生动多了，“我们还有一个生病的奶奶，她很少走动，只去去教堂，以前还跟阿库林娜上市场去，如今从尼古拉节起就不去了，因为她的腿浮肿了，上教堂也多半坐在台阶上。我们就这几个人，有时姑姑也来串串门，还有就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
“米哈依·安德烈依奇经常到你们家来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有时来住上个把月，他是家兄的朋友，常在一起……”
她把自己的思想和话都说完后，便沉默了。
“你们这里多安静啊！”奥勃洛莫夫说，“如果不是狗在吠的话，人家会认为这里一个活人都没有哩！”
她笑了笑，作为回答。
“您常外出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夏天有时出去。就在前几天，圣以利亚节，我们去了火药厂。”
“怎么，去那里的人很多吗？”奥勃洛莫夫一边问，一边看着她那敞开的围巾下面高高耸起的、结实得像沙发枕一样从不起伏的胸脯。
“不，今年去的人不算多，打大清早起就下雨，后来才晴朗，否则会有很多人去的。”
“你们还去哪些地方？”
“我们去的地方很少。家兄和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常到渔场去，在那儿煮鱼汤。我们却待在家里。”
“难道老待在家里吗？”
“真的。去年我们去了科尔皮诺，就在那里的树林里散散步。六月二十四日是家兄的命名日，这一天我们举行宴会，局里办公室的所有官员都来吃饭。”
“你们常去做客吗？”
“家兄常去。我和孩子们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才到先夫亲戚家去吃饭。”
再就没有什么好谈了。
“你们还种了鲜花。您喜欢花吗？”他问道。
她笑了笑。
“不，”她说，“我们没有时间弄花。那天竺葵和芦荟早就有了，还是先夫留下的。”
这时阿库林娜忽然跑进房里来，手里抱着一只大公鸡，公鸡竭力扑打着翅膀，拼命地叫着。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是不是把这只公鸡拿去给小铺老板呢？”她问道。
“你来干吗？快出去！”女主人不好意思地说，“你没看见有客人吗？”
“我只想问问，”阿库林娜说着，抓住公鸡的两只脚，让它头朝下，“他给七十戈比。”
“去，到厨房里去！”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说，“给他灰色的带斑点的那只，不是这只！”她急忙地补了一句，并感到很难为情，便把手藏在披巾下面，垂下眼睑。
“家务事！”奥勃洛莫夫说。
“是的，我家养了好多鸡，我们拿鸡蛋和小鸡去卖。这条街，这些别墅和伯爵家的人都来我家买。”她说道，更大胆地看了奥勃洛莫夫一眼。
她脸上露出干练和操心的表情。在谈起她所熟悉的事物时，她一点也不显得迟钝，而对一切她所不知或无实际目的的问题，她便用微笑和沉默作答。
“这些东西应该收拾一下才好！”奥勃洛莫夫指着自己那堆家具说。
“我们本想收拾一下的，可是家兄不让动。”她急忙地打断他的话说，并且毫无顾忌地看了一眼奥勃洛莫夫，“他说，天晓得在那些桌子和柜子里有什么东西……以后要是丢了，我们就纠缠不清了……”
“令兄真谨慎。”奥勃洛莫夫说。
她又轻轻地笑笑，并恢复了平常的表情。
当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的时候，多半也是用这种微笑来掩饰。
“我不能久等他了，”奥勃洛莫夫说，“也许您能转告他：由于情况变化，我不需要这所房子了，因此请他转租给别的客户，我也去找愿意租它的人。”
她没有表情地听着，平静地眨巴着眼睛。
“至于租约嘛，劳驾您告诉他……”
“不，他现在不在家，”她重申说，“您最好明天再来一趟，明天是礼拜六，他们不上班……”
“我忙得很，一点时间都没有，”奥勃洛莫夫推托说，“只劳驾您告诉他，定金还是归你们的，房客我去找，那么……”
“家兄不在，”她照样单调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她朝大街上望了望：“他都从这个窗户跟前经过的，都能看见他回来，今天怎么不见人呢！”
“算了，我走了……”奥勃洛莫夫说。
“要是家兄回来，我怎么对他说呢？您什么时候搬过来呢？”她问道，从沙发上站起来。
“请您把我求您的事转告他，”奥勃洛莫夫说，“说情况变了……”
“还是您明天亲自来跟他谈吧……”她重复说。
“明天我不行。”
“那么后天，星期天，弥撒以后，我们家常常有酒和小吃，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也来。”
“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也来吗？”
“真的。”她说。
“后天我也不行。”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推托说。
“那就下星期吧……”她说，“您什么时候搬呢？我好叫人擦擦地板，拭拭灰尘。”她问道。
“我不搬家。”他说。
“怎么不搬呢？那我们把您的东西搁哪儿呢？”
“请务必告诉令兄，”奥勃洛莫夫盯着她的胸脯一字一顿地说，“情况变了……”
“怎么那么久还不回来呢？看不见人，”她重复地说，眼睛望着那把街道同院子隔开的围栅，“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谁在木板上走我都听得出来。这里很少有人走动。”
“您就把我求您的事转告他好吗？”奥勃洛莫夫说道，一边向她鞠躬，一边朝外走。
“再过半小时他就回来了。”房东太太带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说，好像要用这种声音留住奥勃洛莫夫。
“我不再等了。”奥勃洛莫夫下定决心，打开了门。
狗看见他在门槛上，又狂吠起来，带着链子乱窜。刚才还靠着胳膊肘打盹的马车夫，这时也拉着马向后倒退。那群鸡又向四方飞蹿，几个人从窗户探出头来。
“那我就告诉家兄说您来过。”当奥勃洛莫夫坐上马车时，房东太太不安地补充说。
“对，您就告诉他说，由于情况变化，我不能保留这所房子了，你们可以把它转租给别人，或者请他……另找……”
“他总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她说，无心听奥勃洛莫夫的话，“我会对他说，您还要来。”
“是的，过几天我再来。”奥勃洛莫夫说。
马车在狗的狂吠声中驶出了院子，颠簸着沿着那条未铺面的胡同的干涸了的土墩上行进。
在胡同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他穿着破旧的大衣，腋下夹着一个很大的纸袋，手里拿一根粗棍子，尽管天气又热又干燥，他还是穿着一双胶皮套鞋。
他走得很快，有时看看四周，迈出的步子好像要把木板铺的人行道踩断似的。奥勃洛莫夫回过头来，看见他拐进了普舍尼琴娜太太家的大门。
“想必是她的哥哥回来了！”奥勃洛莫夫说，“算了，跟他聊的话，又得个把小时，可是我现在又饿又热！而且奥丽加还在等着我呢……下次再说吧！”
“跑快一点！”他对马车夫说。
“是否还要去看别的房子呢？”他望着两旁围栅，忽然想起来，“这样还得折回去，到海员街或者马厩街……下次再说吧！”
“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