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
《暗夜之贼》（A Thief in the Night，1905）是英国推理小说家赫尔南（E W.Hornung，1866-1921）的“夜贼”系列最后一部作品；以“夜贼”做为推理小说的主人翁，本书的作者赫尔南当然是其中的开山祖师，而笔下的业余神偷拉菲兹（A.J.Raffles）正是此类角色的滥觞，但留下的传统后来倒也源远流长；远的像法国作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笔下那位擅变妆、神出鬼没、妙手空空，人称“绅士盗贼”（Gentleman-Cambrioleur）的亚森罗苹（Arsene Lupin）；近的像纽约推理小说家卜洛克（Lawrence Block，1938-）笔下另一位专爱偷窃的旧书店老板伯尼·鲁登巴（Bernie Rhodenbarr），他的运气不佳，总是在闯空门的时候倒霉碰见怪案（一具尸体在书房之类），不得不施展侦探功夫，以求脱身，这些都是继承赫尔南传统，让小偷“窃占”神探主角地位的著名案例。
拉菲兹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比福尔摩斯晚多少。（第一本福尔摩斯小说出现在一八八七年，而第一本拉菲兹小说则出现在一八九九年，相差只晚十二年。当历史上的拉菲兹忙着穿堂入室、窃人财物之际，福尔摩斯也还忙着办案、打击犯罪，顺便享受罕见高昂的稿酬，以及接受世人的爱戴。）
事实上赫尔南正是福尔摩斯创造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好友兼亲戚（他娶了柯南·道尔的妹妹），他之所以写推理小说也是受了柯南·道尔的影响。他写过若干正统的推理小说（可惜现在没有人读了），但却写了三部侦探小说的“变体”（他本来就有开福尔摩斯玩笑的意思），以小偷为主人翁，也就是夜贼拉菲兹系列，这些小说反而是他后来传世的作品（按推理小说史家朱利安·西蒙斯的说法，是黄金时期除了福尔摩斯以外最值得怀念的东西）。这些小说不但读者一代接一代，连创作者也受他影响，不絶如缕地把“夜半闯空门”的传统接续下去。
柯南·道尔愿意为赫尔南的其他推理小说写序，却不赞成“夜贼”系列，他曾经向赫尔南抗议说：“你絶对不可以把这位罪犯变成英雄。”
福尔摩斯辛辛苦苦办案，为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心目中的社会秩序，把所有破坏秩序的“坏人”绳之以法，其中当然包括拉菲兹这种“业余神偷”在内。但赫尔南却仍然把书题献给柯南·道尔，并说“这是我真诚的阿谀形式”（this is sincere form of flattery）；事实上，拉菲兹和福尔摩斯相像的不止一端，他们两人都有一流的智慧，也都拥有著名的住址（福尔摩斯住贝克街，拉菲兹住艾伯尼），他们都有一位朋友兼跟班兼助手兼记录者（福尔摩斯的朋友是华生医生，拉菲兹的跟班是小兎宝）；他们大致上并不从事什么“职业”（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仕绅阶级从事某种“职业”是丢脸的事），只有一些“爱好”，两人都对“犯罪”极感兴趣，福尔摩斯想的是如何“击败”一个智慧型的犯罪，拉菲兹想的则是如何“实践”或“创造”一个智慧型的犯罪。表面上看起来，两人对犯罪的价值观好像彼此对立，实则不然。
如果注意阅读拉菲兹系列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拉菲兹纥不是一般社会上的罪犯（大恶人或小痞子）；他出身高贵，就读的是高级学校，喜爱并专精“高尚运动”（板球），住高级住宅，参加上流社会的交际应酬。他与其他贵族“略”有不同的，是他在应酬饮宴之际，会“顺便”观察豪门巨室的地形地物，也“顺便”检视主人的财富珠宝，以便夜晚再来“光临指教”。
仔细看这些故事，他从来不偷穷人的钱财（真实世界的犯罪并不是这样，穷人之间相互偷窃的机会更加常见），这是他的“社会正义”之一；他偷窃的对象一定也有一些道德上的不完美（为富不仁的人被偷了，不值得同情，只宜大快人心），这是他的“社会正义”之二；他偷窃时并不伤害无辜（不像真实世界的犯罪，常常顺便施加暴力于受害者身上），这是他的“社会正义”之三；有一次拉菲兹偷到东西，却发现它正是大英博物馆失窃的国宝赃物，他竟然像所有的“好公民”一样，把赃物（偷偷地）归还国家，这是他另一个社会价值观的线索。
也就是说，福尔摩斯和拉菲兹絶对不是对立的角色，他们是“相似的”角色；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价值的守护者与实践者（别忘了，拉菲兹后来是在波耳战争中为国捐躯）。只是在同一阶级认同之下，福尔摩斯是“严肃的”社会中坚，而拉菲兹是“淘气的”社会菁英，一个中间偏右，另一个中间偏左，他们的比较关系应该做如是解。
我唯一看到两个角色的最大差异在于他们对“社交”的不同态度，福尔摩斯是一位相当孤僻的人，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多半建立在情报的搜集分析上（小说一再描写他钜细靡遗地读报纸，并且运用街头小孩打听消息），他不参加宴会、不交朋友（华生医师变成朋友是个意外，不是吗？），更不会没事周末到其他贵族家中聚会打猎（除非是受邀办案），也没看到福尔摩斯除了“打击犯罪”以外从事什么运动（他似乎精于击剑与拳术，但没看过他周末与人练习）。
相反的，拉菲兹可就是一位“社交动物”，他热爱玩团体运动的板球（有一次一位有钱人因他板球高手的身份待之以礼，他竟然因此“知遇”打消行窃念头）；而每个周末他更几乎都在有钱人家做客，宴席不断，派对不歇，或者就在俱乐部里舆他人闲谈。拉菲兹对于朋友的态度也比福尔摩斯热情得多，福尔摩斯和华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胜过感性的交流；拉菲兹与小兎宝则情绪起伏极大，热情的时候，拉菲兹叫他：“我忠实的小兔子”（My Faithful Rabbit）；冲突的时候，小兎宝对他可以是“带着新的恨意与鄙视”，简直像一对新陷入恋情的情侣。
推理小说真正对“犯罪”的态度产生根本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等到美国小说家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等人的出现，才给了推理小说彻底翻新的哲学与态度；在那个被称为“犯罪小说的美国革命”的创作风潮里，我们才看到对犯罪全然两样的了解，对犯人的人格与动机，对侦探的角色与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诠释与路径。不过，这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也许我们在这里并不宜说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尔摩斯和拉菲兹都在推理小说史里流传了下来，成为两个传统；福尔摩斯成了“大传统”，拉菲兹成了“小传统”。在福尔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条不絶如缕的拉菲兹创作持续在我们的閲读活动中。除了我上面介绍的拉菲兹式的创作外，在赫尔南死于一九二一年后，先有贝利·普隆尼（Barry Perowne，1908-1985）继续以拉菲兹的角色创作直到二次大战前；五〇年代，艾勒里·昆恩又邀普隆尼复出，重写变得有点“罗宾汉”味道的小偷神探拉菲兹。七〇年代，又有大卫·佛莱契（David Fletcher）重写拉菲兹短篇。拉菲兹，以一个暗夜之贼的出身，在閲读史上能得这么多读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