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吉蒂：
近期我目击了一场德军和英军的空战。不幸的是，两个盟军的空军被迫从他们失火的飞机上跳下去了。住在哈夫路的送奶贩看见四个加拿大人坐在路边，其中一人讲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他问送奶贩是否可以借他的火点一下烟，并告诉他机组共有六人。驾驶员已经被烧死了，还有一个在某个地方躲了起来。德国安全警察来把这四人带走了，他们中无人受伤。从一架着火的飞机上跳伞，还有人能如此镇定吗？
尽管天气实在很热，我们还得两天生一次火来烧掉菜皮和垃圾。我们不能把任何东西扔进垃圾箱，因为库房员工可能会看到。一个微小的粗心举动，我们就完了！
人们要求所有大学生签署一份官方声明，内容是“支持德国人，赞同新秩序”。八成的人决定听从良知，但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任何拒绝签字的学生都会被送去德国劳工集中营。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都被送去德国做苦工，那会变成什么样呢？
昨晚枪声很吵，妈妈就关上了窗。我躺在爸爸的床上。突然，就在我们头顶，我们听到范丹太太一跃而起，就像被莫西咬了一口。紧接着是一声巨响，听上去像是个燃烧弹在我床边落下。“开灯！开灯！”我大叫。
皮姆拧开灯。我以为房间随时有可能燃烧起来。一切正常。我们全都冲到楼上看发生了什么。范丹先生和范丹太太透过打开的窗户看到一道红光，范丹先生以为附近着火了，而范丹太太则确信是我们的房子着火了。当巨响发生时，范丹太太已经站在床边直打哆嗦了。杜赛尔待在楼上抽烟，我们爬回床上。不到十五分钟，射击声再次响起。范丹太太一跃下床，跑到楼下杜赛尔的房间去寻求她在丈夫那儿得不到的安慰。杜赛尔以“到我床上来，我的孩子！”作为欢迎词。
我们发出阵阵笑声，枪炮的喧嚣不再惊扰我们了，恐惧一扫而光。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