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如果說有一個詞儿可以概括我們頭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話，那么這個詞儿就是“弄錢”。除了睡覺的時間以外，我們無時無刻不是用足了腦筋，在考慮怎樣才能湊得足夠的錢，把一切少不了的開支應付過去。通常也只能勉強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沒有什么羅曼蒂克可言。還記得奧馬爾·哈亞姆１那段有名的詩嗎？什么樹蔭下詩一卷，面包一塊，美酒一壺，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論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詩集，你說我還會有多少詩意，去過那田園詩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樹蔭下，我要考慮的是買那本書要多少錢（我們能不能買到舊的？）以及我們在哪儿（如果還有那么個地方的話）可以挂個賬，弄到那份面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湊足一筆錢，把債務徹底料理清楚。
１奧馬爾·哈亞姆（約1040—1123）：波斯詩人和天文學家，著有四行詩集《柔巴依集》（舊譯《魯拜集》。）
生活改變了。連最小的開支，也要經過腦子里那個經常保持著警惕的預算委員會的審查，才能作出決定。
“嗨，奧利弗，咱們今天晚上去看看貝克特的戲１吧。”
１塞繆爾·貝克特（1906—1989）：出生在愛爾蘭、居住在法國的當代荒誕派劇作家。他寫的劇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為著名。
“我說，得三塊錢。”
“你什么意思？”
“我是說，你一塊半，我也一塊半。”
“你到底算同意還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說要三塊錢。”
我們的蜜月是在一條游艇上同二十一個孩子一起度過的。就是說，我每天一早從七點起，就駕駛一條三十六英尺長的“羅茲’型游艇出游，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夠了才算結束。詹尼則給孩子們帶隊。那個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樂部，地點在丹尼斯港１（离海尼斯不遠），俱樂部有一個大旅館，一個游艇碼頭，還有几十所專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較小的平房里，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塊牌子：“奧利弗和詹尼不談情說愛之時，即安睡于此”。用和和气气的態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顧客（因為我們的收入主要靠他們的小賬），詹尼和我還能這樣彼此和和气气，我看我們倆都應該受到表揚。我只是說“和和气气”，因為我實在找不出個形容詞來形容跟詹尼弗·卡維累里相愛到底是怎么個滋味。哦，對不起，應該說詹尼弗·巴雷特了。
１位于馬薩諸塞州東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們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實嚴格說來，這個地方是在薩默維爾鎮的范圍之內。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說法，已是“年久失修”。本來是一幢房子給兩戶人家住的，現在卻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雖然“便宜”，其實也根本不值這個价錢。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辦法？住房緊張啊！
“嗨，奧爾，你說消防部門為什么還不把這幢房子宣布為危險房屋？”她問。
“大概他們怕走進去，”我說。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來你可沒怕呀，”我說。
（這段對話是九月里我們回校以后講的。）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現在結了婚了，我認為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辦呢？”
“跟我丈夫說去，”她回答說。“他會想辦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嗎？”我說。
“真的？拿出證明來。”
“怎么個證明法？”我問，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這么鬧怎么行？
“抱我進門，”她說。
“你總不見得會相信這一套胡鬧吧？”
“抱我進去，信不信以后再說。”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來，托著她走了五級台階，到了門廊上。
“干嗎停下？”她問。
“不是到門口了嗎？”
“沒有，沒有，”她說。
“我連電鈴邊上咱們的名字都看見了。”
“該死！這不是我們法定的門口。快上樓去，你這個窩囊廢！”
到我們“法定”的家門有二十四級樓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气了。
“你怎么這樣沉？”我問她。
“你難道就沒想到許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這下子我就更喘不過气來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兩個字。
“哈！嚇了你了吧？”
“沒有。”
“別騙我了，預科生。”
“對。剛才，是緊張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樓上。
這就是我能記得的同“弄錢”這個詞儿毫無關系的絕無僅有的時刻之一。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里開了個記賬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洁明了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么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面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面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确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面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里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几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听），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里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里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里。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听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体收音机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听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离開我們的住處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樣？”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里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体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体育場可以容納四万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里就是還有什么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