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在海边放过漂流瓶。
好像当时是受了一部外国影片的情节的影响，拿一个空酒瓶，里面塞了张纸条，就满怀希望把它扔进了大海里。
那时候比较懵懂无知，也比较幼稚，记得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捡到这个瓶，记得要给我回信”。然后就什么都没写，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还好写的是汉语，捡到的人至少知道这应该是个中国人。
然后，好长一段时间，心里都满怀希望的等待。后来长大了，知道这很幼稚，也知道不可能真地会等到这样的一封回信。但我每一次站在河边，站在江边，站在海边，甚至只要是站在水边，就会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冲动——希望真的可以捡回一个漂流瓶，里面有写给我的、不知是来自天涯海角的哪一个角落的回信。
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种童年原型理论，是说童年的一些事情、一些想法，有时候会隐性地、或显性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大概就被这个漂流瓶情结给显性地影响了，所以一直到长大以后，我都特别喜欢写信。以前是用毛笔写那种蝇头小楷，觉得写的过程很惬意，很享受。现在都用电脑了，所以大多数时候用email。但我即使接受了电子邮箱的写信方式，也一直难以接受qq和msn的那种信息传递方式，因为那实在太快了，太直接了，太没有等待与回味的余地了。或者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写信，所以那只能叫聊天，要聊天的话，又不如面对面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让你说的话得到无限的升华。所以我还是喜欢写信：在漫长的斟酌中，写下，寄出去；在漫长的等待后，收到，读出来。
但可惜，我当年从海上寄出的是一封再也不会有回信的信。
但也说不定呢！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用“奇迹”这个词创造的。万一将来会有一封回信呢？万一会像唐代的于祐和韩翠萍那样，会在命运的驱使下发生一段真正的奇迹呢？
唐代于祐，是唐僖宗时期的人，并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诗人，只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但在大唐的国度里，只要是读书人基本上就都是诗人，只要是诗人就会有传奇。这于祐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例子。
说于祐年轻的时候，每年都到京城来参加科举考试，但很不幸，他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是年年考，年年不中。这让他的人生一直都黯淡无光。所以他最后只能到河中府贵人韩泳家去做家教和文字秘书。相比之下，我觉得古代的读书人还算是幸运的，高考落榜了，还能去当个师爷、秘书什么的。可现在，大学考上了，甚至研究生毕业了，这种职业和职位往往是打破了头也谋不上。
说在于祐彻底灰心，告别科举考试之前，就在某年他进京赶考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类似于漂流瓶事件的小事。
说有一天，落榜生于祐在皇城的街道上散步，时值深秋，西风送落叶，斜阳照残影，顾影自怜的于祐徘徊在御沟边，望着漂浮的落叶，顺流而下，内心充满迷茫和怅惘，感到人生如落叶一样随水飘零。于是，他下意识地在蹲在御沟边，毫无目的地拨弄着河水。忽然，他看见顺水漂流过来一片红叶，上面隐隐约约，好像有墨迹。眼看着这片红叶就要从他眼前流走了，他急忙捞起来，仔细一看，哦，红叶上果然有字，还是一首诗，诗曰：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于祐反复吟诵这首诗，细细地品味，从字迹来看，工整秀丽，应该出自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从诗的含义来看，写的是一个女子孤寂无聊的心情，“深宫尽日闲”嘛，从这句中可以知道，她生活在深宫中，能写出这么哀绝凄婉的字句来，一定是一位绝妙佳人。十之八九，可能是一位宫女。于祐不由地叹道：“唉，可惜了一个如此多情的女子！”
于祐晾干了红叶，把它揣在怀中，回到了客店。以后的许多天，总会坐在书桌前，手中拿着红叶，痴痴的发呆。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啊，为什么定情要有信物，为什么结婚要送戒指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为什么不是一堆永流传啊？事实上，事物越小，越集中，越能引发人们对事物相关人的想念与思念，所以王维《红豆》诗才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于祐虽然根本没见过那个红叶题诗的宫女，但他天天老看那个红叶，心中就不由自主想的全是那个素未谋面，却又神交已久的红颜知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许多日，竟然因为思虑过度，病倒在客店里。他的好友听说后，就赶到了于祐的住处来看他。在听完于祐说完自己得病的根由后，不由得哈哈大笑，说“你怎会如此愚钝，这个女子写这首诗，又不是有意于你，而你也是在偶然间得到的，何必如此痴情呢？而且，皇宫守备森严，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个女子呢？你的这种痴情真是好笑啊！”
于祐回答说：“唉！兄台，你也不必讥笑我，假如你身处我的这种境地，定然也会如此。姻缘前生已经注定，能得此佳人为妻，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注意，于祐这段话意思的关键在于他相信姻缘乃属前生注定，好像就是相信我们常说的宿命论，相信是命运把这片红叶送到了他的手里。所以，作为旁观者，他也知道寄希望于这段情感纯属是无稽之谈，但作为当事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他心想，“佛祖高高在上，我若诚心抱定这段姻缘，佛祖必定会从我所愿的”。
于祐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一般人会觉得他就是当局者迷，痴心妄想而已。但我觉得这和唐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系。我们知道唐代是三教并行的，也就是儒、释、道都很流行。释家，也就是佛家是讲宿命论的，这不用说。儒道两家看似不同，但追根溯源，都本出于《易》，而魏晋南北朝以来，易学盛行，到了唐代的儒、道两家这时候都有丰常浓厚的易学色彩。易学也讲命运，但不是佛家宿命论，不只是简单的命中注定。据我的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易学的命运观其实是种系统论与信息论，它认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之中，系统中的信息变化多样，而有些信息的变化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变化，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对于那些能引发整个系统变化的关键性信息，要研究，要重视，甚至要顶礼膜拜。所以易经中的卜筮，就是用极为神秘的形式去寻找这种信息，然后对它顶礼膜拜。后世易学流于民俗，发展成了相命之学，我认为那都是迷信，都是末流。但易学本身的这种命运观还是有着它独特的价值的。当然，这一块的内容相当艰深，也不适合在这里解释过多。但于祐把这件事当作是命运的安排，也就是他把这片红叶当作是他人生系统的关键信息、关键因素来看待的。认为这片红叶会带来他个人人生系统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命运观就不是佛家的宿命论了，宿命论本质是消极的，而这种命运观恰恰会催生出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创造这种命运观的《易经》，在乾卦里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作用下，于祐拖着病体，又来到御沟边，沿着水流找到了源头。原来御沟的水流只是经过皇宫，它的源头在皇宫外面。这时，他看着御沟中顺水漂流的落叶，心中一阵阵地激动，仿佛梦想因此就会成真。他拾起一片红叶，也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流水无情何太急，红叶有意两心知”。
写完后，他把这片红叶放入御沟的上游，看着它飘飘荡荡，流进了皇宫里。
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于祐的这种行为到底有多荒唐。第一，你根本无法知道这红叶流进了皇宫能否被人注意到。它有可能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就像学生们听课，左耳进，右耳出，这叶子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游进，下游出，流入皇宫不过是到此一游而已；第二，就算它进去了，也被人拾到了，谁又能保证那个人一定是当初叶上题诗的那一位呢？第三，就算过于幸运，拾到落叶的真便是在叶上题诗的那一位，但宫门一入深如海，她又怎么出得来又怎么与你相认呢？第四，就算她侥幸出宫了，又怎么知道你这首红叶诗是谁写的，人海茫茫，又到哪里去找你呢？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于祐这一做法确实荒唐，但不要忘了，你我这样想，那都是局外人，于祐他不这样想，他想到的只有千里姻缘一叶牵，一切自有命运的力量！这就像莱特兄弟相信他们能飞，于是他们最终飞起来了一样。果然，这片红叶开始发挥它在于祐人生中的关键性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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