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之失，后代之鉴，鉴往知今，以清初为最彻底、最成功。明朝宦官为祸甚烈，所以清初严禁太监干政；明朝以加派失民心、生盗寇，所以康熙有永不加赋的令。及至洪、杨军兴，军费浩繁，亦不过开办厘金，病商而未病农，此为乱后地方得以迅速复苏，以及造成同光中兴的一大原因。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几乎无一善政，而临死的那一年，却颇有思过的模样，《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篇：
（万历）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举朝皇室。及上年高，后以贤见重，而东宫益安。至是崩，中宫虚位数月，贵妃竟不进位。
按：如果是比较明白而又没有宠妃挟制的皇帝，高年失后，中宫任其虚位，而以皇贵妃统摄各宫，是不足为奇的；在神宗此时，却是难能可贵。因为郑贵妃觊觎中宫，已非一日，这时有此顺理成章进位的机会，自然要力争，是可想而知之事；则又可想见神宗力拒所请，必亦大费一番口舌。神宗所以靳此虚位而不予，当然是为了消弭隐祸——因为郑贵妃被册为后，则进一步必然会提出嫡庶的问题，要求废太子、立王，又将掀起极大的波澜。所以不再立后是极明智之举。
其次，王皇后一死，神宗亦得病，此不能说没有伤逝的伉俪之情在内。但神宗为国事着想，不能不保护太子；而在天伦的情分上，对太子仍然甚薄，卧病三月，不召太子。到了七月间，病势已甚沉重，而太子依旧不得一视疾，此亦亘古少有的事。
由以后的“移宫”一案来看，神宗病中而父子隔绝，一半亦出于郑贵妃的有意作梗，而所以如此，居心不可问。当时东林的巨擘杨涟、左光斗等看出端倪，便劝唯一的宰辅方从哲，应该进宫请安，探视究竟。
方从哲这样回答：“皇上讳疾，即使进了宫，左右亦不敢奏闻。”杨涟便引《宋史》说：“宋朝文彦博问仁宗疾，内侍不肯奏报。文彦博质问：‘天子起居，你们不教宰相知道，难道有异志？下中书省行法！’”按：仁宗无子，说太监有异志，即指责其别有拥立的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