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寒意初露的十月初九，豆腐坊帮工葛品连像往常一样辛勤劳作，直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头晕与虚脱感迫使他不得不提前离开店铺。掌柜心生怜悯，放他归家调养。
葛品连步履蹒跚地踏上归途，途中突感阵阵恶心，腹中翻腾不止，他在半路的一家老字号糕饼铺里强咽下一份粉团，试图缓解空荡荡的胃部不适。然而，这份临时的慰藉并未能阻止悲剧的进程，当他挣扎着抵达自家门前时，又是一阵剧烈的呕吐。焦急的妻子毕秀姑迅速迎上前去，小心翼翼地将他搀扶上二楼卧室，只见葛品连虚弱不堪，呕吐不止，周身瑟瑟发抖。
误以为自己染上了俗称“流火病”的风热疾患，葛品连指示毕秀姑急匆匆配制了一剂由桂圆和珍贵的东洋参熬煮而成的汤药。然而，这碗原本寄予希望的良药入口后，葛品连的症状非但未减轻，反而急剧恶化，口中泛出诡异的白沫，生命迹象每况愈下。
这时，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闻讯火速赶来，紧急请来当地颇有名望的大夫诊治，然而无论医者如何施救，葛品连的生命似乎已经滑向深渊，无法挽回。直至次日下午，阳光斜照，葛品连的气息终究消散，双腿一蹬，离开了这个他曾辛勤耕耘的世界。
噩耗传来，葛母沈喻氏悲痛欲绝，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那个昨日还精神饱满的儿子，眨眼间就阴阳两隔的事实。在亲友们的簇拥和扶持下，她泪眼婆娑地开始着手料理儿子葛品连身后那些冰冷而繁琐的事务，心中满是对真相的困惑与对儿子骤然离世的深深哀痛。而这突如其来的死亡，犹如一道沉重的疑云笼罩在小镇上空，引发了无数猜测与议论……
次日晚间，一件令人毛骨悚然之事悄然上演——葛品连的遗体在静谧的夜色中发生了异变，他的口鼻之间竟然渗出了暗红色的血水，这一幕骇人情景恰被悲伤不已的沈喻氏撞见。原本就对儿子猝然离世充满质疑的她，此刻更是坚定了心中的猜想：葛品连并非正常死亡，而是遭人投毒害命。周围的亲朋好友目睹此景，亦纷纷附议，认为葛品连死因确有蹊跷，亟待查明。
次日曙光甫现，悲愤交加的沈喻氏便在村中地保王林的陪同下，怀揣着沉甸甸的诉求，迈进了余杭县衙的大门，递交了一份恳求官府对葛品连进行尸检以查究死因的申请。
彼时执掌余杭县令之职的，乃是来自天津，已届六十九岁高龄的刘锡彤。作为第二次莅临余杭担任地方主政的资深官员，刘锡彤深知人命关天，断不可掉以轻心。接获呈词后，他即刻升堂审阅案情，旋即做出决定，将亲自带领经验丰富的仵作沈祥以及可靠随从沈彩泉，一同前往现场对葛品连的遗体进行详尽勘查。
正当刘锡彤一行准备出发之际，当地一位颇具声望的乡绅陈竹山因受召为刘县令诊疗疾病而来。耳闻葛品连死因不明的传闻，陈竹山眼中闪过一丝深思，旋即娓娓道出了一则在当地流传甚广的秘闻——名为“羊吃白菜”的隐晦艳事，此事与葛品连之死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为这场已然笼罩在谜团中的案件增添了几分悬疑色彩。
在那个深藏不露的故事开端，我们要聚焦于葛品连那位艳丽绝伦的妻子——毕秀姑，人称“阿生”。时光回溯至1856年的咸丰六年，在余杭县毕家堂村的一户人家，诞生了这个日后注定牵扯进一场谜团的女子。不幸的是，阿生的父亲毕承祥早早地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在这世间飘摇，那时的阿生尚且年幼，仅由慈母毕王氏一手拉扯长大。
命运多舛，毕王氏不得不在阿生八岁那年，携着稚嫩的女儿投靠了在县城担任粮官的喻敬天，并随之冠上了“喻王氏”的称呼。然而，这位继父喻敬天并未对阿生表现出多少疼爱之情。
另一边，葛品连的人生同样波折不断，他的世界因父亲葛奉来的溘然长逝而颠覆，家里的豆腐小店也随之陷入困顿。不久之后，他的母亲“葛沈氏”选择改嫁给了县城手艺出众的木匠沈体仁，从此，他们母子的生活又添了一重身份标签，“沈喻氏”成为了葛品连新的母姓。
葛品连与喻家比邻而居，他在日常生活中悄然注视着日渐出落得楚楚动人的毕秀姑，心中满是对她的倾慕之情。直到同治十年（1872年），在沈喻氏的积极推动下，葛品连终于得以迎娶心中的佳人毕秀姑过门，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依靠继父沈体仁引荐，在县城豆腐店里勉强度日的帮工。
当葛品连与毕秀姑喜结连理之际，由于囊中羞涩，新房竟未能觅得，只得在岳父喻敬天的宅邸里完成了他们的婚典，并暂时寄宿于此。然而喻家非豪门大户，屋舍狭小，夫妻俩的入住更是让本已捉襟见肘的空间显得愈发逼仄。葛品连夫妇深知此非长久之计，遂决意另寻居所，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拥挤生活。
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这位曾在澄清巷口西端杨乃武家督建宅院的木匠师傅，偶然间得知杨家有闲置房源待租。在与妻子沈喻氏商量妥当后，二人决定以每月颇为实惠的八百文铜钱租金，为新婚的葛品连夫妇租赁下杨家的一处空闲房间。
就这样，葛品连夫妇的命运之轮转向了杨家的大门，他们的生活自此与杨家交织在一起。房东杨乃武，乃是余杭县内颇有威望的乡绅，杨家祖祖辈辈以植桑养蚕立家，家道殷实，虽非豪富，却也堪称小康之家。杨乃武本人更是颇具才情，因其胞兄早年夭折，杨朴堂老先生离世后，他继承了家族产业，并凭借刻苦攻读，未及而立便高中秀才，邻里们都尊称他一声“杨二先生”。
搬入杨家后，葛品连夫妇与杨家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和谐共处。葛品连为了豆腐店的生意，时常需要深夜起身劳作，以至于常宿于店铺之中。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心善贤惠，眼见毕秀姑独守空房，便常常热情邀约她共享家宴，两家人的生活就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悬案与变故埋下了微妙的伏笔……
在晚清的余杭古城，杨詹氏与杨乃武的胞姐杨菊贞对机灵俏皮的毕秀姑喜爱有加，每当围坐餐桌，欢声笑语不断。杨乃武察觉到毕秀姑对知识的渴望后，便利用茶余饭后的间隙耐心教授她识字习文，岂料这份寻常的温情之举，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为日后他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
时光流转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杨詹氏因一次悲惨的难产离世，陡然间，杨乃武成为了孤独的鳏夫。然而，毕秀姑并未因此疏远，依旧大方地与杨乃武共餐，并在烛光下一同研读诗书，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下，自然招致了不少侧目与蜚语。
彼时的葛品连，个头不高，被戏谑为“豆腐铺的武大郎”，而他的娇妻毕秀姑肤白貌美，平日里身着翠绿衣衫配皎洁裙摆，民间给她起了个昵称“小白菜”，更有甚者唤她“豆腐西施”。如此强烈的形象对比，加之葛品连常因工作在外夜不归宿，一时间，坊间滋生出“羊啃白菜”的龌龊谣传，暗示着杨乃武与毕秀姑之间存在着不正当关系。
葛品连闻听流言，愤懑不已却又无法找出确凿证据，无奈之下，只能憋着一口气，携小白菜搬离了杨家，临时栖身于亲戚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中。自此，葛品连夫妇与杨乃武家庭之间的往来戛然而止。
当两家不再来往，以为能就此平息是非之时，未曾预料的悲剧降临——葛品连突遭横死，瞬间引爆了整个街坊间的舆论场。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矛头再次指向杨乃武与毕秀姑，揣测他们是联手毒杀了葛品连，这场莫须有的罪名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将原本已经远离风波的两人重新推向了风口浪尖的冤狱深渊。
正值盛夏八月，杨乃武怀揣着满腹经纶踏上了前往省城的路，参加同治癸酉科乡试，一举摘得了浙江乡试第一百零四名举人的桂冠。尤为难得的是，他是当年余杭县唯一的金榜题名者，刹那间，他的名字响彻乡野，荣誉光环笼罩全身，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尽管杨乃武尚未踏入官宦之道，但足以预见，他的未来似乎已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锦绣前程尽在眼前。
人生无常，世事如棋。正当杨乃武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命运女神却对他展开了冷酷无情的玩笑。他全然未料到，这无比辉煌的时刻过后，一道阴霾正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场足以令他身陷囹圄、甚至面临生死劫难的命案即将降临，彻底颠覆他的一切设想与期待。
或许是因为嫉妒的火苗在心头燃烧，又或许是他心中早已积蓄的恩怨催化，秀才陈竹山在获悉沈喻氏提出开棺验尸的要求后，刻意将关于杨乃武与毕秀姑“小白菜”的那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夸大，并将其透露给了县令刘锡彤。
刘锡彤闻此秘辛，心中泛起一阵不易察觉的窃喜，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迅疾派遣麾下的衙役们深入市井巷陌查探。不出所料，这些捕快们还真带回了一些足以印证传闻的蛛丝马迹。这让刘锡彤的心思逐渐偏离了公正，一股将新晋举人杨乃武拽入这场凶险旋涡的恶意开始在他心中滋生蔓延。
此刻，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浮出水面：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刘锡彤，究竟为何非要置杨乃武于死地不可呢？
追溯源头，答案并不简单。杨乃武除了料理自家祖传的产业，还有一项职业——替普通百姓撰写诉状，充当他们伸张正义的代言人，俗称“讼师”。他曾多次因为看不惯官绅勾结，欺凌弱小的行为，挺身而出为受压迫的村民主持公道，甚至用诙谐辛辣的打油诗形式揭示官场腐败，嘲讽那些不公之事。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行径，使他在官场上树敌众多，其中最为刘锡彤刻骨仇恨的，莫过于杨乃武揭露并坚决抵制官府征收粮食时的作弊手法——“淋尖踢斛”。这一做法让官员们捞足了油水，也因此激化了杨刘二人间的矛盾，终至刘锡彤决心除掉杨乃武，以此泄私愤、儆效尤。
在古老的大清帝国里，有一种鲜为人知却又让人咬牙切齿的黑幕交易，叫做“淋尖踢斛”。每当农夫们辛辛苦苦运来稻谷，到县衙进行官定称重的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衙役们会趁机猛踢粮斛三下，使得满满的粮食像瀑布一样溢出斛沿。而这洒落在地的粮食，就成了县吏们肆意鲸吞的“额外福利”。
然而，早在雍正年间，朝廷就已经痛下决心，下令废止这种侵害百姓利益的陋习，并且浙江省府也明确公告各地，严禁“淋尖踢斛”，确保溢出的粮食由农户自行收回。可是，在余杭县这片土地上，那些视律法如无物的官吏们依然故我，坚持着他们的贪婪行径。
面对此种情形，刚正不阿的杨乃武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毅然写下一份控诉状，直指何春芳等一众贪腐官员，将状纸递交给了县令刘锡彤。他哪里料到，何春芳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跋扈，背后正是有刘锡彤的默许乃至支持，刘锡彤怎会轻易拆自己的台，亲手打破自己建立的利益链呢？
最终，杨乃武不仅未能成功扳倒贪官，反而被何春芳等人反咬一口，诬陷他煽动民众拒交赋税，与官府对抗，并从中渔利。法院宣判杨乃武败诉，他被衙役们轰出了庄严的公堂。
杨乃武对此极度悲愤，那一夜，他挥毫泼墨，书写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并将它张贴在县衙门前，这无疑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为他今后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当沈喻氏为冤屈奔走喊冤，陈竹山又适时透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桃色传闻，余杭县令刘锡彤不禁心花怒放，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报复曾让自己颜面扫地的杨乃武，又能借此掩饰自身的贪腐行径。一场围绕杨乃武命运的更大风暴，正悄悄酝酿成型。
怀着某种隐秘的兴奋，刘锡彤迅速召集了仵作沈祥以及随从门丁沈彩泉，一行三人匆匆赶往葛家的停尸之所，准备对葛品连的遗体进行细致入微的尸检。
沈祥作为资深仵作，目光犀利地审视着葛品连苍白的脸庞，只见其面色呈现淡淡的青灰，口鼻间渗出些许淡红色液体，身躯上还散布着十几个硕大的疱疹。初步判断，葛品连并非死于常见的砒霜中毒，毕竟那种情况下死者应有七窍流血、皮肤遍布细密疱疹的症状。
诡异的情况出现了，沈祥在使用银针探查尸身喉部时，发现银针触碰之处竟然变为了青黑色，而且颜色无法擦去，这分明是砒霜中毒的一个显着特征。此情此景，让沈祥陷入了困惑与犹豫。
在一旁观察的沈彩泉洞察了沈祥的疑虑，忍不住问道：“葛品连究竟是怎么死的？”沈祥思索片刻，提出了生烟土中毒的可能性，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葛品连死亡的原因。
然而沈彩泉对此提出了质疑，坚称生烟土中毒通常源于主动吸食，与葛品连的死前状态并不相符，他坚持主张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身亡。两人在现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在这场激烈的争辩中，他们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用于检验尸体内毒物的银针并未经过皂角水清洗，其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大打折扣。
最终，在一团混乱与匆忙中，沈祥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声称葛品连死于服毒。
目睹这一切的县令刘锡彤，面对这份漏洞百出的仵作报告，却如获至宝，他顺水推舟，借机将矛头指向了杨乃武与毕秀姑，指控他们合谋毒害了葛品连，从而一手策划出了一场震惊朝野、曲折离奇的冤案。
在阴森的大堂之上，小白菜——葛品连之妻，被强行带至公堂受审。她遭受了残酷至极的刑罚，双手十指被拶夹，胸部更是被烧红的铁丝刺透，背部更是承受了滚滚沸水的烫烙（据《申报》记载）。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逼供之下，小白菜身心俱疲，终于被迫按照县令刘锡彤的设计，假认自己与杨乃武因不正当关系而谋害了亲夫葛品连。
凭借着这份得来不易的所谓“招供”，刘锡彤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迅速下令逮捕杨乃武归案。然而，杨乃武身为新晋的举人，按清朝律例本不应遭受刑讯。刘锡彤为达目的，狡猾地上奏杭州知府陈鲁，请求剥夺杨乃武的举人资格，以便合法对其用刑。按规定，此事还需层层上报，由陈鲁转报浙江巡抚杨昌濬，再由杨昌濬递交给清廷御批。然而，在同治皇帝的批复还未下达之前，急不可耐的刘锡彤已迫不及待地对杨乃武实施了严刑拷问。
面对这凭空捏造的罪名，纵然经历多次审讯，杨乃武始终坚贞不屈，矢口否认。刘锡彤见状无计可施，只得再度提审已然心有余悸的小白菜。面对恐怖的刑具，小白菜颤栗不止，不敢改变先前的供述。刘锡彤便据此认为案件已经“水落石出”，并洋洋得意地将所谓的验尸记录与审讯详情上报给了上级陈鲁。
恰在此时，同治皇帝的御批终于下达，命令将杨乃武、小白菜二人解送杭州府进行二次审理，以求真相大白。
杭州府知府陈鲁，一向鄙夷读书人，主观臆断杨乃武是个喜欢挑事、专司诉讼的不安分子。因此，当杨乃武甫一抵达杭州府，旋即遭遇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酷刑：先是痛苦不堪的跪钉板、炙热灼人的跪火砖，再到令人骨裂筋伤的上夹棍、吊天平架，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在一轮又一轮的刑讯逼供下，杨乃武终究肉体凡胎，无力抵挡，被迫承认了与小白菜通奸，并用砒霜毒杀了葛品连。至于至关重要的砒霜来源，杨乃武被逼无奈，只得编织了一个谎言，说是从仓前镇“爱仁堂”药铺店主钱宝生那里，借口灭鼠而购得。
陈鲁闻得这般“口供”，大感满意，认为此案已了结，迅速做出裁决，判处杨乃武死刑立即执行，小白菜则被判凌迟处死。随后，他将该案结果上报给了浙江臬司蒯贺荪。
浙江臬司蒯贺荪接手此案后，内心产生了疑窦。同样是举人出身的他难以接受，一个刚刚步入仕途的新科举人，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甘愿放弃大好前程，甚至不惜以身犯险。毕竟，对于杨乃武而言，中举就意味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为此，蒯贺荪决定亲自复审杨乃武和小白菜。然而，他所不知的是，这对饱受摧残的男女，早已在严刑之下耗尽了所有的抵抗意志。面对蒯贺荪的审讯，回忆起过往的种种黑暗遭遇，他们已经万念俱灰，只求速死，不愿再忍受更多的皮肉煎熬以换取翻案的机会。因此，蒯贺荪得到的依然是之前的“供词”，丝毫未能动摇原先的判决。
蒯贺荪为进一步核实案情，特意召见了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询问他们在审讯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是否有违法操作或冤枉无辜。然而，急于结案的两人，怎么可能承认曾滥用酷刑迫使无辜者认罪？他们一致保证，此案铁板钉钉，不存在任何冤情。
蒯臬司面对如此局面，只能摇头惋惜，感叹这位年轻的新科举人真是误入歧途。无奈之下，他只能按照司法程序，将案卷递交给浙江巡抚杨昌溶审核。
鉴于杨乃武曾经的身份，杨昌溶不敢轻忽，特派候补知县郑锡滓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余杭暗中查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郑锡滓不仅没有深入调查，反而一头扎进刘锡彤家享受美食美酒，收受了刘锡彤的贿赂，对杨乃武供述的药铺“爱仁堂”及其伙计“钱宝生”（实为钱坦）的真实情况置若罔闻。事实上，这名“钱宝生”是当地乡绅陈竹山找来的替罪羊，他受到恐吓后不得不违心承认卖给杨乃武砒霜。
酒足饭饱的郑锡滓返回杭州后，竟拍着胸脯担保此案确系“公正无私”，毫无冤情可言。杨昌溶见状，基于现有“证据”及郑锡滓的调查报告，认为此案证据充分，遂迈出最后一步，将此案正式上报朝廷，等待刑部的回文核准执行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死刑。
眼看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命运即将走向绝望的终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翻案希望渺茫。
故事并未就此落幕，一场惊天逆转正在悄然酝酿，等待着揭开真相的那一刻。
就在各级官员翘首期盼刑部的审批回复期间，身处囹圄、心如死灰的杨乃武，在胞姐杨菊贞竭力恳求与激励下，强忍绝望，颤抖着手写下了那份泣血的申诉状。这份状纸承载着他沉冤待雪的最后希望，由他新婚妻子詹彩凤——即杨詹氏的妹妹，怀抱坚定信念，奔波于杭州各大衙门之间，试图洗刷冤情。
一路申诉却处处碰壁，徒劳无功。面对一次次挫败，杨菊贞并未妥协，她深知弟弟的清白唯有通过最高途径才能昭雪，于是毅然决定亲自携带申诉状北上京城，直接向皇帝告御状。
初次上京之路充满艰辛，杨菊贞四处碰壁，财力几乎耗尽，孤立无援之际，幸得当时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慷慨解囊，给予援助。虽然初次尝试告御状未能如愿，但她并未气馁。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炎炎七月，杨菊贞携同詹彩凤再次踏上了艰难的进京之旅。
这次，她们在胡雪岩穿针引线下，有幸接触到时任刑部官员的浙江同乡夏同善。夏同善的出现，仿佛一线曙光照亮了这对姐妹孤注一掷的申诉之路，预示着这场扑朔迷离的冤案将迎来峰回路转的关键转折。
在浓厚的乡土情谊驱动下，夏同善这位刑部官员伸出援手，为杨家姐妹铺设了一条寻求公正的道路。他建议她们逐一拜访京城内的三十多位浙江籍高官，并将满载冤情的状纸分别送达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以及都察院，力求扩大影响，唤醒更多正义之声。
同时，夏同善并未袖手旁观，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遂果断将案情通报给刑部右侍郎翁同龢。翁同龢在详细审阅诉状后，深深被其中的冤屈激起义愤，遂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激昂的奏折，直呈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两位宫中主宰。
慈禧太后在阅读奏章后，心中涌起同情之意，遂颁下一道震撼朝野的懿旨，特别指定浙江巡抚杨昌濬必须重启此案，彻底查明真相。
面对皇太后的亲自干预，杨昌濬不敢有任何怠慢，只得硬着头皮，调集了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以及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位官员，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合审查团队，共同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进行重新审理，以期拨云见日，还事件一个清晰的原貌。
随着案件热度攀升，上海《申报》紧抓社会焦点，连续追踪报道，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犹如烈火烹油般迅速燃遍江南大地，进而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庙堂江湖。
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慈禧太后的权威震慑，参与此次重审的所有官员均不敢再滥用酷刑。杨乃武与小白菜抓住机会，双双推翻了先前被逼无奈承认的“口供”，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屈打成招之苦。
眼看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有望昭雪，命运却在此时陡生波折——正当关键时刻，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国丧之下，此案被迫暂停审理，陷入停滞。
面对迟迟未能结案的局面，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质疑杨昌濬等人有意包庇、拖延案情进展。于是，朝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复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满怀期待的曙光转瞬即逝，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酷的现实。这位钦差大人胡瑞澜手段狠辣，较之先前的刘知县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昼夜不停地对二人进行严刑拷问，杨乃武的双腿在酷刑之下被夹折，小白菜的十指亦被拶刑至脱落。在无尽的折磨下，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被迫作出了虚假的供认。
光绪元年，十月初三的清晨，紫禁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胡瑞澜，这位一向以铁面无私自居的官员，怀揣着结案陈词，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皇太后的宫殿。他向两宫皇太后及年幼的光绪皇帝递交了奏折，言辞凿凿地表示此案并无冤情，应按原审判定罪。
在宫殿的另一端，杨乃武心如死灰。他深知，胡瑞澜的这份陈词，无疑是将他推向了深渊。绝望之中，他提笔给自己写下了一道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胡瑞澜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的讽刺与愤怒。
正义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当上海《申报》公布了胡瑞澜的终审报告后，整个浙江的举人、生员们沸腾了。他们愤怒于这起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以杨乃武的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为首的30余人，联名向朝廷提出了控告，要求提京彻审，昭示天下。
与此同时，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也联名上书，请求刑部直接审理此案。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更是关乎浙江士子读书上进之心的大事。
在朝堂之上，翁同龢、夏同善及张家骧等重臣也不断向两宫皇太后进言，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朝廷公正与士子前途的担忧。
此时的光绪帝尚年幼，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欲借此案立威，对审理官员的阳奉阴违感到恼怒。于是，一道谕令如雷霆般落下：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刑部接手此案，一路北上，将杨乃武、小白菜以及相关证人带往京城。途中，一名眼尖的官员在仔细审视葛品连的尸检报告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他心生疑虑，决定将整个棺材也一并运往京城，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光阴流转，转眼到了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那天，京城的海会寺内人头攒动，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堂官、司官、仵作和差役四十余人，以及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公开验尸，揭开葛品连死亡的真相。
在众目睽睽之下，仵作小心翼翼地剖开棺材，对葛品连的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出了结论：葛品连并非他杀，而是因病致死。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屈也由此大白于天下。
事实摆在眼前，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罪名终于得以洗清。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平反谕旨，宣布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无罪释放。然而，尽管他们得以重获自由，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处罚并未完全撤销。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被认为不守妇道，被处以杖八十的惩罚；而杨乃武虽未与葛毕氏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被处以杖一百的严惩，且其举人身份也被剥夺，不再恢复。
这一案件的平反虽然为杨乃武和小白菜带来了正义，但他们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和谜团，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余杭知县刘锡彤，这个罪魁祸首，因一时疏忽，错将毒药当作病状，致使无辜的葛毕氏与杨乃武遭受严刑逼供。最终，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判流放至遥远的黑龙江。然而，他的流放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便在那苦寒之地终结了生命。
与此同时，那些涉案的官员们，如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濬、已死的蒯贺荪、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以及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滓等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他们或被流放，或被革职，或被查办，每一个都罪有应得。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那个曾被革职的浙江巡抚杨昌濬，竟然在不久后复官，并被提拔为闽浙总督，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这样的转变，让人不禁感叹权力的无常与讽刺。
终于，这个长达三年多的晚清冤案得以平息。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两位无辜的受害者，终于洗清了冤屈，得到了应有的平反昭雪。他们的遭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也警示着后人，权力的滥用与草菅人命，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原本的第一被告，葛品连的妻子小白菜，却在审理的旋涡中渐渐失去了焦点。出人意料的是，杨乃武这个原本被视作“共犯”的角色，却逐渐成为了整个案件的核心。小白菜，那个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妇人，却在这过程中被边缘化，最后几乎成了案件的配角。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深究之下，不难发现，杨家为了替杨乃武洗清冤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案件的平反。他们的努力，让杨乃武的名字成为了这场风波中的风暴眼。
事实上，如果不是杨乃武，小白菜可能早已成为地下一缕冤魂，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人世。但幸运的是，杨乃武家境还算小康，他的胞姐和妻子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他们上京告御状。然而，即便是有着这样的经济基础，杨家为了营救杨乃武，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落得倾家荡产，家徒四壁的下场。这场官司，不仅改变了杨乃武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杨家的生活。
出身贫寒的小白菜无疑是弱者中的弱者，她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为自己洗清冤屈。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像小白菜这样的普通人，是否都面临着有冤无处伸的困境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而言，告御状并非易事，这条道路既艰难又遥远。摆在面前的第一大难题便是经济。没有钱，何谈上告？更不用说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了。
而杨乃武，身为新科举人，他拥有的特权无疑为他在这场官司中增添了不少筹码。正因为有了这一层身份，此案才会多次被反复审理，审案官员的迟疑和程序的复杂都为杨乃武争取到了更多的为自己鸣冤的时间。
此外，杨乃武平日里还兼写诉状，可见他对大清律法有着相当深厚的了解。在上诉过程中，他的家人也完全按照先地方、后赴京的正规流程行事，这样的做法既体现了他们的谨慎，也显示出他们对律法的尊重。
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杨乃武背后的浙江士绅们。其中，汪树屏与杨乃武乃是同科同榜的举人，他当时正在京中担任内阁中书，其家族背景深厚，这样的关系无疑为杨乃武的翻案增添了不少分量。
还有夏同善，这位翰林院编修、原兼署刑部右侍郎，不仅是光绪帝的老师，还与刑部右侍郎翁同龢有着深厚的人际关系。这样的权力网络和人际关系，对于杨乃武的翻案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吴以同，这位虽无显赫官职的文人，却常在庆余堂担任西席一职，由此可知，杨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庆余堂老板胡雪岩的慷慨资助，吴以同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三人背后，隐藏着一张错综复杂的人脉网，其力量之大，绝非寻常百姓所能想象。小白菜这样的普通民众，即便心有冤屈，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法触及这样的社会资源。
杨乃武能够成功翻案，看似是命运的偶然眷顾，实则背后隐藏着诸多必然因素。而吴以同与庆余堂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那18位浙籍京官，又为何会如此积极地为杨乃武申冤呢？这其中的缘由，自然不仅仅是因为人脉关系那么简单。
这些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浙籍京官，他们深知为杨乃武出头，必然会得罪一批审案的官员。这样的冒险举动，绝非仅凭同情之心就能做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呢？归根结底，便是那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感。当年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地方绅士之所以敢与大宪为敌，呈上驳诘之词，非因受冤者是他们的士林同类，恐怕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出力。
无论是浙籍京官还是浙江士绅，他们不惜代价为杨乃武伸冤的最终目的，便是保护浙江读书人的声誉。在那个读书人被视为道德典范和社会标杆的时代，声誉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
正如夏同善在上奏中所言：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与杨乃武相比，小白菜这个孤立无援的平民百姓，她的伸冤之路显得如此渺茫，几乎成了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奢望。
杨乃武在37岁那年终于走出了牢狱，他的仕途已然被这场飞来横祸阻断，遍体鳞伤的他回到余杭县，家中已是四壁空空。然而，他并未因此颓废，而是选择重拾杨家祖业，将全部心力投入到蚕桑养殖的研究中。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竟培育出一种独特的蚕种，这种蚕孵化率高、抗病力强、结茧层厚且色泽光亮，他将其命名为“凤参牡丹杨乃武记”，在江浙一带深受蚕农的喜爱。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完全眷顾这位历经磨难的男子。民国三年（1914年），杨乃武因患疮疽而离世，享年74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余杭镇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静静地诉说着他一生的传奇与坎坷。
小白菜在出狱时年仅25岁，尽管冤情已得到昭雪，但她仍被定罪为“不守妇道”。生母和婆母都不愿接纳她，新任知县也劝她重新嫁人，但她坚决不肯。最终，她被迫流落到余杭县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成为了慈云老尼姑的徒弟，法名“慧宝”。
这座庵堂里并无多少香火，小白菜便以养猪、养鸡为生。闲暇之余，她会翻阅一些书卷，寻找内心的宁静。民国十九年（1930年），小白菜圆寂，享年76岁。她的一生，如同那庵堂里的青灯古佛，虽历经沧桑，却仍保持着一份淡然与坚韧。
在杨乃武离世时，小白菜曾前往送葬。而在她临终之际，也留下了一份遗言，她称自己害了杨乃武，今生今世无法报答他的恩情，只能寄希望于来世再报。这份遗言，如同她的一生，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