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罪】
上一次在正史记载中看到君臣刷屏互骂，还是唐僖宗与高骈。
李从珂应该是真气急了，看他这段简短的回怼，真可谓是口不择言，如含粪喷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一次的骂战持续时间很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双方都不光彩，屁股都不干净，怼来怼去，双方都是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儿的丢人；二是双方关系破裂，朝廷已经出动了军队，要先发制人，能动手就别吵吵。
石敬瑭召集幕僚，慷慨陈词，历数朝廷四宗罪：
其一，食言失信。
石敬瑭离开洛阳赴镇河东的时候，李从珂金口玉言向他保证，“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皇上亲口说的，让我坐镇河东，既不会罢免，也不会移镇，然而他现在却将我移镇到郓州。
其二，误会猜忌。
“忻州万岁乌龙案”导致李从珂对石敬瑭的猜忌加重，很可能是这次移镇命令的导火索。石敬瑭虽然斩杀了三十六位将士，却不能打消李从珂的疑虑。
其三，酒后失言。
公主奔赴洛阳参加李从珂的生日宴，李从珂醉酒之后，当众对公主说出“尔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耶”。酒后吐真言，李从珂在酒精的作用下，褪去了伪装。用石敬瑭的话说，“此疑我之状固且明矣。”
其四，朝政昏暗。
李从珂亲小人、远贤臣，政治昏暗，满朝奸佞。
随后，石敬瑭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自己的委屈冤枉：“我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没二心！然而朝廷却主动开战，如果我再不有所动作，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何况，太原居险要之地，粮草充足，我怕啥？如果朝廷能容我，我就愿意侍奉他；如果他敢诉诸武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石敬瑭集团内部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以赵莹为首，主张听从朝廷诏令，去郓州任职；另一派则以段希尧、桑维翰、刘知远为首，主张抗旨不遵，跟朝廷动武。而幕僚薛融则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懂军事，选择弃权。
其中首席谋士桑维翰向石敬瑭献上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计策：勾结契丹为援。
一场轰轰烈烈的灭国之战即将打响，这常战争意义重大，其性质是境外发动势力支持国内反政府武装，推翻合法政权，建立傀儡新政权。听起来像不像灯塔国常干的事儿？
这一仗，也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汉奸政权——后晋。
由于这段历史比较冷门，很多人主观上忽视不屑，又先入为主，认为契丹大军勇猛无敌，中原军队脆弱不堪，所以契丹大军一路南下，摧枯拉朽，后唐李从珂溃不成军，石敬瑭建立后晋。
这是严重的误区。
事实上，这段历史有多次改写的机会。契丹人的军队并没有那么无敌，契丹人的斗争意志也没有那么坚定（凭什么为石敬瑭卖命？），而且后唐的军队也足够对契丹军队产生致命威胁，后唐还有一个终极制胜武器——耶律倍。
契丹军其实打得非常谨慎，甚至一度做好了抛弃石敬瑭、抱头鼠窜的准备。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仍然是石敬瑭建立后晋，李从珂国破身死。令人唏嘘感叹。因。
石敬瑭起事之初，列举了李从珂朝廷的“四宗罪”，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自己看起来名正言顺，出师有名。
5月14日，李从珂下诏，剥夺石敬瑭的一切官职爵位，下令张敬达等率兵进讨。战争正式打响。
战争刚一爆发，先锋军总指挥安审信就阵前叛变，与安元信等将领率领数百亲兵卫队投奔石敬瑭。
原因是驻防代州的禁军将领安元信，与代州刺史张朗是好朋友，得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安元信秘密对张朗说：“我看石敬瑭是个忠厚长者，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我们最好暗中归附，以保全自己。”
张朗断然拒绝。
安元信就想暗杀张朗，阴谋败露，于是率领部众逃到安审信处，二安随即在驻地烧杀抢掠一通，然后手拉手投奔到太原。
安审信是老功臣安金全的侄子，跟石敬瑭的私人关系密切。
石敬瑭接待了二安，并问安元信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最终获胜呢？目前来看，朝廷势力强大，而我弱小呀。”
安元信回答道：“我不懂什么星象，也不知运数。但我知道一个道理，人无信不立，何况是治理天下的君王？如今，李从珂失信于你（一宗罪），你是他的亲人、战友，是国家的功臣元勋，他连你都能辜负，何况我们这些疏远卑微的小人？所以，我断言，李从珂一定会失败！”
石敬瑭听得是心花怒放，对他信任有加。
两军对垒，将军叛逃，是很常见的事。有些统帅处理地就很得当，略施小计，就能借刀杀人，让地方统帅猜忌己方叛将，继而予以诛杀。
而朝廷大军的做法却蠢到了家，他们把二安及所有叛逃将士的妻儿老小全部抓了起来，押到太原城下，全部斩首。
这样做，一是为了泄愤，二是为了吓唬己方将士，告诫他们不要叛变。但这么做也有两大弊端：一是坚定了叛逃将士的斗争意志，深仇大恨，迫使他们不得不效忠于敌人；二是帮叛逃将士那了投名状，使敌人不再怀疑他们是诈降。
史书说石敬瑭非常信任二安及他们带来的将士，让他们继续带兵。不得不信任，李从珂杀了他们全家，他们别无选择了。
李从珂在下达了开战命令后，就派人搜捕石敬瑭留在洛阳的人质亲属。
其中，石敬瑭的两个儿子石重英、石重胤逃到乡间，藏匿在民家，被抓到，斩首，连同他们的全家老小，一并诛杀；
石敬瑭的弟弟石敬德，亲手杀死老婆孩子，然后逃亡，也被抓住，诛杀（一说是自杀）；
石敬瑭的堂弟石敬威，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