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赵飞燕姐妹前,我们先简单捋一捋她们所处时代背景。前面说到卫太子一脉唯一的遗孤刘病已成为了大汉天子。刘病已登基后，因其名字为常见字，担心百姓避尊者讳而有不便，于是更名刘询。”
“汉宣帝刘询在位时国家进一步实现了休养生息,史称孝宣中兴亦或是孝宣之治。作为帝王职业中出生即达成坐牢成就,虽非开国之君却没有接受过皇帝职业规培的皇帝。刘询在登基后,根据前辈经验,对大汉治国之道做了个一个总结：即‘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
“儒术过于依赖‘人治’，而所谓人治又太过讲究人情世故。人皆有私欲，即便是圣人都无法免俗,因此这些私欲需要‘法’来束缚。如果说儒的具现是道德,那么法就是最低的道德行为标准。后世之人总结封建王朝的统治相对认可的是儒皮法骨道家脑。”
听到“儒皮法骨道家脑”,秦始皇和命运已经改变的秦二世扶苏皆是心下一震。相较于后面的王朝,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秦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孩子,需要更多的理论指导来支持他们实践,走向更远。
侧重法家的秦始皇从这句话中意识到了儒家的作用，那就是以儒家来松弛太过紧绷的大秦。而扶苏则意识到了即便要用儒家,也不能轻易舍弃法家。如果说法家是大秦的基石，那么儒家却可作为大秦光鲜的外衣。
“在我们教科书上提到汉武帝会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是那种喜欢儒术的帝王。但实际操作中汉武帝只是用儒术的某些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并没有真的专任儒术,即便是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也是被他用过就丢。”
“为了拍皇帝马屁,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注释’，去掉了孔孟二圣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许多君王眼中就是不合时宜的，相较而言董仲舒将君放在第一位的君权神授显然更让皇帝们喜欢。”
“这种加工很讨皇帝欢心，但是人民群众不买账。董仲舒这套理论省了汉武帝许多事情，但董仲舒在后世名声可不咋样，反正对于这位大儒我是不太喜欢，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的。君权神授不是加强集权的必须内容，但后面却遗毒不浅。”
“在百姓普遍没有读书机会的时代，君权神授这种东西于聚拢人心，加强中央集权确实是一条捷径。但怕就怕有些谎话说久了，不仅骗了百姓，连自己也骗了。许多君王用来糊弄下层百姓的东西，最后基本是把自己的后人一并忽悠进去了。”
“真以为当了皇帝就江山稳固不可动摇了，却忘了百姓才是君王坐稳皇位的基石。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只是自己投了个好胎，出生即巅峰，偏还不知道珍惜。”
“当然了这话是阴阳隋炀帝、明英宗这类败家子皇帝的，不包括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类布衣天子，以及像始皇帝、唐太宗、景泰帝这些或自己打天下。或做大做强。或挽大厦之将倾的君王。”
“不管是汉宣帝的总结还是后世之人在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上的总结，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治国不能专任儒术。然先代明君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后世君主大多没有足够的重视，像宋代就是专任儒术，过于侧重文治，重文轻武导致瘸腿亡国的典型案例。”
“再说汉宣帝早年多用循吏，但后期与汉武帝一样也偏爱酷吏。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觉得宣帝用法太重，跑去和他爹刘询提意见了，说爸爸你应该重用儒生。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然了只是相似，却不相同。”
“卫太子刘据也觉得汉武后期朝廷用法过重，但两者又有些区别。卫太子不认同酷吏，觉得酷吏用刑过严，但他并没有跑去和汉武帝说什么皇帝这么干不行，应该怎样怎样，也没觉得朝廷要专任儒生。”
“说皇帝执政问题和觉得刑罚太重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如果刘据也和刘奭一样对皇父指手画脚，以汉武帝晚年的脾性，太子可能就不用江充等人来构陷了。且汉武帝虽然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但对儿子的想法是赞许，也允许儿子和他不一样干。”
“不同于卫太子觉得坏事都是酷吏干的，我爹是明君，然后汉武帝觉得我儿子说的都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父子最后竟然是悲剧收场了。面对太子刘奭的指手画脚，汉宣帝是很生气的，并且说了一番对于储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话。”
“对于太子的指责，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注1】’就是说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喜好厚古薄今，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万不能专任儒术。”
“汉宣帝对专用儒术的弊端，是一阵见血啊。前面我强调过国与国的交往应首重利益，凡事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要。内政需要德政，但其实也是需要利益的。如果朝廷的官员只晓得之乎者也圣人之言，不懂经济民生，那国家就无法长久。”
“儒家过于看重所谓德教，但这德教又常浮于表层。莫说治国不能专用儒术，纵观历史，流芳百世的名臣，即便读四书五经出世，又有哪个会所学仅限于儒。传世名臣基本在儒术外也会精通经济、民生、律法等，甚至更偏门的学识。比如唐代明相狄仁杰、宋代名臣包拯等，又如被誉为法医之祖的宋慈。”
“宋慈师从朱熹的弟子吴稚，在太学时深得主持太学的理学大家真德秀看重，根正苗红的儒家理学一脉，进士出身。可宋慈却没有儒生的酸腐，愿意专注于刑狱，因其认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亲自研究被视为贱业的验尸之道，并写下了之后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洗冤集录》。”
“在现代，对于刑事案件审之又审是大众认知，但在古代全尸入土为安甚至超过死者的冤情。验尸被视作贱业不说，许多时候都是遮遮掩掩，家属宁愿死者枉死都不让检查就更不要说解剖了。宋慈正统儒生进士及第的官员，却能实践并写出《洗冤集录》在那个时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的祖师在其所在的时代都是惊世骇俗的存在。因此这样的人终归是少数，就整体而言，儒家更多一些死读书的贱儒，他们大多没有那么懂得洞察世情，许多时候对本国百姓尚且没有做好教化之德，却妄想以德来感化四夷。”
“典型的案例就是怂宋，主动给别人送钱送地，一厢情愿觉得别人会感恩，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当然了，现代社会这种圣母也不少，欧洲不就经常有‘真善美’的少女去帮助他国难民最后被女干杀，亦或是好心收留他国难民最后被鸠占鹊巢，然后受害人父母还对凶手给予了祝福绝不仇恨吗？”
“我是不懂这种情操，并大受震撼，以及幸好我们的主流思想不是如此。当然还是需要警惕，警惕被这类蠢物控制主流思想。夷狄畏威而不怀德，你想要教化，没有问题，但你必须先将他打趴下才能加以教化。”
“这就像我们的先人驯服禽兽，你要先有能力控制野兽，才能逐步驯化。比如要把狼驯化成狗，你要先把狼打趴下，然后一手棍棒一手食物去训它。要是越过了打趴下这个步骤，手无寸铁拿着食物上去投喂，然后说你要听话你要听话，那么狼会毫不犹豫的吃掉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专用儒术不好。儒皮法骨道家脑，法和儒就是驯狼的棍棒和食物，而道家脑指的是驯狼的策略。汉宣帝看到了专用儒术的弊端，察觉了太子的倾向后，一开始不是生气，而是忧心大汉的未来。”
“故其曾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话可以说是相当重了。不过刘奭比刘据的命好，汉宣帝在老刘家一脉相承的刻薄寡恩外又兼具了仁慈的一面。在老刘家刻薄寡恩的传统性格外，汉宣帝又多了一点复杂色彩就是对于他认可的人是非常重情重义的。”
“皇帝这种生物就那么复杂，刻薄寡恩和重情重义这样割裂性的两个词汇却能毫不突兀的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为人臣子，你想要见识他刻薄寡恩的一面还是重情重义的一面，除却情商外，还得需要点运气。”
“简而言之，在皇帝面前谨慎是绝对不能抛弃的美德，同时还得需要点运气。在这两个提前下，面对明君和昏君时想要混得好，前者需要能力，后者得不要脸，不怕遗臭万年。”
“因对太子的这份担忧，汉宣帝起过废太子的心思，一度疏远太子，宠爱淮阳王刘钦。但因想到发妻许平君为人所害，太子幼年丧母，对于曾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原配留下的唯一儿子，终究不忍心废太子。”
“故剑情深不愿废太子是史书记载，我个人是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汉宣帝最后没有废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淮阳王刘钦有个舅舅张博贪财又狠毒，经常忽悠外甥，和弟弟勾结用淮阳王怠慢外婆来勒索淮阳王。”
“咱也不知道为啥在父系社会，有儿子的外臣妇需要淮阳王这个外甥来孝顺。但看得出刘钦拿流氓舅舅没啥办法。当王爷只是被勒索点黄金，要是刘钦当皇帝，可能就轮不到后来的王莽冒头了，选刘钦可能还不如太子刘奭，大汉还能再苟一波。”
“其他儿子，也没什么比太子出色的。东平王刘宇是个法外狂徒，中山王刘竟尚年幼。楚王刘嚣的记载是他死后，侄儿汉成帝刘骜说这个叔叔十分孝顺仁慈，就藩二十年，没有犯过错，大约是个小心谨慎的性子，但也没什么出彩的才德。”
“简而言之，就是汉宣帝找不到更好的继承人了，只能矮子里面拔将军——短中取长。当然了，也不用太难过，正所谓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汉朝是公认的明君最多的一个王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瞧瞧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最后二世而亡，想想隋朝同样二世而亡。”
秦始皇、隋文帝：扎心了，这二世而亡是过不去了，是吧！
“前后一对比，汉朝延续了那么多明君后才出现后继无人问题，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汉朝皇帝们：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