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四章 罗斯强人

郭康的发言,倒是没有让众人太意外。脱欢忍不住笑了几声,狄奥多拉则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至于乔安娜,她汉语水平似乎还不够理解这个词,一时没有什么反应。

“你们怎么叫都行……”伊莲娜夫人也有些迷糊,继续说道:“总之,那之后,大家就一直用着这套法律。但到我曾祖父的时候,它已经很过时了。”

“蒙古时代开始之后,罗斯各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诺斯人风格,变成了草原人风格。在梁赞,这种改变尤其明显。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梁赞领地内有很多草原上迁徙来的人,保加尔人、钦察人都有。这些人并不习惯北欧式的管理,让混乱的情况更加严重。”

“所以,他就请来了一位希腊法学家,希望参考罗马法律,制定一部《万民法》,管理所有居民。在他们的努力下,最后编成了梁赞自己的法典。”

“我看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它的影响很大么?”脱欢问。

“它本身毕竟只是一部文献,但关键的地方在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借鉴的思路。”伊莲娜夫人说:“比如,法学家们不仅带来了法律,还教会了我们统治的艺术。他们用浅显的方式,教育我们统治的逻辑,和法律的本质。现在回顾下,这些思想,我觉得才是最宝贵的。”

“希腊人告诉我们,法律的要诀在于‘使纠纷有法可依,使罪行有刑可罚,以言谈而非武器来判断对错’。整部法典都是围绕这三个目的展开。法典必须公开,让需要的都能查阅和引用,而且需要以强力手段严格维持,以维持公国内的秩序。”

“统治的要诀,则在于‘你效忠我,我保护你’。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相信的执政准则。”

“这就是典型的封建职责吧。”脱欢评价道。

“确实是这样。”伊莲娜夫人点点头,有些无奈:“不过说实话,在罗斯地区,这已经是很先进的管理方式了。”

“这倒是……”

“这个法律,让我们的社会,有些像当年的法兰克人。村庄中的人近乎农奴,而贵族的权力责任也比之前清晰了。不过我父亲认为,这样还是太落后,所以他又进行了很多新尝试。”伊莲娜夫人说:“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些成功尝试之上进行的。”

“他是个精力旺盛,行事严苛的人。稳定了局势之后,就一直设法把波雅尔们约束在都城,切断他们和领地的联系。领地的日常事务,交给了根基更浅的家臣和大富农,让他们对田庄产业进行集中管理。”

“另外,他还对当地教区下手,迫使教会向王公缴税。他统治了前后五十多年,所以梁赞现在的风气……按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比较世俗,和其他公国不太一样。当然,他们也没少因此骂我们。”

郭康点了点头。

得益于义母之前强迫他学习的各国基本常识,到这一步,他就已经有所印象了。因为伊莲娜夫人的老爹,在这几代罗斯人里,实在过于出名。

她所用的“严苛”这个词,都过于委婉了。实际上,无论是梁赞的法律,还是她的父亲,前任大公奥列格·梁赞斯基,最合适的形容词都是“残暴”。

梁赞的法律,严酷到了其他罗斯公国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旁边的斯摩棱斯克人,把这部法律比喻为“以血写成”。

梁赞内部形成了秩序,原因是大公以恐怖的暴力予以维持。梁赞法完全禁绝传统的血亲复仇,禁止武力解决纠纷。按照当地传统,以械斗决高下的人,双方全部处死。为此,当地的一些大族,都被迫选择隐瞒仇恨,遇到冲突就优先以赔钱的方式互相妥协,免得双方全都被残暴的大公消灭掉。

整部法典充斥着这类血腥的规则。不止这个时代各地的罗斯人,连后世的罗斯学者们,都认定这部法律严酷到灭绝人性。后来,随着秩序稳定,法律经过几次修改之后,对于刑罚稍微温和了些,但公国依然因为严刑峻法,在各地都很出名。

而奥列格大公就是运用残暴手段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还以狡猾闻名。他一直在罗斯各国、波兰、立陶宛以及草原势力之间,不断反复,但各方都拿他没什么办法,连莫斯科和金帐汗国,都被他坑过。

对于国内,他设法用铁腕手段,维持对基层的控制,削弱波雅尔们的势力。

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到了教会领地,通过介入水源、土地的管理,和纠纷的裁判,实质上架空了教会。甚至如伊莲娜夫人所说,削弱了罗斯地区一直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

有文化的贵族们,十分畏惧他的机敏和致命,给他起了个“毒蛇”的外号。

不过,反常的是,在他的治理下,普通罗斯人的生活反而好转了。

奥列格大公在位的五十多年间,推广了更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公国每年收上来的粮食涨了三倍。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此下滑。

名义上,大部分农民都成了国家或者封君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农奴化之后,力役和兵役反而减轻了。而且,在新法律之下,税收被明确固定下来,农民需要上缴的财物减少了很多。后来,公国还学会了建立救济仓库,用于在饥荒时期应急。

由于这些变化,虽然奥列格的统治方式血腥残暴,但平民反而很欢迎他。大公对此也十分清楚,为了对付一些顽固的贵族,甚至会主动支持对方的领民进行反抗。平民对大公的信任和拥护,使得贵族更加虚弱。

在他治下,本来就不算强大的分封贵族,最后几乎成了可替代品,随时可能因为表现不合格,被冷酷而不讲情面的大公撤换。

粮食产量提高之后,那些在之前的政治变动中,被统一管理的贵族土地上,开始种植亚麻、橄榄之类的经济作物。这些新引进的集中管理方式,带来了更多收入。再加上这里原本就有商路,使得国力更快提升,甚至有底气叫板最强大的莫斯科了。

这些情况,都是颇为“反传统”的。其他罗斯人惊讶地发现,梁赞农民居然有了主动提高生产的欲望,愿意为了争取更多的报酬而进行劳动。

时间长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

斯摩棱斯克史书就形容说,梁赞人毫无幽默感,只知道沉迷工作之中,好像对他们来说钱比上帝还重要。而且,这些人不守安息日,甚至可鄙地派贵族向教会收税。

连贵族们的生活方式,都被严刑峻法约束了。他们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首都市集上消费、显摆。社会风气变得尚武、推崇纪律、提倡简朴,所有人都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地生活,不敢有出格的地方,生怕碰触到了那部严苛的法典。

伊莲娜夫人应该是认为,这种条件,对于推行新制度,是有好处的。而且,当地也确实有亟待解决的情况。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套制度需要一个强力的统治机器来维持。但罗斯地区的文明基础,没法提供这么多高素质管理者。

奥列格大公以一己之力,强行把这套政策推行了半个世纪,但他去世后,却出现了一个很传统的罗斯难题:强人已逝,他的继承人没有同样的能力了。

教士们在记录时,一致认为,即位的费奥多尔继承了父亲的狡猾,却缺乏对应的强力手腕。因此,他只能左支右绌,在各方支持者们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现状,却无法更有效地推动改革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