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虽为当代沈家家主，但却并非沈万三的嫡长子。
沈万三活着的时候，膝下有儿女九人，五子四女。
其中有继承他万贯家产资格的五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沈金，次子沈茂，三子沈旺，四子沈荣，五子沈香保。
按理说，这家主之位，以如今大明的风气，应当是直接传递给长子沈金的。
但是沈万三是个商人，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想起事情来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利益得失，而非封建礼教。
因此，在临死之前，便将家主之位传给了几个儿子中最为成器的四子沈荣。
沈万三活着时候的决定，自然无人敢反驳，但是一等沈万三去世，其余几个儿子自然便是坐不住了。
这堪称富可敌国的家产，谁看了能够不动心？
所以，十分理所当然的，除了沈荣外，其余兄弟几人都在吵吵着要分家。
沈荣身为家主，当然是不想分家的，但是没有办法，各家闹的都凶，且以如今的法理来说，他也没有资格阻挠别人分家。
因此，沈家自沈万三走上顶峰，随后便没有逃脱开盛极而衰的定律，才不过一代人，便落得个七零八落。
其实，以沈万三留下来的身家，即便是分了家，沈荣也不至于就破落了。
问题就在于，沈万三其余的那几个儿子实在是太过不成器，分得的家产后便一直在挥霍败家，然后觉得自己的家产不够了，便又会来沈荣操持的主家这里闹。
再加上，沈万三起家又不是像传说中那样有个可以凭空变出金银的聚宝盆。
而是元时汾湖有一巨富，名叫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这陆德源无儿无女，所以很洒脱的将家财全然给了欣赏的沈万三，自己去当了一个方外之人。
可是陆德源却另有其他亲族，在沈万三死后便找了上来。
沈万三起家，是因陆德源的家财，而沈荣自然不可能将陆德源的后人拒之门外，自然时常接济，而沈荣的接济又不可能是每年给些米面了事，而是差不多直接将族中每年的收益，分出两成交给陆德源的后人。
可以说，现在的沈家，虽然名义上依然还是江南首富，但实际上已然有些是外强中干，内忧外困的情况。
而且最近整个江南直隶地区，所有大户人家皆都是人心惶惶。
因为最近在朝堂上有消息传出，说是圣上有意要土改，要施行摊丁入亩。
这其实才是真正能要了沈家命脉的根本原因所在。
沈家自沈万三时代，便聚集了大量田产，整个江南地区，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良田是划到沈家的名下，而且沈万三是依靠番商起的家，产业并不只局限于江南地区，北方，沿海，皆有产业。
而如今的商贾，赚了钱做什么？
他们又不用烧钱搞研发，也没什么奢侈品，供他们消费，因此这些赚来的钱，全都购买了土地。
这也是千百年来所有生活在这片于地上的人的一贯习性，似乎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远不如土地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可现在，若是真的摊丁入亩，那对于名下有大批田产的沈家，绝对是一场噩耗。
而类似沈家一般的富商同样不在少数，不少人以沈荣马首是瞻，皆都想让他寻个法子，看看能不能花钱在朝中疏通一下。
花再多的钱都成，百万两千万两他们都掏的出来，毕竟摊丁入亩的政策，这可是要绝了他们的根。
毕竟他们说是商人，可是归根结底，他们依然也只能称之为封建地主阶级，远远达不到资产阶级。
而摊丁入亩之策，便是直接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他们自然要有所动作。
甚至于，因为现在天下刚定，且无论是北方还是蜀地滇南等地方，都尚未安定收复下来，这些地主们聚集在一起，难免还有一些别样的心思。
不少人都在窜动着沈荣，让他出个头，大家便揭竿而起。
莫要以为这些地主的反应有些夸张，阶级之争，向来便是要流血的。
历史上，雍正施行摊丁入亩的前身，其实就是明朝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嘉靖时期，已经是王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又加上党争，那些地主们早就通过贿赂的方式，达到了“不当差、不纳粮”的程度，这些义务和税赋全由百姓们承担。
另外，除了各种杂项外，百姓们还要缴纳“丁银”也就是人头税，这就进一步造成了贫富日益分化，灾荒年月一来，贫民要么贱卖土地，要么借高利贷，最终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恶性循环。
且又加上因为而因为举人、官员，极其家人们，包括他们的奴仆都是不用纳税不用服徭役的，因此许多百姓为了避税纷纷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士绅们，或是干脆卖掉土地，甘心给士绅们当佃户，还有的则干脆逃荒，找地方当起了隐户，以此躲过政府的监管。
据统计，在明朝人口巅峰时期，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遗漏于政府记录之外，无法收上赋税。
这造成的结果嘛，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朝廷收不上税，国库空虚。
当时的张居正便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一条鞭法’的改革措施，这其中关于土改的内容便和摊丁入亩十分相像。
而这一条鞭法的改革，成效也十分显著，成功将大明国诈续了几十年，但可惜的是，张居正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新政得罪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