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军之后，下一个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土地改革是复兴会的核心主张，也是复兴会争取民心的关键之举，绝无妥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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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冕和左宗棠都是地主知识分子出身，向与会各位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黄冕说：“我斗胆提一点自己的意见。土地改革是复兴会的根本政策，必须实行。但是，复兴会在湖南缺乏基础，是否能够推迟实行呢？
“其一，民间对于复兴会分田到户的政策并不理解。湖南民风剽悍，一旦我们强行推行土地改革，恐怕会遭遇民间的反弹。
“其二，土地改革要剥夺地主的土地，虽然会以工商业股份作为补偿，但湖南方面的工商业基础几乎为零。若强行剥夺地主土地，恐怕地主不服。
“其三，湖南地主知识分子多与湘军有着联系。湘军战俘既要留作湖南守备师，就应安抚地主知识分子，防止发生激变。
“因此，我认为，不如暂时推迟土地改革。待三个月后，复兴军已经占领湖南全境，复兴会已在湖南初步建成基层政权，再全面开展土地改革。”
黄冕已经六十多岁了，做人老成持重。
他本是长沙首富，在长沙城内外也有数千亩良田。1856年初，黄冕投顺复兴会，湖南官府自然要没收他的田产。但黄冕与左宗棠是好友，在巡抚衙门里有朋友，故保留了不少良田。
黄冕这一次的发言，虽是出于公心，却令吴捷很不满意。他已是复兴会水利部长、兼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但似乎仍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这也难怪，作为一个六十二岁的旧派知识分子，黄冕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吴捷在江西发动过整风运动，但那次整风还算温和，对黄冕这种旧知识分子只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并未使用过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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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当着众人的面，吴捷还是得尊重黄冕这种老前辈，不便上纲上线，说他立场不正确。他淡淡地说道：
“服周老兄的话，很有道理。但时不我待，土地改革是一定要搞的，也是要尽快搞的，不能耽误时间，不能往后推迟。
“英法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酝酿进攻燕京。不管是满清，还是外国列强，都无力干涉我们的行动，此乃复兴会发展壮大的天赐良机。
“对于湖南来说，就是要建强基层政权，使湖南成为复兴会的稳固根据地。建强基层政权的关键举措，正是通过分田到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1853年，我率军从江苏镇江移防江西九江。当时部队刚移防，复兴会干部储备还很少，于土改毫无经验。但我们还是克服各种困难，赶到1854年春耕之前完成了九江、南康地区的土改。
“此举使我们在九江站稳了脚跟，为复兴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反观现在，仅湖南一地，就有四千名来自江西、安徽的土改干部，帮助湖南完成土改、建立基层政权。
“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有着成熟的经验。再加上南路军干部骨干，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立即在占领区实施土改。”
黄冕见吴捷意志坚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吴捷务求劝服黄冕。他为烟锅装上烟叶，点燃后抽了口烟，颇感舒服，继续说道：
“湖南虽然民风剽悍，但老百姓不是傻子。我们执行分田到户政策，是站在百姓立场真正为民谋利的。他们一定举双手赞同，怎么可能会反对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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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报部的报告看，各地百姓都盼着复兴军早日到来，好为他们分田。隔壁的贵州、广东、广西都有会党过来，愿意为复兴军效劳，请求复兴军进军以上各省。
“我们出于稳健的考虑，暂时不出兵其他地方，先把两湖经营好，为日后争夺天下奠定基础。
“湖南虽然没有工商业基础，但我们会立即成立湖南电报公司、铁路公司、水运公司等基础设施企业。这方面，我们在江西、安徽成效显著，一定会受到湖南地主知识分子的踊跃支持。
“至于湘军战俘，亦无需多虑。湘军战俘中，大部分营官以上军官都在江西接受改造，留下来的军官都是可靠之人。湖南守备师虽以湘军战俘为主体，但他们群龙无首，折腾不出什么浪花。”
黄冕悦服。
冯桂芳补充道：“会长说得很对。扩军、整编、处置战俘、建设基层政权、土改，工作看似千头万绪，其实环环相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土改。
“只要立即落实土改，普通老百姓就能分得土地，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到时候，为了保卫土改成果，他们必然会踊跃参军，必然会自觉保卫基层政权。这样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黄冕心悦诚服，说道：“老朽无知，听过会长和主任的话，方才豁然开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请会长和主任放心，我一定积极支持土改，带头投身土改。”
看黄冕诚心诚意的样子，吴捷也放心了。
左宗棠也谈了土改方面的问题，他并不反对土改，但主张土地应该允许自由买卖，以鼓励农业生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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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随着复兴军进驻长沙，有些刁民乘机而起。他们冲入地主家中，烧毁田契，私分地主家的财物。此事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容易造成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阶层对立。
“至于土地买卖，似乎也应准许。我早年家庭穷困，没有田亩。后来积年讲学，攒下了一些财产，在家乡柳庄买了几十亩良田。
“毫不吹牛地讲，我平时钻研农学，在自家田亩上改良农作物种植技术。我这几十亩水田的产量，抵得上人家上百亩的产量。
“假若禁止土地买卖，无疑将挫伤农作物种植者的积极性。有种田本事的人不能收购田亩，没种田本事的人守着田亩而不能温饱。”
左宗棠的观点，显然有似是而非的地方。江西土改经验表明，禁止土地买卖是巩固土改成果的重要手段。
吴捷思索片刻，说道：“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兴衰。古代有授田制，国家无偿把土地授予子民，如夏的贡法，殷的助法，周的彻法。
“授田制之下，田为公有，受田者向国家纳税。年老及身故，还田。东汉王莽改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
“隋唐时，亦实行类似的授田制度。再往后，新朝建立时，土地大量抛荒，往往要重新丈量土地，在国家层面上重新分配土地。
“但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在华夏这种缺乏商业契约精神的国度里，土地逐渐集中到官绅手中，农民沦为官绅的佃农。土地兼并问题由之而来。
“到了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收不上田赋，农民被地主残酷剥削，这正是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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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深为佩服，连连点头。
吴捷是复兴会长，似乎热衷西学甚于中学。但吴捷这一番言论，显然对华夏土地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能认清华夏土地制度的弊政，也就能对症下药，提出应对之策。
这大大出乎左宗棠的意料。也许，吴捷的才能不仅在于治军打仗，还在于治国理政。也许，复兴会真的具备问鼎天下的实力，而吴捷将成为那个带领华夏走向复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