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捷训练左七军，已经开始采用近代模式。训练方面，主要靠《操典》。陆军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四大兵种，水师炮艇、登陆艇、运输船三大船种，都有各自的《操典》。行军打仗，则靠《作战条令》。
基层军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最起码要看得懂《操典》。指挥打仗，则需要一个良好的参谋班子。各级参谋部的参谋们，会根据军政主官的意图，依据上级命令、《作战条令》，制定作战计划。
譬如渡河作战。《作战条令》规定，渡河前应建立炮兵阵地，以掩护部队渡河。再如作战计算，参谋们需要计算路程之远近、口粮之多少、弹药之多寡、战损之比率，为军政主官决策提供依据。
这正是现代部队的基本特征。指战员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只要严格按照《操典》、《作战条令》组织训练、指挥打仗，基本就不会犯错。
当然，前提是左七军、右二军在组织、装备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模式行军打仗。
曾国藩创制湘军，以书生作基层军官。书生会识字，知廉耻，虽然不懂打仗，却会管理部队。统领在营官之上，负责指挥一营或十几个营，可以独当一面。统领负责指挥部队，既有塔齐布、杨载福这样的职业军人，也有罗泽南、彭玉麟这样的书生。
湘军基层军官与统领之间有师生、同乡之谊，部队凝聚力强。只要统领指挥得当，基层军官执行军令得力，湘军就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近代军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以有文化的职业军官落实科学化、条令化管理，以专业化的参谋班子指挥打仗。在某种程度上，湘军已经具备了近代部队的雏形。
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誓师出发时，仅有一万湘军。这一万湘军初出茅庐，却显露出惊人的战斗力，将所向披靡的太平军西征军打得大败。这支湘军经过小规模扩军，从湖南一直打到湖北、江西，直到九江才被吴捷艰难打败。
九江之战后，湘军大规模扩军，基层军官改由武夫担任，文人统领减少，武人统领增多。新兵训练也一再缩短。
譬如，曾国藩定下的规矩是，新兵训练一个月，合格之后即可出征。其合格标准为：
“一、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二、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三、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四、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继光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五、练马枪抬枪，必须以打靶校准。”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训练湘军新兵，重在体能训练。不说专业参谋班子、兵种间协调指挥等专业问题，曾国藩连排枪射击这种基本战术都未提及。
这样的湘军，并未从根本上脱离传统军队的模式，仍以太平军这种低素质军队为主要对手。以曾国藩的才智、思维局限性，他也想不到引进西方军队制度这个层面。
刘长佑的湘军属于湘军中的偏支，即江刘系湘军。江忠源死后，刘长佑为江刘系领袖。刘长佑的才能更不能与曾国藩相比，练兵打仗多遵守江忠源的遗规。
眼见左七军大军压境，刘长佑左右为难。他可不想重蹈王錱的覆辙。
刘长佑于1849年率乡团击败天地会李沅发起义军，受到江忠源赏识，归入江忠源军中。征战多年，刘长佑虽是江刘系湘军统帅，却仅是个“补用知府”。
刘长佑明白，手下的五千湘军是他功名富贵的本钱。他不像曾国荃那样，有曾国藩作靠山，失败之后可以重来。刘长佑不能失败，哪怕丢下醴陵，也要保存实力。
眼看部队不能阻止左七军渡河，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伤亡，刘长佑毅然下令放弃抵抗，率军撤回醴陵。
吴捷率军渡过萍水河，却并不急着围攻醴陵，而是连夜在城西、城北布置兵力，试图全歼刘长佑军。
刘长佑见势不对，趁夜突围，主动放弃醴陵，退守株洲、湘潭。
当夜，两军打了场乱仗，互有损失。只不过，刘长佑军主动放弃了醴陵。吴捷则轻取醴陵，略占便宜。
看得出来，刘长佑是个聪明人，打不赢就跑。这让吴捷深感头疼。刘长佑逃回湖南，如鱼得水，可以四处乱窜。吴捷却不能随便深入敌境，率军远征。
对于茶陵州、攸县，吴捷随占随弃。对于醴陵，吴捷就准备大力经营醴陵了。醴陵与萍乡同处一块盆地，易于联成一体。有醴陵在手，左七军就能扩大萍乡煤矿防御纵深。
醴陵之西皆为崇山峻岭，仅有数条山道、渌水可与株洲相交通。有醴陵在手，左七军将大大改善萍乡一带的防御态势，可凭借少量兵马驻守关卡，挡住湘军大军。
往远处看，复兴会据有醴陵，将在湖南境内打入一个立足点。若要在湖南加诸兵事，可从醴陵顺渌水进入株洲，甚为便捷。等时局稳定下来，中兴公司可从萍乡至株洲修筑铁路，方便萍乡煤炭外运。
吴捷在醴陵留下一千人马，在此设置防御前沿，建立军政府政权，发动群众分田到户。
简单休整过后，吴捷率领五千精兵进入萍乡，在萍乡县芦溪镇登船，走袁河前往南昌，主要目标在于攻取南昌，打击湘军曾国藩部。
于此同时，左七军军长冯桂芳亦率领五千精兵，一路北上，前往南昌府义宁州，主要目标在于打击湘军曾国华部，隔断曾国华部与曾国藩部的联系。
两个多月前，吴捷主动挑起南昌之战。然而，战火却一直在赣西燃烧。湘军借助地理优势，从湖南各个方向攻入赣西，将左七军调动至赣西。
吴捷不得不亲自率军，先后与周凤山、曾国荃、王錱、刘长佑等湘军大将交手。如今，他终于腾出手来，开始面对江西境内的最后之敌：曾国藩曾国华兄弟。
两个月前，曾国华、普承尧率领五千湘军从湖北崇阳进入江西南昌府。曾国华攻下了义宁州，开始沿修水猛攻武宁县。
中兴公司在武宁县开有硝石矿，是弹药厂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材料产地。在步兵第二师师长倪云鹏的率领下，左七军拼命抵抗，将曾国华挡在武宁县外。
湘军刘长佑攻萍乡，曾国华攻武宁，皆是料准了复兴会在此开有矿藏。左七军不得不分兵把守矿藏，防务上存在软肋。
随着赣西战局的逐渐好转，左七军将湘军曾国华部赶出了武宁县，双方开始在义宁州一带对峙。曾国华拼命守卫义宁州附近险隘，试图接应曾国藩撤出南昌。
曾国荃、王錱两路援军战败后，曾国藩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南昌已成孤城，湘军死守南昌意义不大。以当时的形势看，湘军撤离南昌，可走两条路：
一为经抚州府、建昌府撤入福建；二为从南昌渡赣江至西岸，一路向西，与曾国华合流，撤入湖北通城，或湖南平江。
第一条路路途较远，但较为安全。当面之敌为太平军黄文金、周庭森部，战斗力较为一般。关键是，这条路逃跑形迹过于明显，容易贻人口实。
第二条路相对较近，但十分危险。当面之敌为左七军，需要渡过赣江，可能还要渡过潦水、修水等大河。
曾国藩更倾向于走第二条路。除了中途较近外，他还能与三弟曾国华互相支援.。
最重要的是，湖北方面罗泽南战死，曾国藩可以援助武昌的名义撤向湖北。疆臣有守土之责，曾国藩虽然不是江西巡抚，却是湘军统帅，也不能擅弃南昌。以援助武昌为名撤出南昌，可以减轻政敌攻击。
然而，江西大小官员也猜到曾国藩要撤退，天天跑到曾国藩大营前哭诉，阻止曾国藩离开南昌。江西官场曾视曾国藩为瘟神，如今大敌当前，又把他看成是大救星。
江西巡抚文俊是满洲亲贵，从湖北布政使升迁而来，是个不知兵事的纨绔子弟。眼见大局糜烂，文俊想方设法上书朝廷，建议由曾国藩代守南昌，自己到闽、浙借兵筹饷。
咸丰帝当然知道文俊的花招，下诏把文俊申饬了一顿，要文俊死守南昌。
对于如何破解江西困局，咸丰帝也无良策。此时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在镇江展开攻势，洋人又在广州挑起事端，咸丰已经顾不上江西的残局了。
惊闻王錱战死，曾国藩便开始准备撤军。他一面在南昌城内搜捕复兴会特工，一面秘密搜集船只，准备渡过赣江。
不久之后，刘长佑兵败醴陵，曾国藩更觉失望。湘军各位援军相继败退，只剩曾国华一支孤军，恐怕也回天乏术。
不用说，吴捷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昌了。
曾国藩决定提前行动，抢渡赣江，前往义宁州与三弟曾国华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