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OSS的资料档里面。”
据驱的说明，OSS是CIA的前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中到战后活跃的美国情报机关。我无法理解，比利牛斯地区的宗教图像跟美国的情报机构到底有什么关联，也不懂驱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去取得那张照片。
“说起来，暑假你打算怎么办，该不会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吧？”
“巴尔比斯警司邀请我去他故乡的村子，我大概会去。”
“那儿离蒙塞居尔很近呢。”
驱轻轻点了点头。今年春季，驱正热衷于“阿尔比十字军叙事诗”的时候，就曾经好几次用略带兴奋的语调跟我说过想去清洁派灭亡之地——圣地蒙塞居尔巡游一番的念头，仿佛蒙塞居尔已经成了这个青年眼中的圣地一样。而让-保罗·巴尔比斯的出生地就是离蒙塞居尔很近的比利牛斯地区的乡村。驱一直尽量不欠人人情，不当他人的客人，可能是蒙塞居尔的魔力大到可以让他将自己的信条搁一边去了吧。
“吉赛尔夏天也会待在蒙塞居尔。她说那儿有罗什福尔家的山庄。”听说罗什福尔是那一带的大地主。
“查理·西尔万也会在罗什福尔家的山庄住一个夏天，他打算去调查蒙塞居尔的遗迹。可能到时候我到那边也见得到他。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调查。”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出咖啡店，走向蒙马特街的地铁站。
强烈的阳光还是照射着石造的街区。只穿一件短裤的婴孩躲在门前仅有一点阴影的地方，一个人在玩空了的塑料瓶。小孩把屁股压在滚烫的铺路石上，举起瓶子往大地上敲着，每当瓶子发出那种听起来很蠢的声音时，小孩就哈哈大笑，整张脸的皮都皱了起来，不知有什么好笑的。在那份空虚的响声中，热得仿佛正在燃烧的白色街巷正变得越来越像幻想中的光景。我摇了摇头，摆脱了那种错觉。
查理·西尔万的公寓位于蒙帕纳斯。在国立图书馆，我们跟西尔万副教授和吉赛尔见了面之后，到特别阅览室调查了驱想查的那几页杜亚文献。之后，承蒙西尔万的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了。四个人乘坐西尔万那辆停驻在巴黎皇宫的喷水池旁边的BMW528，来到了蒙帕纳斯。
公寓的外观是古老的石造建筑，可是里头已经用混凝土改装成现代式的了，西尔万的家就在三楼。玄关旁宽广的客厅用白、黑两色统一了基调，室内装饰注重机能性，让人觉得舒心惬意。我坐在好像设计给火星人坐的一般形状奇特的塑料椅子里，四处张望着室内的风景。地板和天花板是白色，只有墙壁涂成了黑色。桌、椅的设计精巧，很好地利用了塑料板的曲面，也是黑色的。延伸到天花板的组合柜里，巧妙地布置了酒瓶、书籍、唱片、电视机、组合音响等。对面的墙壁上挂着几张跟这间屋子的氛围相衬的表现主义的绘画。望出窗外，就连那恶名昭彰的蒙帕纳斯超高层建筑群，也仿佛自然地化身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融洽而调和。
“没有发现删除的痕迹，你也不用灰心丧气。”
西尔万一边给我们派发饮料一边对驱说道。国立图书馆的调查结果以失败告终。
“不过，光是能把杜亚文献拿到手里看，我都满足了。”
我跟吉赛尔同感。文献的实物可以说是一件洛可可时代的美术工艺品，封皮上印着柯尔贝尔家有名的蛇的纹章。这么一本装帧豪华的、红色摩洛哥皮革的手抄本，的确有值得一见的价值。
“没什么，我本来就没有带着那么大的期待。”驱这么回答道。
“可是你指出删除位置的那个推理真的很精彩。要是你想写成论文，我来帮你准备地方发表吧。”
“西尔万老师，”吉赛尔问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是谁、为什么把杜亚文献删除了呢？被删的几页里面到底写着什么呢？”
“吉赛尔，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到目前为止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假说，都没一个能成为定论。最后只能变成历史的谜案了吧。除非哪天有人偶然发现了缺失的那几页。”
与其说查理·西尔万像那种埋在满是灰尘的古书堆里的土里土气的学者——从他的家居品味也能看出，毋宁说更像是那种多金、博识的业余学术青年。我听吉赛尔说过，他是被单身母亲一手抚养大的，在图卢兹读大学的时候，还有刚到巴黎的大学的时候，直到他作为历史学家取得了稳定的地位为止，一定有过很艰苦的时期。可他的言行举止之中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这种生活的阴暗面，表现得就像个吃着遗产、享受着知性娱乐的幸运青年。他的穿着貌似随意实际也颇为讲究，还有那稳重而聪慧的外貌，温和、从容的表情中偶尔露出的锐利目光，综合这一连串的印象，老实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人。也怪不得吉赛尔会对这位青年学者那么憧憬了。
“驱是怎么想的？”吉赛尔问道，“不只是删除的位置，就连实行者和动机，你一定都已经想好了吧？我听娜迪亚说过，驱就像是小说里的名侦探一样呢。”
“对，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继吉赛尔之后，西尔万副教授也向驱发问了，驱不得已地开口了。
“……众所周知，杜亚文献曾经三易其主。第一任主人当然是柯尔贝尔家，在一七三二年，不知因何理由，路易十五将杜亚文献从柯尔贝尔家手中夺了过来。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波旁王朝被推翻，杜亚文献就与其他王室财产一起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财产，现在收藏在国立图书馆之中。一般会这样认为，删改行为是在临近所有者更换的时期发生的，也就是在一七三二年由柯尔贝尔家实行，或者在一七八九年由波旁王家实行……”
“为什么呢？”吉赛尔问道。
“删改的行为做得非常巧妙，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书页既不是裁下的也不是撕下的。我今天再度确认了，为了让页数整合，删改者恐怕是将删改的那一卷整卷伪造了，也就是说，制作了一卷删除了一部分的完美赝本。为此不仅需要精通笔迹模仿的行家，为了跟剩余数卷的外观统一，还需要书本装帧的巧匠。跟其余几卷用的纸质不仅要相同，看起来也要差不多一样老旧，还有墨水、封面的皮革等。最后花费跟其他几卷同样长的岁月让赝本变脏、老化，过程不容一丝疏忽。这些工序需要专门制作美术品、工艺品赝作的特殊犯罪的专家。能够实行这么大规模工程的，到底是谁呢？只是阅览过杜亚文献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夜晚闯入家中的窃贼也是做不到的。他们充其量只能将想要的那几页撕掉拿走。这么一来，能够实行这么完美的删改工程的，只能是杜亚文献的正规所有者。”
“可是，杜亚文献的正当所有者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呢？”吉赛尔发出了合理的疑问。
“只有所有者才做得到，然而所有者没有做这事的必要……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必须考虑那人既是所有者又非所有者的特殊条件……”
“既是所有者又非所有者的特殊条件……”吉赛尔一脸困惑，小声重复着。
“我明白的。”我知道驱的思考方法，开口为吉赛尔解围，“今天的正当所有者明天就不再是所有者的情况。今天，他还是所有者，再怎么麻烦的小动作都可以做。可是，一到了明天他就不再是所有者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必要删减杜亚文献的原因。删改者是事先偷取了自己的所有物。
“删改者估计是被王室要求呈上杜亚文献的柯尔贝尔家的人吧。一七八九年的混乱时期，波旁王室的人应该没有做这种小动作的余暇。理由不仅是革命这一慌乱的时代背景。波旁王室的人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革命推翻。就算国王被逮捕，应该说就连被逮捕之后，也根本没想过王朝制度会在这个国家覆灭。文献的所有者如果没法预测到所有人的更替，就不可能做出那种删改工作，按照这个思路，第二所有人路易十五或者说波旁王室的人就不可能是删改者了。而且他们没必要做那么烦琐的小动作，直接把文献带走藏起来就行。需要删改文献并且巧妙地掩饰这一行为的，是从立场上没法正面反对文献所有权改变的人。符合这一条件的不是一七八九年的波旁王室，而是一七三二年的柯尔贝尔家。柯尔贝尔家预见到王室要夺走文献，不想交出文献，又不能违抗王命，为了不让柯尔贝尔家遭到毁灭，他们又不能匿藏文献，或者带上文献逃亡，所以就将无论如何不想为他人所知的部分巧妙地删改掉，做足了保密的工序之后，将没有用的杜亚文献全卷呈献给了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