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蓟镇，石匣营城，南兵公署。
石匣南兵营中军兼守御所百户吴惟贤，朝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絮絮叨叨地算账道，
“……咱们这样算罢，隆庆二年，戚少保调任蓟镇的时候，前后两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万历三年到万历五年，朝廷说要在蓟镇建立浙兵轮班制度，三年一换，在蓟镇设立了三个南兵营，一一对应蓟镇三协，都是单独建制，两班三路共招了一万两千人，加上隆庆朝的九千名浙兵，一共是两万一千人。”
“一个南兵的工食银为每日五分，以一月三十日来计算，折合下来就是每月一两五钱，一年十八两薪饷，再乘以南兵总人数，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在蓟镇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万八千两银子——你或许会说这没算朝廷发给南兵的赏银，但是朝廷的赏银是按胡虏的人头算的，上报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把两万一千个南兵都囊括进去……”
吴惟贤这时说话有些随意，并没有对陈蚕以官职相称，陈蚕却也不生气，蓟镇南兵的“单独建制”包括南兵营的指挥系统，虽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个隘口和敌台，但统领的南兵并不是各路的军事长官，而是受蓟镇三协各南兵营的直接管辖。
而由于建制时的地缘和历史因素，南兵营的各级长官，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组成，不但守备各敌台的千、把、百总等低阶武官多系南兵选充，就连高阶武官，比如对南兵营主官、参将的选任，都是由浙江人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这种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营内部武官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厚，同乡同城加上并肩作战的经历，让南兵上下自然团结成了一派，此时的吴惟贤和陈蚕当然也不例外，
“我就弄不明白了，朝廷何至于就出不起这三十七万八千两了？”
吴惟贤露出一种迷惑而愤慨的神情道，
“我大哥在广东，来信同我说，两广、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赚的钱加起来就够养好几支戚家军。”
“即使不提那些海商，我听说，皇上前阵子才又巡视了寿宫，这一座陵还没修完，就花了两百万两银子，够所有蓟镇南兵五年吃喝，就这么大一个国家，哪里省一抿子省不出这三十七万八千两？”
“这军饷欠了又欠，一开始是这个月发上个月的，接着就变成是这一年发上一年的，现在么更不得了咧，直接两手一摊说发不出咧，这不就是欺负咱们南兵是三年轮班制的募兵，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气吗？”
“要换成卫所边军，或者哪个边将麾下的私军家丁，一个月不发饷就肯定甚么仗也打不了了，要真欠上一年，卫所的屯军和旗军要么早跑了，要么撂挑子不干了，私军家丁要么转投他部去了，要么就地哗变了，你说说啊，九边所有军队里，是不是就数咱们南兵最温驯最好欺负？”
陈蚕听了，一时嗫嚅着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当然他的不知所措成分比较复杂，这一来，是因为他知道吴惟贤的哥哥吴惟忠确实人在广东，吴惟忠是万历十一年的时候，跟着戚继光调到南方去的，他在蓟镇的时候，论军功已经升到了山海关参将，去广东全然是由于受到张居正倒台的波及而导致的“明升暗降”。
这二来，是因为南兵营是处于蓟镇原有的指挥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组织，朝廷在设立之初，本就有意与原有的北兵体系相互区分，南将与南兵一向被看作一个整体，对上则受到朝廷派遣的总督、巡抚以及总兵官等人的节制。
因此南兵拿不到的军饷，南将也一样拿不到，在欠饷问题上，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和广大南兵的立场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吴惟贤可以放心地朝陈蚕抱怨这些话。
“那也不能说是‘欺负’罢，‘欺负’这个词用得太重了。”
陈蚕沉默几许，道，
“北兵的待遇比我们差得多，不信你到外头随便找几个其他军镇的北兵了解一下，据我所知，北军月饷只有粮一石，平均折色是六钱，就这一石粮的折色标准在各大军镇还不统一，最多的宣大可以折色七钱，最少的江东半岛沿海卫所只能折色二钱五分，朝廷在蓟镇养一个南兵的军饷份额，放到江东半岛可以养六个卫所旗军。”
吴惟贤接口道，
“朝廷对南兵的要求是，‘年年如此，岁岁更番，务以三年为率，不许别有变更，若有变乱行伍，违误戍期及赴他处投用者，则必得从重参究挐治’，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弄得清楚其他军镇的士兵究竟是个情形和待遇呢？”
“再者，你这个比较方法也不对，蓟镇的条件能和江东半岛的卫所旗兵比吗？蓟镇守的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四海冶，总共一千二百多里，从北、东、西三面包围京城，再加上戚少保当年在长城沿线上修筑大量空心敌台，理应算得上是九边之中防守难度最大的一个镇了罢。”
吴惟贤所言非虚，朝廷之所以能不吝给予南兵厚饷，不仅是因为戚家军严整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力，更是因为蓟镇南兵南兵所驻守的敌台，基本上都是地势狭隘、少见人烟的边境，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地区还要长期的驻扎于此，对于远道而来的南兵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艰难的考验。
且到了万历十六年，蓟镇的南兵北兵加起来虽然已达到了十万多人，但是平均分布到蓟镇的主要关口上，每个关口也就几千人，兵力其实并不充裕，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吃紧的。
譬如吴惟贤和陈蚕所在的蓟镇西路南兵的石匣营，其辖下最总要的关口，就是俺答汗曾经入关的古北口，而这里的敌情相对于东路南兵和中路南兵尚属较少，只是一旦遇上敌情，后果便相当严重。
也正因为朝廷倚仗于蓟镇南兵的守关能力，在戚继光被调去南边之后，蓟镇南兵依然能在名义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建制和万历初期的丰厚待遇。
只是南兵们渐渐发现，这些待遇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忽然变得开始越来越难以兑现。
“那不跟其他军镇比，就跟蓟镇非南兵的烽军比嘛。”
陈蚕仍然耐心尽责地为朝廷做着思想工作，即使思想工作原本并不是他职责的一部分，不过大明的事就是这样，总是能者多劳，他也习惯了，
“烽军负责的是点燃烽火、传递通讯，一样也是要守长城，而他们的粮饷是上半年每月七钱、下半年每月四钱五分，尚不及咱们的一半待遇，可所承担的任务与所处的环境却与守敌台的南兵相差无几。”
“你要是实在气愤不过，多想想烽军嘛，烽军要是因为朝廷欠饷就不干活，看到外虏来了就闹脾气不点火，那京城早就沦陷给蒙古人了。”
“再说了，虽然朝廷现在发不出军饷，但是怎么也没有到了饿肚子的地步罢，朝廷早有规定，除了既定银饷，长城的每座敌台之上都贮备糇粮十石，以备缓急时所需。”
“银子发不下来，敌台上的储备糇粮总还是批得下来的，咱们耐着性子多对付一阵，总不至于一缺了银子，咱们蓟镇的两万一千个南兵就都饿死了罢？邸报上那山陕、河南、山东一直遭灾，动不动就一个省出现几十万饥民排队领救济粮，最后也没见到处都饿殍遍野啊。”
吴惟贤道，
“可是咱们又不在山陕、河南、山东，就是这四个省都饿殍遍野了，我们在蓟镇也瞧不见啊，难道邸报上说那四个省没饿死几个人，就当真没有饿死很多人吗？要是没瞧见的事儿就相当于没有在大明发生过，那朝廷一连欠了蓟镇南兵几年的军饷，在皇上眼里不就也等于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吗？”
陈蚕道，
“皇上肯定知道这事儿啊，我的意思是，之所以现在咱们南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皇上有更要紧的事儿要处理，就比如说山陕、河南闹饥荒罢，咱们这儿不发饷还能自己对付对付，饥民要真饿死一大片了，那不得造反了吗？这造反的人一冒出来，朝廷又要调兵去打，又要给内地卫所官军多发赏银，几次一折腾，咱们蓟镇南兵收到欠饷的希望不是更渺茫了吗？”
陈蚕讲完这番话，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冷血得不大对头。
其实蓟镇南兵也都是从普通百姓家里招募来的平民子弟，要是他陈蚕当年没有被招募到戚家军中，浙江一闹灾，他说不定也得挨饿、逃荒、排队领救济粮，一不小心碰上地主、恶霸、猾吏，他说不定也得被搜刮敲诈到倾家荡产。
要是他陈蚕没能立下军功当上游击将军，没有领上朝廷名义上给他的那一两五钱银子，说不定朝廷派兵镇压的那些造反饥民里也有他的一张面孔。
现在他陈蚕当上朝廷的武官了，一张口就替朝廷把发饷的次序都安排好了，替皇上把处理国事的轻重缓急都分清楚了，仔细一想，总有点儿飘忽的虚幻。
毕竟他陈蚕和老百姓的实际差距也就是那名义上的每月一两五钱的军饷，要没这一两五钱的银饷，他还真没甚么资格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口气替皇上说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惟贤倒是比他头脑清醒得多，蓟镇南兵理应比九边的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朝廷每月发下来的那点儿军饷，名义上许诺的待遇若是一直不能兑现，那戚家军除开独立建制之外，和普通老百姓的地位基本也没甚么差别。
吴惟贤这时却是吁出了一口气，忽然唤了一声陈蚕的表字道，
“廷纶兄别总是为朝廷考虑，我这也都是为西路南兵着想，说实在的，你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到去吃敌台储备糇粮的地步的，军官都有朝廷额外分发的配给粮，我大哥在广东还领着另一份军饷，我家两兄弟都当兵吃粮，就算在义乌老家有老母要赡养，怎么都不至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我今日来寻你说这些话，着实不是为了我自己一人，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站在高处的时候总要为低处的人多想想，更何况，你我是靠自己爬上去的，并非生来就是站在高处的人，要是你我当了武官，就自以为高了一等，反过来欺压曾经一起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的兄弟，岂不是失去了当年为国从军的本心？”
陈蚕又沉默了起来，蓟镇专门分发给将官的配给粮也是由于朝廷格外看重蓟镇要塞而出台的优惠政策之一。
朝廷一般配给蓟镇将官的军粮，主要以粳米和粟米为主，而相比来说粟米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
但是为了迎合南方人的饮食习惯，配给南兵将官的一般是粳米，配给北兵将官的是粟米或是粳粟间支。
这项政策落到了实处，逐渐就演变成了朝廷须每月将军官配给粮全部折算为银两后，连同月饷一并支付给将官。
而根据万历十六年的蓟镇粮价，粳米每石能折银二两，粟米每石能折银六钱二分一厘，因此即使朝廷欠了名义上那一两五钱的月饷不发，陈蚕和吴惟贤仅凭这一项将官配给粮的优待政策，依然能活得相对潇洒。
在这一点上，后来满清的八旗和此时的明廷倒是一脉相承，受朝廷亏欠最大的总是底层士兵或者包衣阿哈，至于这些亏欠能不能得到弥补，左右得看上头有没有人替他们向朝廷发声。
“我不是不想为我们同乡的兄弟打算。”
陈蚕思索片刻后开口道，
“只是戚少保不在了，即使咱们想向朝廷反映，也找不到渠道啊，你是知道的，总兵官尽管名义上尚居三司之上，但是无论是军务、后勤还是词讼，皆要与总督、巡抚，及镇守太监共同商议才能做出决定，军镇总兵虽然相对于都司卫所有节制之权，可以文制武却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啊。”
吴惟贤道，
“我自然知道地方军政一向是由‘三节帅’互相制衡，不过咱们先不提这些高官，我就想问问，职责仅为主管咱们蓟镇西路的李如柏李副总兵难道也不为被拖欠军饷的南兵说句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