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四月五日。
一进四月，西南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巡按云南御史苏酂弹劾云南按察使李材、副总兵刘天俸和云南副使陈严之虚报战功、欺君罔上。
“不大不小”是朱翊钧在心里给这件事加上的形容词。
要说“不大”，滇西问题和辽东、日本、海运这几件大事比起来的确是不值一提。
且西南有黔国公沐府镇守一方，即使是在晚明党争不断的情形下，防守大后方的实力还是具备的。
但要是从明末的历史结局反推来看，这件事说“不小”，也还真不能算小。
万历皇帝在滇西面对的最大强敌，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东吁王朝。
从嘉靖三十五年到万历末年，经过明廷和缅甸的反复较量，大明丧失了原辖的木邦、孟养、孟密、老挝、八百宣慰司。
明初的“三宣六慰”，到了明末只保有了车里一个宣慰司和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
东吁王朝最强盛的时候，其领土可东至老挝万象以及今天的泰国、柬埔寨的东部，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向南到濒临印度洋海岸，朝北则抵至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可以称得上是晚明时期中南半岛的一个超级大国。
其实以万历朝的军事实力来看，明廷在西南不断丢失土地的情形是极其反常的。
除开用人不当、军队贪腐、武将内讧的种种因素外，朱翊钧觉得，东吁王朝的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明廷对西南领土的认知不当。
以明朝人的角度来看，万历时期的中南半岛环境恶劣，不但遍布障气，而且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岭，既不适宜人类居住，也不适合农耕桑种。
即使成功占领了缅甸领土，当地也无法给朝廷创造税收，反而需要明廷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去维持。
所以在晚明财政本就短缺的情况下，君臣上下对西南边疆都不够重视。
这个问题不单是明朝有，清朝甚至更加严重。
但是现代人朱翊钧是不敢低估中南半岛领土价值的。
因为现代中国“马六甲困局”的根源就是在于近代中国对中南半岛失去了控制力，导致这一地区从十九世纪以后，除了泰国保持独立外，其余国家都被法国和英国殖民统治。
而对中国来说，中国多数贸易商船、油轮，甚至是军舰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才能向西进入印度洋，或向东进入南海，但中国对于这一地区的安全保护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干涉权。
当然最让朱翊钧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东吁王朝也参与了灭明的历史进程。
永历十三年清军攻陷昆明后，永历皇帝朱由榔流亡缅甸，结果不幸被国王莽白送交吴三桂，最后朱由榔父子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南明覆亡。
所以朱翊钧一见西南有异动，立刻就召了内阁辅臣去文华殿问政。
“朕前见苏酂勘劾破缅功次虚妄不可信者七。”
朱翊钧搁在椅座上的手屈起二指，轻轻地叩了叩扶手上的龙纹花样，
“不知卿等如何看得？”
申时行首先道，
“臣等先曾票拟御史苏酂奏本，下部院参看，亦欲重惩欺罔，以明国法，不敢姑息。”
“今将部科覆疏反复看详，盖此项功次，原系蛮莫罕送拒敌缅兵之功，事在土夷，止宜从实奏报。”
“乃刘天俸既贪其功以为己有，李材又张其功以报上官，陈严之附会饰虚，宋儒、陈克候扶同结勘，其罪委不可宥。”
“至于沐昌祚、刘世曾，虽会本报捷，原请行御史严勘，盖一时轻信之失，先次功有可录，今次情有可原，罪当末减。”
按照历史上原来万历皇帝的意见，李材和刘天俸是要依“欺君之罪”斩首的。
而现在申时行主张从轻发落，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事。
朱翊钧本人对李材和刘天俸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李材曾经收服孟养、蛮莫两土司以制衡缅甸，刘天俸是抗倭名将刘显的义子，他随刘显纵横闽广滇黔，身经百战，还接管过拥有重兵的腾冲营。
两人在西南都立下过实打实的军功，虽然都犯过一些小错，但大致上还是功不掩过。
所以朱翊钧也没真想像历史上的万历皇帝那样把两人从西南逮治回京问罪。
比起纠结西南边将究竟有无“欺君”，朱翊钧更在意的是申时行口中的“蛮莫罕”。
“蛮莫罕”指的是蛮莫土司思顺。
由于蛮莫夹在明缅边境之间，思顺也在投明与投缅之间反复无常。
蛮莫土司与明朝之间有传统的宗藩关系，但晚明对于云南边境的治理非常松散，与新兴东吁王朝咄咄逼人的态势相比，明廷的反应往往显得相当滞后。
不过有一说一，万历时期明廷对东吁王朝的各种纵容政策，以及对西南土司被缅甸侵略而袖手旁观的情形，大多都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出现的。
其实在万历四年，在当时的缅甸国王莽应龙发兵孟养的时候，就有官员察觉出东吁王朝北扩的野心。
可是张居正当时给云南巡抚王凝寄去的札文中，认为朝廷应该对云南边地土司采取“修内治”、“饰武备”、“使远夷至而近夷安”，不受“外夷强弱”影响的策略。
于是当时的明廷不仅不以“外夷强弱为缓急”，反而为了维稳，对缅甸东吁王朝的扩张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一度使得孟养等忠于明朝的边地土司备受打击，在东吁王朝的侵略下孤立无援。
万历七年，莽应龙再次发兵攻打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因为没有明朝的援助，在败逃途中被手下执送缅甸。
至此，孟养、孟密、木邦、陇川、干崖等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已被东吁王朝控制。
大明藩篱一撤再撤，但朝廷仍未采取有效反击措施，仍然坚持张居正“安静处之”的战略思想，最终导致万历十一年缅甸大规模入侵云南。
后来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同年即被弹劾，次年“倒张”运动一开始，就遇上东吁王朝的大举内犯。
于是明廷立刻纠正了张居正的“安静处之”的战略思想，追究了相关官员“酿祸养寇”之罪，开始调整对缅治边政策。
所以万历十一年以后西南立刻就冒出了刘綎和邓子龙这两位名将。
因此刘綎和邓子龙的功绩，很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
万历十一年的明缅战争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政治包袱，而且刘綎和邓子龙原来就是武将出身，和“张党”也牵扯不到一块去。
于是万历十一年明军大败入侵云南的缅军后，蛮莫土司思顺又重新归附了明朝。
当时思顺投靠明朝以后其实并未受到处置，而且还仍封思顺为宣抚司。
但是这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又迫使思顺在万历十三年再次反投缅甸。
一件是是刘綎镇守蛮莫时肆意妄为，不但向思顺索取重贿，而且纵容部下霸占其妻妹，思顺不堪忍受，不得不再次叛逃。
另一件是陇川宣抚岳凤父子归降后，原本刘綎许诺他二人不死，令其为明朝招徕诸夷，但结果万历十二年时，明廷出尔反尔，将岳凤父子押京寸斩了。
明廷的本意是杀一做百，但岳凤父子一死，再加上思顺倒戈，致使云南土司又纷纷归附缅甸。
朱翊钧心里知道，孟养、思顺两土司在明缅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申时行方才口中的“蛮莫罕送拒敌缅兵之功”，指的就是李材招抚万历十三年再次投缅的思顺、孟养之后，令其配合明军作战，大溃缅军，成功收复密堵、送速两城之事。
因此御史苏酂弹劾按察使李材是小事，但思顺的归属问题却是一件大事。
历史上李材和刘天俸被万历皇帝逮治到京之后，原本参加破缅之役而有功的思顺第三次投靠缅甸。
思顺的想法是很容易猜测的，与他密切相关的明将李材被判有罪，那他作为归降的外夷，岂非更是前途难卜？
因此申时行想让皇帝将李材等人从轻发落的举动是正确的。
历史上万历皇帝没有采用内阁的建议，坚决将李材等人治罪，李材被关押了五年。
直到孟养使者进贡，提起缅甸人侵略、明廷来救的过往，又听说带兵的明将仍在狱中，在万历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万历皇帝方才稍稍改变了态度。
再加上王锡爵后来也上疏替李材申辩，万历皇帝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令李材戍守镇海卫。
其实李材的功绩不算出众，但晚明武将的生存环境导致他显得特别悲情。
朱翊钧在穿越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晚明武将在战场上的表现主要取决于他们当时的政治地位、家庭背景以及在官场上是否左右逢源，而不是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
这就是为甚么朱翊钧明知道李成梁不可靠，但是他并不敢一穿越就把后来在朝鲜战争中战绩同样辉煌的刘綎和邓子龙调到辽东去。
因为他知道刘綎和邓子龙同样和“清廉”、“谦逊”、“严格治军”这些词搭不上甚么边儿。
甚至刘綎和邓子龙在西南任上出现的豢养私军的问题比李成梁的“李家军”还要严重。
刘綎之所以敢勒索蛮莫思顺，就是因为他的亲父是都督刘显，他的手下有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部将。
他在出征缅甸，统兵金沙江之时，甚至把将台修筑在曾经三征麓川国的靖远侯王骥的旧址上。
在明缅开战之后，永昌、腾冲二地开始招兵，这些新兵分别组成了腾冲营和姚安营，当时刘綎统领腾冲营，邓子龙则管辖姚安营。
结果邓子龙、刘綎互相不服，两营之间不断内讧，后来刘綎因思顺复叛之事被罢免，由邓子龙兼管两营。
但邓子龙偏袒自己老部下姚安营，不但在平日多次欺凌腾冲营，连在伙食上，姚安营都是腾冲营的两倍。
以致于姚安营养成骄奢之风，后来还因索要军饷不成而造反，最后由巡抚萧彦调土汉兵夹击之方才平定。
申时行见皇帝沉默不应，又进一步劝道，
“然臣等又思，云南万里，耳目难真，欲张大其功，固易于称夸，欲文致罪，亦易于谤毁。”
“先年该省因循养患，以致缅寇猖獗，近年选将用兵，擒获岳罕，边境始安，盖由皇上委任边臣，使得展布之明效也。”
“若今处分过重，则土司环视，皆有轻侮边臣之心，边臣畏事避嫌，务为苟且推避之计，将来谁肯担当出力者？其于边方关系亦不细也。”
“臣等以为，李材、陈严之既已去任，即革职为民，亦不为轻；刘天俸等行巡按提问重治，亦不为纵。”
“若官校四出，一往云南，一往江西，一往福建，往来数千万里，大骇听闻，臣等亦窃有未安者。”
朱翊钧在心里叹了口气，从椅扶上缩回了手，道，
“既如此，朕命他三人戴罪立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