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顿了一顿，吐出两个字道，
“赎买。”
朱翊钧缓缓道，
“运营航线、跑船经商还得靠闽浙粤的当地人，四弟你就去同他们换个管理权就行，把总账拿到手，生意上给股权给分红，其余还是照老样子交给他们自己去做。”
朱翊镠半开玩笑地道，
“臣还以为，皇上是要直接赐臣一柄尚方剑，派臣去南方把那些豪商全给砍了，然后籍没他们的全部家产呢。”
朱翊钧淡笑道，
“怎么会？朕是大明天子，又不是流氓土匪。”
李太后听了只是兀自喝茶，朱翊镠却是微笑着不接话。
朱翊钧想起之前的万历皇帝在五年前对着张居正一家刚刚当了一回不甚体面的“流氓土匪”，那歇斯底里的程度直接和掘李自成祖坟的崇祯帝有得一拼，于是又道，
“海贸离不开闽浙粤这三省的人，瞧瞧漳州月港的督饷馆每年有多少进项？朕这一个外行，就不去指导他们那群内行了。”
李太后道，
“让商人交账可不容易，何况这赎买的银钱，户部也不一定愿意出。”
朱翊钧笑道，
“这笔钱倒不用户部来出，朕拿国产去赎海商的私产，又没挪户部的钱，他们有甚么可不同意的？”
朱翊镠觉得朱翊钧这笑看起来不像个好兆头，忙谨慎问道，
“皇上要拿甚么‘国产’去赎？”
朱翊钧信心满满地道，
“盐店！”
明朝的食盐和前朝一样，无疑是一项作为税收重头收入的国营专卖行业。
食盐不仅被限定了专门供应渠道，还要定点定价销售，从产盐、运盐、到卖盐、买盐都被朝廷牢牢地管控着。
明初将滨海的部分人户编入“灶户”，专门负责生产食盐，并延续前朝的政策设置盐场，负责管理食盐的生产和产品供应。
朝廷按户口给盐，即根据州县人口数及其他需要，来确定实际食盐生产定额和行销引目。
由于食盐的销量决定食盐的供应量，需求量决定盐业生产的规模，明廷便将全国产盐区，分为若干大区，大区之下再分设若干盐场，每个盐场生产出来的盐，被严格规定专门供应给若干州县的吃盐百姓。
在这种管控之下，民间的买盐、卖盐，都有明确的活动区间，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如果越界，那么所买所卖的盐，都是“私盐”。
明朝百姓吃盐就要纳税，明代的盐税是直接向人口征收的，天下所有吃盐的户口，都要交“盐粮”或者“盐钞”，有司估算好每人每年的食盐量，以此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金。
老百姓吃的盐由地方官府主持配给，一般要由州县的官员派人到盐运司那里领取食盐回来，再由各县各乡的里长分发给吃盐百姓。
也就是说，在明中叶以前，户口盐的散给，始终由地方州县通过里甲实现，老百姓是要按照家庭人口总额，去官府那里纳税，才能获得相应比例的盐斤数量，并不存在自由购买食盐的合法渠道。
而到了晚明，尤其是从万历一朝开始，事情又逐渐起了变化。
由于朱元璋在明初制定的“粮里制度”被社会发展逐渐瓦解，让里长分发配给食盐已不能再保证民间供应和盐税收入。
官府配盐便不再通过里甲，而是交给盐店和铺户，让他们来经营州县内的食盐销售。
可想而知，这些负责食盐销售的“土商”或“接盐铺户”都是经有司“佥选”出来的，历史上万历皇帝赐给潞王的卫辉义和盐店，就是相当于把卫辉一地的食盐售卖资格送给了他。
虽然有了盐店，并不意味着州县的食盐就变成市场交易，因为食盐价格也要由国家制定，但吃盐毕竟是群众刚需，即使除去运输的成本、风险，以及中间转售的成本，盐店的利润依然高得惊人。
何况明廷对盐务的控制和管理都是通过当地的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这两个机构来实施的。
这两个机构独立于地方政府，受户部管辖和科道官的监督，各省按察司的盐法道对坐落在该省境内的盐务机构只有审计职能，而没有直接管理权。
所以万历皇帝很容易得就可以绕开地方利益集团，将这份好处赐给自己的同胞兄弟。
而现在，朱翊钧想把这份好处的受益对象换一换。
宗室可以理直气壮地吃国产、用国产，那皇帝为甚么就不可以拿国产和豪商们换回远洋航线呢？
朱翊钧的想法是很明确的，贪污党争、士族勾结、边将怠惰、虚夸战功，他都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暂时地去容忍。
这些问题在哪朝哪代都不少有，也不单是明朝这一个朝代的特色问题。
万历皇帝性情阴冷，城府极深，对待昔日恩师都尚且如此，朱翊钧哪里能真的指望申时行、李成梁这些能臣把“忠君”二字看得比自己亲人和自家性命还重呢？
他们就是想顺利退休，保得子孙永享富贵荣华，这是人性使然，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指责申时行和李成梁当然容易，当然冠冕堂皇，但他朱翊钧能指责人性吗？
朱翊钧是不忍心去指责的，他不是李自成，他对人性是有一定的宽容和谅解能力的。
所以即使朱翊钧已然成了皇帝，在面对豪商之时，他还是会和现代人一样秉持“公平交易”的想法，而不是直接利用权力去抢夺。
朱翊钧心想，只要能把海贸航线，以及日本和美洲的银矿资源掌握到手中，不管辽东形势如何变化，朕都有足够的资本去应对它。
朱翊镠却有些担忧，
“盐税可不是好动的。”
朱翊钧回道，
“朕用的是盐店又不是盐引，有甚么不好动的？晋商和徽商靠盐引都富了二百多年了，朕不过是用点他们吃剩下的，难道他们还有牢骚？”
李太后到底是陪隆庆帝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女人，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商人们当然不敢牢骚，但他们能让闽浙粤的百姓叫苦。”
“我听说现在民间私盐横行，盐店的盐价太贵，百姓吃盐难，不得不去买私盐。”
朱翊钧笑道，
“有盐运司看着呢，要实在不行，就从都察院中抽几个御史派去稽查，本来巡盐御史就是三年一盘查的嘛。”
“巡盐御史要敢包庇，朕正好借机换一批言官，言官专管参人，朕还怕找不到人来当吗？”
李太后抿了下唇，忽然便问道，
“那海贸就这么重要？”
朱翊钧认真答道，
“当然重要。”
——关系到大明的国家货币权和朝廷财政呢。
李太后道，
“没洋人咱们也不是不能过，前头两百多年咱们也一样过来了。”
朱翊钧笑了笑，道，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要是没洋人也能过，那先帝为何还要开海禁呢？”
李太后道，
“那是为了安抚他们福建人，那宋朝的司马光当年就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古人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朱翊钧笑道，
“那是他们福建人聪明，一个国家要是容不下会赚钱的聪明人，而只容得下被统治的农民，那这个国家就离被灭亡不远了。”
“当年蒙元就是容不下咱们汉人聪明，结果还不是一百年都不到就被太祖皇帝赶回草原了？”
李太后道，
“商人最是贪得无厌，皇上就算赐给他们盐店，他们也一定会同你四弟、同朝廷耍心眼儿。”
朱翊钧笑道，
“他们耍他们的，咱们耍咱们的，佛郎机人都在濠镜自治了呢，还不是一样要向我大明缴税？”
李太后道，
“海商不是农民，他们不会待在原地不动的，他们要闹起脾气来，直接上船当了‘倭寇’、卷起家产移去了外国也未可知。”
朱翊钧回道，
“他们要敢再当‘海寇’，那不是正好给了朕口实出兵？至于移民，他们要移就移，不想当大明子民朕也不勉强，人各有志嘛。”
朱翊钧这话是针对于晚明的历史背景而言的。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即使抛开万历十五年还没出生的郑芝龙，福建海商也绝对是晚明海上商路中可合作的对象之一，而非李太后或朝廷所认为的、需要严加防范的劲敌。
在朱翊钧眼里，万历十五年的福建海商不但不可恶，而且简直是全体投错了胎。
他们要生在同时代的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或是任何一个重视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度，早就人均一个公爵头衔、人手一间海贸公司了。
而晚明的福建海商之所以没有成大气候，或者说，没有像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那几个西方国家的海商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明廷根本不懂海商的价值。
从嘉靖到万历，但凡有一个皇帝懂得海贸有多重要，都不会造成后来欧洲各国开拓海上殖民，而中国只会无限内卷和窝里斗的历史结局。
晚明的福建海商原本是有潜力成为中国第一批殖民探险家的，他们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就开拓了去暹罗、占城、琉球、咬留吧、日本和吕宋的航线，甚至有不少福建华商在吕宋、澳门或日本成功定了居。
可是这一大好而不是小好的形势却被万历皇帝的狭隘和短视给破坏了。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吕宋之后，对寄居在吕宋国的福建海商曾先后实行过四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其中尤以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的“大仓山惨案”为最。
而当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了两万五千个华人之后，万历帝不但没有出兵兴师问罪，反而将这些海外华人视为麻烦和累赘，甚至将这些被杀死的华人称为“不良之徒”，让西班牙殖民者“勿容爱怜”。
朱翊钧每每思及此节，就不由为晚明福建海商感到不值和惋惜。
因此朱翊钧在心里拿定主意，他绝对不要当一个只配统治“李自成们”的封建皇帝。
统治的艺术在于让聪明人甘愿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让聪明人刻意把自己变傻而乐于被统治。
朱翊镠插话道，
“移去了外国那就算是背叛我大明了，皇上竟也不生气？”
朱翊钧宽和地笑，
“中国人安土重迁，若非走投无路，哪里会背井离乡呢？”
“可若当真是因为走投无路，那便是朕这天子之过，既是天子之过，又如何能因此苛责小民呢？”
朱翊镠不以为然道，
“有国才有家。”
朱翊钧道，
“非也，国以民立，无民则国何由成？国民必须爱国，却不必一定爱朕。”
朱翊镠吐了下舌头，道，
“臣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道理。”
李太后看了朱翊钧一会儿，道，
“皇上这是下定决心要用你四弟去管海贸了？”
朱翊钧微笑道，
“下定决心了。”
李太后叹了口气，终究还是心疼自己儿子，
“那总得给你四弟派几个帮手罢？”
朱翊钧想了一想，道，
“锦衣卫如何？”
李太后道，
“倘或单派锦衣卫，那最好南、北镇抚司都得派人，亲王金宝又指挥不动人，皇上还得另想个名头差遣你四弟。”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便说朕近读《永乐大典》，有慨于昔年成祖皇帝派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事，故命潞王去闽浙粤三地，为我大明重组远洋航舰如何？”
朱翊镠看了李太后一眼，见后者虽隐有忧色，却并无出言反对之意，便知木已成舟，于是笑道，
“既是如此重任，那皇上总不会让臣白跑一趟罢？”
朱翊钧遵循历史，十分自然地回道，
“嘉靖四十四年的时候，景王叔叔薨了，他膝下无嗣，依祖制应废藩除封。”
“世宗皇帝当年给景王在湖广留了四万多顷地，朕一直舍不得处置，倘或你这差事办得好，朕便把景王名下的财产全部赐给你。”
朱翊镠哈哈一笑，站起来朝着皇帝坦然一跪，躬身叩头道，
“多谢皇上体恤，臣定不负圣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