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看着奏疏道，
“壮马、利器、修险、备粟，桩桩所费不菲啊。”
张诚回道，
“这也是科道官的建议。”
“科道官”是“科官”与“道官”的合称。
科官是独立于都察院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按照六部建制，分别于吏、户、礼、兵、刑、工六大科中置左右给事中等官，共五十余人，专门负责监督六部。
道官是指都察院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一百一十人，负责监察朝中内外官员，因科官与道官职责相近，故而往往被合指为言官御史的代名词。
朱翊钧抬头瞥他一眼，
“你们司礼监现在也听科道官的话？”
张诚微微一怔，随即回道，
“军国大事，本就应由六科参预，且六科常年经手百司章奏，于安边一事，可谓所知甚详。”
“奴婢们虽有批红之权，可圣旨下达，还须六科抄出，倘或稍有不妥，六科必得驳正到部、封还执奏。”
“奴婢虽蒙圣恩，有幸得为司礼监掌印，却万万不敢隔绝上下，壅塞言路。”
朱翊钧笑道，
“你这便又是在说张居正了，前几年内阁和言官势同水火的时候你不说，去岁朕同意罢了‘考成’，你这会儿就跳出来落井下石，你这奴才，心也忒坏了。”
张诚躬身讪笑道，
“皇爷这是哪里话，言官一向同谁都过不去，不止内阁，奴婢同张鲸掌司礼监与东厂以来，都被弹劾过不知多少回了。”
“要当真铺排开来，一个司礼监都放不下，估摸着得从尚衣监排到内府供用库。”
“言官本分如此，谁掌了权，谁同皇爷亲近，他们就弹劾谁，皇爷阅览他们的弹章，是为了警醒，是为了不致闭目塞听。”
“皇爷所见所闻，皆从清流物议而来，又哪里能听得奴婢这等小人谗言呢？”
朱翊钧又低下头去细看奏章，
“言官弹劾也有他们言官的目的，甚么君子、小人，那都是哄外头措大的话。”
“朕心里可清楚得很，前几年‘倒张’，他们科道官跟着起哄架秧子，不就是想借着‘倒张’的东风让朕废了‘考成法’吗？”
“先前张居正为了控制言路与六部，以立限考事、监督官吏为名，让六部、都察院设置考成簿送内阁稽考，不就是想把朝政大权悉数集于内阁吗？”
“后来张居正一死，张四维丁忧病逝，内阁失了能坐镇的辅臣，言官自然要奋起夺权。”
“他们说‘考成法’侵犯六部权力，违背祖宗旧制，不过都是专用来攻讦的套话，他们无非是想借着张居正擅权让朕废了考成，把原来属于言官的权力再还给他们。”
“现在他们弹劾你和张鲸，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说司礼监窃权，说的是窃他们的权，同他们从前说张居正专权是一个意思。”
“言官弹章皆‘套子’，你不必往心里去，朕也不需要通过他们的这些弹章来通耳达目，朕登基十五年了，这是好是歹，朕还是分得清的。”
朱翊钧淡淡的几句话下来，张诚不觉就出了一身冷汗，
“有皇爷嘱咐，奴婢自是不往心里去。”
“然圣人有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言官虽常为朋比，但边事紧要，庙堂之上，总是和而不同者多，骄而不泰者少，其中种种究竟，还请皇爷明鉴。”
朱翊钧头也不抬地问道，
“科道官都说甚么了？竟教你这么紧张。”
张诚回道，
“科道官有言，顷自扯酋嗣封，说者谓可数千年无事，然窃惧其知燕雀之安，而不知桑土之防也。”
朱翊钧心道，这个科道官却有些见识，
“这是谁说的？”
张诚道，
“是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
朱翊钧想了一想，道，
“哦！朕记得他，他从前治丰城时，有个治县‘三不在’之说，吏不在舍，卷不在廊，囚不在狱，后来万历初年时，果然以治行第一擢为户科给事中。”
张诚道，
“皇爷好记性。”
朱翊钧笑了笑，道，
“他现在这两句话说得也很有道理。”
张诚从皇帝笑中得了鼓励，立刻接下去道，
“奴婢也觉得有理，通贡与讲和不同，讲和乃两敌相角，一方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
“譬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其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是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
“然今之外虏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则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是故桑土之防，戒备之虞，不容一日少懈。”
朱翊钧道，
“话虽有理，道理中却变不出银钱来。”
张诚沉默片刻，道，
“皇爷不是才裁减了织造……”
朱翊钧又掠他一眼，眼皮一抬一颤，自是抖出一份专属于深宫禁苑中的威严，
“上上下下统共就那么点儿银钱，你们倒是挺会替朕盘算。”
张诚不语。
却听朱翊钧叹气道，
“拆了东墙补西墙总不是个办法，今日你们有能耐拆了朕三宫赏赐的‘东墙’，那明日呢？明日要哪里再出事，你们难不成还有本事敲了那九边军饷的‘西墙’去补？”
张诚道，
“待秋税收上来就好了，今岁北方委实是旱了些，但江南五府仍有‘白粮’可用，好坏总能填补些军需。”
“白粮”特指明廷于江南富庶之地，常州、苏州、松江、嘉兴和湖州五府，在秋粮之外派遣的额外漕粮，其所征课供为宫廷和京师官员专用，属于江南五府独有的田赋附加税种。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又要朕对江南加赋？朕可开不了这口。”
张诚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爷有甚么不好开口的？”
朱翊钧道，
“你倒是说得轻巧，内阁现在三个南直隶人，你让朕怎么开口？去岁内阁和徐贞明提议要在北方开垦水田，减免江南漕粮之负，朕可是帮你们北方人说了话的。”
“内阁当时可是振振有辞，连‘北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之地’这种话都出来了。”
“还是朕对他们说，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湿润，北地缣燥，若于北地强开水田，则人情不便，倘或百姓不愿，则不该强行。”
“否则北方连年天旱，到了今岁这派连井泉都干涸的境地，说不定底下还有不少官吏，要凭着那些‘莫须有’的水田，争相上疏劝朕不必蠲免北方税粮呢。”
“申时行虽然明面上一直不说，但朕心里清楚，江南已是财乏困敝，民力殆尽，倘或再竭泽而渔，恐怕我大明不日就要再出一个方腊、张士诚了。”
“光朕一人信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甚么用呢？百姓天生不爱诗书礼乐，陕西那些采石为食的饥民又听不懂王事靡盬。”
张诚不吱声了。
朱翊钧合起了手上的奏章，
“军需的事朕知道了，且先缓一缓罢，科道官只管张嘴博名，朕却得开源节流，好生合计。”
张诚道，
“那郑雒的这封奏疏，皇爷想要如何处置呢？”
朱翊钧原想说“留中”，话到嘴边，临时又改了主意，
“你便这般回覆他，驭虏事宜，屡经督抚官条议，勿徇虚喝，勿轻私饵，兵不可玩，威不可亵，小过弗责，小隙必杜，著相机实行，毋事空言。”
张诚觉得皇帝的这话有点儿推卸责任，不禁进一步问道，
“皇爷可要御笔亲批？”
朱翊钧看了一眼题本，道，
“内阁已有票拟，你便照朕先前所说批朱便是。”
张诚只得应下，随即又道，
“皇爷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奴婢负之重任，心中不胜惶恐。”
朱翊钧摆手道，
“都不是甚么大事，古人云，‘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朕是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又非事事听从于司礼监，且朝政大事一向有内阁、六科时时驳正，你实不必为此惶恐。”
朱翊钧说这话的心是真诚的。
万历年间的司礼监远远未到像天启年间一般大权独揽的地步。
实际上，就在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后世所公认的“万历怠政”开始时期，万历帝还曾因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疏》中提及张鲸在官内擅权不法，要申时行等四位内阁辅臣对这位掌东厂太监加以训斥戒谕，而这在天启年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作为万历皇帝东宫时期的心腹内宦，张诚绝不会像魏忠贤一样僭越揽权。
魏忠贤之所以会落得那般下场，就是因为他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一个宦官最大的倚仗。
司礼监依附皇权而生，它表面上像一丛荆棘，其实内里却细嫩得仿佛菟丝花。
因此朱翊钧毫不怀疑张诚的忠心，就像张诚毫不怀疑三纲五常乃事君根本。
朱翊钧甚至相信，倘或自己此时突然发话将司礼监全部裁撤，相关人等全部绞杀流放，张诚也一样会像先前那般跪伏在地，不住叩头谢恩道，
“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朱翊钧前后两辈子加起来才刚刚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还没能进化到听人恭维圣明，便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明的境界。
正因为朱翊钧尚能分辨恭维，所以他知道此时的自己还离不开司礼监。
这倒不是他作为穿越者的先见，而是一个普通人固有的自知之明。
张诚这回却很实在，朱翊钧让他别惶恐，他就真的不惶恐地苦笑，
“皇爷，科道官‘风闻奏事’，议论的不仅是朝政，人事他们也能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