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分为七声，但传统的雅乐只有五声，即宫商角徽羽，但是从西域传入的音乐已经有了7个音调。
西域音乐的的7个音与“西方”的音阶也不一样，故名龟兹音乐，是只有“西域”才有的乐舞。
据传说马可·波罗出生于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家庭，17岁时随着父亲和叔叔到离开家乡，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前往“东方”。他们首先进入了波斯地界，穿越了沙漠到达呼罗珊地区，沿着玄奘回唐帝国的路进入了河西走廊，不过他们并没有沿着河西走廊去往中原，而是北上穿越沙漠来到蒙古，来到了大蒙古帝国的首都元上都觐见大汗忽必烈。
可能马可·波罗在途中就听到过龟兹音乐，也看过西域礼佛的舞蹈，之后马可·波罗去过很多省份和城市，甚至包括杭州，他将那里描述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
那时正值南宋，蒙古人正忙着把南方地区纳入帝国之中，然而马可波罗游记里却将东方的三个民族国家分为鞑靼，也就是蒙古人的国家，契丹，这个地方原本为金朝统治的区域，后来被蒙古征服，以及“蛮子国”，这是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
这在西方形成了一个长期疑而不决的困惑，蒙古人也会称呼别人是野蛮人？然而按照马克·波罗的说法，契丹地域内有不少基督徒，而“蛮子国”则少有基督徒，于是西方人便对契丹有了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同情。
后来利玛窦到达北京后，已经知道大明的北方不再有一个契丹国，杭州也不再是都城。在保守的明代，利玛窦所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许可，能在大明境内停留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一直持续到利玛窦死亡。传教士们往往称呼自己是意大利人，是教皇派来的，但他们实际的国籍大多数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也曾经派过使节，按照欧洲的习俗，鸣礼炮是一种礼节，可是在东方却意味着宣战，等他们好不容易解释清楚了，却不理解为什么官员不允许他们的船进入珠江，只准他们在广州通商。
都是红头发绿眼睛，谁分得清他们是哪国人？于是这些葡萄牙的传教士就冒充意大利人留在了下来。
在康熙年间很出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其实是德国人，他受葡萄牙耶稣会的派遣，在明朝末年的天启年间到达了中国。他经历过崇祯皇帝、努尔哈赤、多尔衮、顺治皇帝，汤若望除了会天文历法外，还会造大炮，传说努尔哈赤就是被他造的大炮打成重伤。
等改朝换代后，多尔衮很看重汤若望造炮的才华，即便汤若望曾为明军制造大炮对付清军，有很多满族亲贵大臣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坚持让汤若望担当钦天监的官员。
其实在崇祯年间汤若望就推算出了一部新的历法，能更加准确得推算日食和月食，但是在推广期间却遭到了阻挠。
教会与皇权之间存在一个无法调节的矛盾，当皇帝的权威低于教皇的权威时，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就做了完美的诠释，而在东方，权威只能是皇帝。
另外基督教自己的教义也有矛盾的地方，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么耶稣也是神么？如果强行说是，那么这和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不是自相矛盾了？
这就涉及了“三位一体”的解释，符合逻辑，西方人会相信，东方这一套却行不通。
在利玛窦之前景教就已经在东土传播了，好多东西都被删了，包括十字架上的耶稣苦相，可不论他们如何适应，还是难以传播开来。
到了利玛窦这里就完全用汉语来传教了，并且还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上层阶级的好感，这一套行事标准被称为“利玛窦规则”。
东方人对上帝不感兴趣，却对西方的地理、天文、集合感兴趣，当时中国没有棱镜和玻璃，汤若望拿了块棱镜折射出七色光，被人们以为那是女娲石争抢着要。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个让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是历法。在利玛窦去世之前原来的历官推算日食失败，已经有人建议将钦天监交给传教士了，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有了一批坚定的保护者。
罗玛改成了罗马，自由传教的特权也取消了，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制定的《崇祯历》即便已经制定好了，却到了明王朝亡国都没有启用，倒是改了个名字被多尔衮通过了。
在清军占领北京期间，永历皇帝的太后王氏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她当时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和妃子也入了教，如果不是因为永历帝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他也许也入教了。
正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王太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了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另一封给了耶稣会的会长，但她不是找教皇派兵，而是希望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求神拜佛要是有用，还要什么医生，大家都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就会不药自愈，喝什么药、做什么手术呢？
正是因为行不通，黑死病才会死那么多人。不过就算王太后写了信让教皇派兵也是枉然，这不是“十字军东征”，教皇很难短时间征召起来那么多士兵，还有粮草和军费，好像教皇当时除了祈祷外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那么庞大的帝国衰亡的阵势可谓天崩地裂，少部分传教士卷入其中，但大多数都活了下来，开始为新的统治者服务。
和明末相比，清朝初年的皇帝给了传教士们更多自由，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有西方记录的封建王朝更替。
和其他封建王朝不同，明朝有两个统治集团，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京，在南京任职绝大多数都是虚职，只是挂个头衔领俸禄。
然而当北方的政权瓦解，“南明”又建立了起来，当时有一个汉名卫匡国的传教士在南明隆武帝的允许下居住在温州，当那里被清军占领时，他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用汉字写着：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
他把精美的书籍、光学仪器、数学仪器都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把救世主的像放在了祭坛上，这招很管用，不论是平民还是清军将领都不骚扰这个传教士，等稍微太平点了，清军将领还问他愿不愿意剃头。
卫匡国当即表示愿意，于是将领亲自给他剃头了，留着清人的发型再穿明朝人的衣服就很怪异了，将军送了他一身衣服，他也穿了，在设宴招待了他之后，这位将军还把他送到了更加安全的大城市杭州。
再有一个广州的传教士曾德昭，士兵破城的时候把他绑起来，逼迫他把财产交出来。隔了几天来了个大官，他不仅放了曾德昭，还给了他圣经和祈祷书，又施舍了大量的金钱，把教堂也还给了他。
这人名叫尚可喜，是孙元化的手下，后来被封为平南王，与平西王吴三桂平起平坐。他原本也是明朝将领，而孙元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西洋科技和火炮军事战术很感兴趣。
就连张献忠统治的四川，也有传教士担任大西国的天文学家。
在“康乾盛世”期间，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那段时间钦天监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文历法的，这是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掌握，另一部分则是“命理”，推算国运的，这一部分由中国人负责，对他们来说，马可波罗笔下处处是黄金的时代来临了。
有一个法国人，他并不是从小立志当传教士，只是那个时代读书都要去教会学校。他早年在里昂学习绘画，后来到罗马留学，乾隆三年成了宫廷内供奉，取了个汉语名字叫王致诚。
他非常擅长绘画，为很多王公大臣绘过肖像画，后来还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建造，英国来的使节被安排住在那个楼里。
那块地地势低洼，确实容易长一些虫，却不至于条件恶劣到要抗议的地步。
马嘎尔尼一直要求住在京城内城，皇帝允许了，将他们安置在了前广州总督的府邸，这位总督已经被抓起来了。
使节团在城里住了几天后又去热河拜见皇帝，却在是否下跪这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有不少欧洲人在清庭混饭吃，马嘎尔尼的要求是英国和俄国一样，在北京设立一个商馆，还要派一个常驻使节解决贸易问题。
俄国人和满清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更何况俄国和满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欧洲各国在北京都没有商馆，为什么单独就英国要有呢？
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条约体系就成了欧洲国家之间主要的国际交流体系，同时对弱小的国家采用殖民体系主导，这个体系是和朝贡体系完全不一样的。
沙俄要求顺治皇帝向他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顺治皇帝当然拒绝了，反过来要求沙皇向他朝贡，经过了长期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双方都认识了对方的实力，最后才按欧洲的国际公法签订条约的。
英国人称呼满清为鞑靼人，法国人知道他们是女真人，甚至在南宋那阵子，因为宗主国无法协调辽国、女真和高句丽之间的矛盾，高句丽一度停止过朝贡。
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名叫钱德明，他不仅会汉文，还会蒙文和满文，先后写了孔子传等书籍，乔治安娜在圣卢克宫的书架上就有一本孙子兵法，就是他翻译的，除了孙子，还有吴子、尉缭子、司马法等等。
他还写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不仅对乐器进行了介绍，还探讨了律学理论和调式。
很多人觉得雅乐听起来像噪音，没有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产生变奏与和声，钱德明却觉得，中国人是最早懂得和声的概念了。
唱霍格沃茨校歌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的喜欢的调，用婚礼进行曲和葬礼进行曲都可以。
阿不思觉得高兴，乔治安娜也就不管了，没见着老蝙蝠都在鼓掌么？
拿破仑唱歌也是找不到调的。
她懒得再对那个法国官员说什么了，宴会什么时候能结束？她想回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