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名叫睡眠者效应，这是指的即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和态度保留了下来，就像一觉醒来，纵使梦境里的一切都已经忘了，却还是记得“哦，我真受不了这个人”。
睡眠与死亡的区别只在于是否还会清醒，如果长梦无绝并且沉迷其中，那么就算是睡着了也像是死了。
在神权统治之下，人们活着的目的是死后上天堂，避免自己下地狱，于是当教会说有功德善库，以前圣人们所修的功德在满足了自己上天堂的条件后还有盈余，“罪人”们就花大把的钱买赎罪券，忘记了自己在活着的时候该做的修行。
人一旦接受活着的时候是为了幸福，而非为了死后去天堂享受，那么他就会着眼于当前他是否幸福。
他不会觉得守贫是一种幸福，也没有了朝圣的憧憬，有钱当然要买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东西，酒、食物、香料、丝绸，相比起沙漠，当然是有威尼斯玻璃装饰的城堡住着更舒服。
苦行与商业社会是矛盾的，然而富有的人又需要教会的权威，让人们相信财富不均等是合情合理的，贪念能让人忘记绞索的危险，干出对自己长远来看有害无益，短期来看有宜无害的事。这种短暂的幸福感就像是喝了朗姆酒的醉鬼，他喝酒和处于醉酒状态时是快乐的，然而酒醒后要面对宿醉，并且他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也许国民会因为惯性依旧服从国王，但要是他耽于享乐、游手好闲，那么国民也会对他失望透顶。
和乔治三世相比，乔治四世总体的表现是个平庸的国王，毕竟他的父亲在位时间很长，而且还有好几个著名的首相、将军的名望盖过了他。
人们对他的映像停留在他大腹便便、爱喝酒、终日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作风浮夸，一点没有“王者风范”，因此民望极低。
但他却促成了一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结婚的仪式，虽然主持婚礼的那个司铎是因为欠了一屁股债，不得已而为之。
一个有酗酒习惯的英格兰人愿意为了一个天主教女人借酒，而且他还是王储。稍微有点钱、觉得自己有社会地位的男人都不会听女人的，哪怕她婚前是人人敬仰的歌剧女明星，婚后还不是要照着他的家规生活。
立宪国王是不自由的，他甚至没有选择自己结婚对象的权力，除非乔治四世和温莎公爵一样放弃王位继承权。
温莎公爵也不是那么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德华刚好在服役的最小年龄，并表示有兴趣参战，他被允许入伍。
虽然爱德华愿意去前线，但政府不允许，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见识了战壕的可怕，他常到前线探望，这使得他受到前线战士的爱戴。
子弹是不长眼的，更何况要是主帅死了军心也就散了，波拿巴的骑具很显眼，不论是炮兵还是狙击手，只要敌军看到他，照着他那个方向打就对了，打死了那可是首功。
要冒着枪林弹雨从容指挥，这世上真没几个人能办到。就算有那么大胆的，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初阿拉伯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国的时候，在普瓦提埃战役时，指挥被一支流矢击中脖子当场阵亡，气势汹汹的阿拉伯人连夜撤退，丢下了大批辎重，宫相查理·马特也因此一战成名。
巫师不可以介入麻瓜的战争，牧师也一样不可以，这么做是会反噬的。
当你明知道自己有那个力量，却因为教条和迷信不能用，这种感觉会非常难受，哈利的爷爷亨利·波特号召巫师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波特家差点绝后了，那一金库的金币差点便宜了妖精。
戒律距离世俗很远，离巫师就更远了，阿不思·邓布利多却活生生把一个巫师学校整治得像修道院，真正修士都没他那样。
十字军东征某个方面来说是一次解决贵族次子就业问题的战争，继承法将父亲的一切都给了长子，次子什么都没有，他从小习惯了贵族式的生活，失去财富就要当平民，再不然就去当强盗、雇佣兵。后来《拿破仑法典》改变了这个规矩，只要是父亲承认的孩子全部都可以分到一部分财富，这当然受到很多私生子们的支持了。
父亲要是偏爱孩子的母亲，有时候会犯糊涂，把该给嫡长子长子的给了庶子，如果按照遗嘱执行，也许婚生孩子不如非婚生子女拿到的多，这公平么？
关税这种国家大事和自己所获的遗产相比距离太遥远了，十日谈里记载了不少教会干的龌龊事，比如那个锡耶纳的教士，他当了别人孩子的教父，却趁着孩子的亲生父亲不在的时候和孩子的母亲幽会，女人佯装无事发生，还哄骗中图回来的丈夫，孩子的身体里有虫子，是教士帮忙治好的。
那个丈夫不仅对那个教士感激不尽，送给他酒喝，还按照他说的供奉，谁愿意做他那样的“好人”呢？
如果这些“蛀虫”太多了，需要血与火的洗礼。
位于马赛附近的康塔特无疑是法国最大的贼窝，全法最惨烈、最野蛮的农民暴动都始乱于此。作为宗教领地它在名义上归教宗管辖，后来被并入法国，与邻近地区合并为沃克鲁兹省，省会为阿维尼翁，但革命之前这里可谓一片乐土，不但税赋较轻，而且逃税之事也无人追究。“只要有一两片地，就有酒有肉有面包”。
然而由于辖管此处的罗马特使腐败无能，该城俨然成为了“法国、意大利和热那亚歹徒恶棍们的避难所;他们只需要向特使们支付少许的礼金，就能在城中获得庇护，道遥法外”。
此外该城还藏匿着大量的走私犯和他们的窝主，不时地寻找机会突破法国的关口。“城中盗贼和杀手成群，人多势众;埃克斯和格勒诺布尔的议会一直都无法将他们根除。他们之中，既有一时生事的游手好闲之徒，也有长期以此谋生的专业恶棍”。而市井之间，情妇姘夫、阴谋煽乱者、游手好闲之徒，以及投机分子与那些从“土伦和马赛苦刑船上”逃脱的逃犯们摩肩擦踵。城市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有如藏有毒蛇的花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立刻变为虎穴狼窝。
法国大革命的谱系首先完成于罗讷河口，该省最大的城马赛就像是个垃圾桶，容纳着各种各样、各个国家的渣滓，滋生出罪恶的浪花。
当地最有战斗力的守军是瑞士雇佣兵，当巴黎传来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马赛也发生了几次暴动，最终国民卫队被拉法耶特派的自由贵族所掌握，他的身边围绕着的大多数市民无论品行如何至少有一定的产业，然而随着前指挥官被捕，市民们也放弃了权力，将城市交给了拥有4000会众的马赛俱乐部手中，而俱乐部的成员基本是一些一无所有的投机者。
为了巩固政权，新成立的政府给予所有有固定职业的市民选举权，结果那些光着脚的恶棍们置宪法于不顾，跑到了各个分区会议中，只要国民卫队一出城，这些恶棍就会冲进城内到处捣乱，地产主和大商人主动退出投票以示抗议，而对于那些非要旁听的诚实市民，雅各宾派的做法是威胁他们，要把他们活埋到教堂的坟地里去，占人口多数的诚实市民受到了惊吓，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没人敢去会场，于是马赛政府落到了一群藐视法律的人手里。
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巴黎的权威，实际只服从有利于自己的法令，而且从未向国库上缴一个埃居。在他们的统治下，人们开始思念起前国民卫队指挥官，而在此之前是他们指控了他犯了叛国罪，在法庭和监狱里至少面对二十次死亡威胁。
当接到立法议会要求释放他们的命令时，马赛雅各宾派敷衍了事，到最后无法敷衍时，这些匪徒又聚集起来，袭击出狱的前指挥官。
民众对这些嫌犯的仇恨过于强烈，以至于必须瑞士雇佣兵必须出动保护他们，接到他们的营房，这时市政府施压，要瑞士佣兵交出那些罪犯，停止押解保护。
瑞士佣兵不隶属于法国政府或马赛政府，除了国王以外无人可以解散他们，然而雅各宾派想尽办法将他们赶出城。
阿尔勒时马赛俱乐部嘴憎恶的城市，原本在安东奈尔支持下，阿尔勒与马赛遥相呼应。安东奈尔推行“恐怖令制”，其党羽有300多人，都是些身强力壮的水手和匠人出身。他们私自将在城中避难的未宜誓教士们赶出城外。然而，城内占人口多数的“地产主和诚实的市民”在长期隐忍之后决定反抗。有1200人在圣奥诺拉教堂集会，“宣誓要维护宪法，恢复秩序”，并申请加入当地的俱乐部。利用俱乐部的规程，他们之中大批人都以国民卫队或选民的身份被吸纳入会。与此同时，在争取到市政厅的同意后，他们开始重组国民卫队，解散蒙奈党人的队伍，并消减他们的军力。于是通过合法且非暴力的手段，君主立宪派在俱乐部与国民卫队中再次成为多数派。
在1791年的选举中，秩序的拥护者们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行政官员职位。正直的罗伊(Loys)医生接替安东奈尔成为新的市长;为了应对城中的骚乱，他一边重申强制法令，另一边则毫不手软地打击暴乱者。对于马赛来说，这种变化无法接受，决定“一雪前耻”，出兵让阿尔勒屈服。
在这片遍布古城之地，政治仇根很快就会和城市间的历史恩怨混合起来，其浓烈程度有如底比斯与普拉塔亚、罗马与维埃或者佛罗伦萨与比萨之间的世仇。因此马赛的雅各宾派视阿尔勒的王党为死敌，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
城市之间的混战让盗贼有了可乘之机，有时这些劫匪根本就不是外来者，而是马赛部队的主力。他们大吃大喝掠夺抢来的食物与酒水，砸烂贵族们的纹章，卷走所有的商品物料和值钱的财物，毁坏家具和藏书，并将各种凭据付之一炬。
外面乱成这样，阿维尼翁人听说有“政府军”来了就开城门迎接，城里人不知道这些人在来的路上干了些什么，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款待。
阿维尼翁招揽他们主要是防范“曼德林好汉”，这群由抵税农民、码头脚夫、闲汉组成的强盗赶走了教皇特使，迫使执政官辞职，并吊死了国民卫队的军官和保守派领袖，靠劫掠乡里来维持军费开支。
这群暴徒选了茹尔丹为领袖，他因为曾在凡尔赛砍杀两名皇家卫兵而获得“砍头者”的绰号。不过很快阿维尼翁人就发现这些马赛来的部队跟外面的匪徒差不多，而且马赛雅各宾派也和以前在马赛干过的一样，开始窃取阿维尼翁的统治权了。
为了更好得控制选举，选举团主席撤出阿维尼翁，改在索尔克开会，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选举团成员的拒绝。于是选举团主席软硬兼施，向愿意追随他的人许诺赏金，又搬来大炮，于是选举团的懦弱者在恐吓下出城，而剩下的人则被他在一个所谓的国家高级法院起诉。
与此同时，“曼德林好汉”们也在阿维尼翁选举团主席的授意下向阿维尼翁挺进，幸好巴黎的协调专员赶到，才及时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巴黎专员们着力遣散这支队伍，眼看着就要成功了，然而在最后关头，茹尔丹却带着匪帮攻占了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市政官员们遭到驱逐、市长侥幸逃脱，但是市政秘书被刺死，四个市政官员及其他四十多人被捕入狱，逃难者和教士的房屋被付之一炬，屋中财物也成了暴徒们的战利品。
乱党们又通过强行征税补充自己的腰包，其同党挑选出五个贫民组建起了一个临时市政厅，勒库耶任市政秘书。而后他们通过这个傀儡政府强征了30万里弗尔，解放修院并将教堂毁坏后进行出售。于是钟楼里的大钟都被卸了下来，全城各处一片敲铁砸钟之声。
随着騒乱不断扩大，连穷人们抵押出去的财产都被市政所要走，由于教堂被洗劫一空，让不少虔诚的妇女们念怒不已，工人失去了工作和面包。于是这场变乱激怒了城中所有的小民，使他们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最后他们抓住了勒库耶，把他带到方济各修会教堂进行公审，而后将其处决。
在城中市民们无论贵残都同仇敌汽，与他们对抗，而在乡间，农民们由于受过他们的勒索也举枪相向。暴徒所营造的恐怖气氛却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虽然城中只留下350名极端的雅各宾党徒，却让全城3万居民最终屈服。曼德林好汉的首领率领小队拉来了两门大炮，向一座已经被毁坏的教堂开炮，致使两人丧命。
土伦之战时前来支援的也是马赛、阿维尼翁的革命军，波拿巴让未来的骑兵元帅缪从阿维尼翁和尼斯拉来了大炮，他们俩谁都没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大人物。
有妹妹的好处就是可以将想要拉拢的人变成自己的亲戚，在政治和利益面前，女人的想法变得不再重要了。
波拿巴的绰号是“小伍长”，那时走的是简朴路线，结果他的妹妹们都穿着华丽，约瑟芬也卷进了贪污丑闻里。让她们收敛点、穿简朴点是不可能的，她们把自己的婚姻都拿了出来支持波拿巴的事业，索要点回报有什么问题？
教会的发展是因为罗马的道德堕落，他们一倒，不只是君权神授。白天的布洛涅森林和晚上的是两回事，白天的时候这个优美宜人的地方是巴黎人休闲娱乐的健身场所，还会有小孩子在里面玩，晚上就成了儿童不宜的地方了。
这种地方只有哈吉来，但他哪知道有什么“标志”？
圣米歇尔喷泉上有四尊美女雕塑，他和亚利桑德罗光关注她们谁的身材好，哪管她们分别代表审慎、节制、力量和公正。
“晚上好。”就在哈吉两眼一抹黑，盲目瞎转时，一个男人忽然喊道。
他看了过去，发现是一个穿着夜礼服的男子。
“我们又见面了。”那个男人说“你和你的朋友找到丢失的东西了？”
哈吉谨慎得看着他。
那么大一个巴黎，有多少人知道那四尊雕塑的意义，又恰巧在他们需要答案时出现呢。
“你怎么在这儿？”哈吉问。
“路过。”那人笑眯眯得说“就和我们上次见面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