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在武昌的“各省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之时，不甘落后于湖北的上海，趁机抢先一步，以陈其美（上海）、汤寿潜（浙江）、程德全（江苏）三个都督的名义，邀请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他的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可谓自己一生写照，他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留史册。
程德全（1860年—1930年），字纯如，号雪楼、本良，四川云阳（今属重庆）人。
其为廪贡生出身，光绪十四年（1888年），入三姓副都统文格幕当差。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国子监肄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程德全赴黑龙江入副都统寿山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受命赴前敌督队，积极筹战，后任黑龙江营务处总办。次年，擢升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擢升道员，赏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任奉天巡抚。宣统元年（1910年），调任江苏巡抚，参与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1年）十一月一日，程德全被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成了第一位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谦、流兴甲、赵学臣等人。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这几位实力派人物，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为统一军事指挥，会议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
黎元洪当选是章太炎先生力争的，“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已选定，请设一位副元帅，并选举黎先生任之。”
于是，黎元洪被选为副元帅。
得到沪上的代表开会并做出决议的消息，汉口开会的这些代表很不满。说好了的，上海留一个人，只是做为留守和“联络声气”之用的联络人员。怎么会摇身一变，开起会来，还自做主张的搞出这么重要的决议。
汉口的代表们立即致电上海，要求取消所做出的决议。
黎元洪随即致电各省都督：“……现据来电称，沪上十四省的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浙军司令朱瑞也持反对意见，他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无法服众。在革命党内部，也有人反对黄兴而抬举黎元洪。
如章太炎便说，黄兴曾在武昌“受黎督委任为汉阳司令，不得以部将为主帅”为理由，力主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陈其美、宋教仁等人，迫不及待的把黄兴推出来当这个大元帅，说到底是为了把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抓到手中。急中出乱，也过于草率，理所应当的遭到各方的反对。
最后，黄兴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明确表示无意于当这个大元帅，而是推荐黎元洪为大元帅。
上海方推举大元帅虽然受挫，但他们提出的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决议，还是被各方所认可的。
因为，汉口和汉阳失守后，武昌已经成为了危城，怎么能把临时政府放在危城呢？首义圣地也不可以。
而既然临时政府所在地变成了南京，按着湖北军政府自己的逻辑，“各省代表会”也自然应当放到南京。于是在鄂在沪的各省代表又都奔往南京，湖北军政府暂时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于是便有了，南京各省代表，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决议。
人还是那二个人，正副的位置变了，黎元洪满意了，回电表示：“元洪伏思，大元帅原为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之策，黄君克强宏才硕画，自足胜大元帅亡任，乃谦让不居，屡推元洪承乏。亢洪才识平庸，伺敢当此重任？然勘电所载，苦大亢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既有此明文，亢洪始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无帅执行大元帅一切职务。”
原来，黎元洪也是个权欲心很重之人，他现在已经拉开架势，问鼎更高权力了。这个大元帅他还真想当，只是又想当大元帅，又不想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算徒有虚名，也要把这大元帅抓在手里，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自己执行大元帅的职务。
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给你正的你又不管事，拿别人当傻子吗？
黎元洪和黄兴都迟迟不到南京上任，南方各省仍然是无人领军。幸好不久中山先生回国，使这个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后来也有过南北议和谈判地点之争，湖北同样没争过上海。
由于失去了主导权，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除黎元洪获挂名副总统外，其余首义元勋，无一受到重用。
前面提到了，蔡济民、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吴醒汉在临时政府均榜上无名。
孙武到上海活动，想给自己谋个军务次长的位置，结果没人理睬，失望至极。
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说了算。
当时，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但黄兴对首义诸公有成见，拒绝推介，中山先生也没引起重视。
在此期间，于佑任曾专门访问黄兴，提议应考虑武昌首义的同志，但黄兴一意孤行。
武汉的革命党人当然不满，讽刺南京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官，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营冈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沒想到都一无所获。
对临时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孙式周围。
鄂籍的议员刘成禺联络这些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与同盟会对抗的大旗。
那么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没能引起注意，黄兴了解情况，但又固执己见。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临时的职位，革命阵营却分裂了。
民社与同盟会，无论在纲领，诉求和奋斗的目标都没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只要是一方的主张，另一方大多就会反对，所谓，为了反对而反对。
可谓。江山还没打下，就急于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党人已经因争权夺势而分裂，实在是令人叹息。
那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生日报》经理，于是，《民生日报》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击同盟会，成了这个日报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该报就发表刘瑷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把创立民国的功劳，归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凯身上。
同盟会的报纸不能不反击，这也就更加剧了二个政党间的矛盾。
民社的发起人除孙武和刘成禺外，还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孙发绪等。
民社众人推举吴稚晖为总干事。
吴稚晖（1865年3月23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
民社中主事之人当属孙武，最活跃者要属孙发绪，黎元洪则是后盾。
不久，孙武又与刘成禺、唐克明、石星川等回湖北，在武昌成立分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在湖北分道杨镖。
黎元洪拨款三万，做为经费支持。
湖北参加南京参议院有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时与张是老同盟会会员，但都对黄兴的专横跋扈不满，倒向了孙武一边。二人成了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南京这边有什么动静，通过他们，湖北很快就能知道。
于是，内耗和内斗就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一大噩梦。
湖北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权方面，大元帅本来是在临时政府没有大总统时，代行总统职务。按理有了大总统，这大元帅也就不存在了。但是，黎元洪不管这一套，有需要照样行使大元帅的职务，虽然这大元帅也实在没有什么权力和权威。
二是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可谓身无分文，湖北军政府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因为是首义圣地，得到的各方赞助比较多。加之黎元洪管理和理财有方，比南京那边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比如上次，黄兴打了败仗离开，和黎元洪开口，尽管黎元洪那时也很难，还是一下子就给黄兴带走二十万。但这是那个时候，现在，湖北无论如何，不会对南京财政支持了。虽然，南京那边，特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