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
“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
“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
“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
陈宦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是一件失策的事。
陈宦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袁世凯和北洋派已渐行渐远。
蔡锷则力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
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先行停战，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战一个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体停战事宜，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
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提出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停战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在外人看来，陈宦看似袁世凯的大红人、宠臣，其实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军人们是从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凯授他四川统军权，但北洋军他其实是指挥不动的。
而自从搞洪宪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积极，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袁党边缘化。比如，他来四川就职前，袁世凯曾许诺他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洪宪帝制后，这事不但再没被提起，袁世凯反而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足以说明袁对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
再者，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