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将来死后的长眠之所，刘弘的心态十分坦然。
毕竟是后世人，对于生老病死，刘弘看得十分透彻。
对于帝陵的建造地点，刘弘自然也没有什么风水寓意之类的要求。
刘弘之所以来要拉着丞相、内史、少府这三个主要负责帝陵建造的重臣，前往帝陵候选地点进行现场巡查，主要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及一点私心。
刘弘，已经很长时间没出长安城了
虽然登基之后，刘弘总是有意无意的找机会出去散心，更曾在去年年中，过了一把御驾亲征的瘾，但作为汉室天子，刘弘还是觉得未央宫，已经隐隐成为了自己的囚笼。
做皇帝也有一年多了，刘弘对历史上酷爱游山玩水的武帝猪爷，也是愈发的理解起来。
趁此机会正大光明的走出长安，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刘弘而言，也是难得的休闲手段。
至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因为：陵邑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来都不是帝陵，而是陵山脚下的陵邑。
汉室的陵邑制度，基本都可以理解为：朝廷选个小山丘，将其凿空以做帝陵，并在山丘脚下兴建一座城池，以作为陵邑。
想想就知道：能被选座帝陵的山丘，必然是相对偏远，且人迹罕至的地方。
而陵邑的建造，由于带有广迁天下豪杰的特性，又具有了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强制建立一处经济热点的功能。
很简单的道理整座陵邑的迁入人，几乎都是曾经富甲一方的豪强，无论是消费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亦或是金融流通能力，都足以撑起陵邑，成为关中又一个繁华昌邑。
而汉室历代天子的帝陵及陵邑，也大都带有明显的皇帝个人特色。
如高皇帝刘邦的长陵，其选址就在秦咸阳宫旧址之上，高足有十三丈，长宽各百二十步，与未央宫隔渭水相望，山峰兀立，气势雄伟。
而惠帝刘盈的安陵，虽然也勉强撑起了不小的规模，但无论是那慌乱填充的土石，还是那刻意垒高，却依旧不足七丈高的陵顶，都无一不在告诉后世人：这个陵墓的主人，活的并不久，死的很突然
在历史上，作为惠帝皇后的张嫣，虽然依旧得以按制葬入安陵，却因诸吕之事而失去了起坟的待遇。
即：历史上的张嫣，死后确实被埋进了安陵，却并没有起墓碑，只是被草草埋葬在了一块长宽各二十丈，高五丈余的低配版后陵中。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长宽二十丈，高五丈的陵墓，怎么都与低配搭不上干系，但看看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其余几处后陵，就不难发现差异。
长陵作为高皇帝刘邦与高后吕雉的合葬之处，被极其均匀的分为了东西两部分吕雉的后陵，其大小规模几乎与刘邦的帝陵相差无多！
帝太后薄氏、皇后窦氏的后陵，虽然没有达到吕后这么恐怖如斯的地步，却也都规模宏伟，气势恢宏。
反观安陵的孝惠皇后陵，无论是大小规模，还是陪葬物品，都无法与正常的汉室后陵相媲美。
要知道安陵墓群内，就连鲁元公主的陵墓规格，都远大于张嫣！
再往后，就是历史上勤俭质朴的带盐人，帝刘恒了。
相传刘恒弥留之际，曾留有遗诏，交代其身死之后，由太子刘启承继大统，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坚决不允许大肆操办、宣扬，且不允许陪葬金、铜等贵金属制品。
虽然最终，景帝刘启顾忌孝道，还是将帝的丧葬后事大肆操办，但随葬物什，却也遵从了刘恒的遗训。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入关中，包括刘邦长陵、孝惠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在内的帝陵都遭到了盗掘、破坏，唯有帝刘恒的霸陵，让起义军不敢动起丝毫。
更有传言：起义军来到霸陵，看见帝刘恒的衣冠迎风飘扬时，竟不敢再前进一步，只再三跪拜，掩面而退
而与刘邦对帝陵气势宏伟，孝惠刘盈仓促而掘，帝刘恒勤俭质朴的个人风格相比，刘弘对自己帝陵的要求，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陵邑之上。
毕竟刘弘无论再怎么提倡节约，待刘弘死后，儿子还是得出于孝道，大肆操办丧葬之事，汉室厚葬之风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亦或是一封先帝遗诏就可改变。
而陵邑就不同了将陵邑建成什么样，完全有刘弘自己做主！
在历史上，陵邑经济并没有被汉室历代皇帝所重视，反倒是要修至皇帝死去的帝陵，让国家经济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可作为后世人，刘弘实在太清楚，类似陵邑这种人工制造的经济热点，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用了。
就拿后世的北上广深来说，除了北京，有哪一个在明清时期，就属于繁华大都？
算起来，估计也就是临海的上海要好一些；明清时期的广州、深圳，和经济中心几乎挨不上边。
即便不考虑这些，后世北京的房价，也足以让刘弘对陵邑提起足够的重视。
作为天子与皇后在死后长眠之所，汉帝陵的位置普遍不会距离长安太远。
高皇帝长陵，北距长安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则位于长陵以西数里，距长安同样不过三十余里。
帝霸陵，位于长安城以东四十里处的霸水以东；景帝阳陵，位于长安城东北方向四十里处，泾水、渭水交汇组成的三角洲之上。
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猪爷将自己的帝陵选在了茂陵，才使得汉室帝陵与长安城的距离，第一次超过一百里。
帝陵距离长安普遍不超过五十里，换算成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二十公里，完全在长安郊区的范畴之内。
而陵邑的存在，就类似于长安城的卫星城池，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开发区。
距离长安够近，居民组成质量够高，经济实力雄厚，又有政策支持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最好的人造经济热点了！
所以刘弘计划在长安城附近，形成以陵邑为卫星，长安城为中心的经济圈，以促进汉室的经济发展。
至于能用的方式，那简直多了去了学区房、特供房，乃至于廉租房之类的手段，都能让汉室陵邑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
而陵邑包围都城的建设思想，也将使得长安城的压力得到缓解。
或许现在，长安城还能轻松容纳功侯贵族，以及长安百姓，但刘弘很清楚：百十年后，等贵勋功臣、皇亲国戚、宗室子孙人数越来越多，长安城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而作为首都，长安又天然具备吸引天下人杰聚集的吸引力，又使得长安的负担，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会愈发沉重。
凭借一个个陵邑，让长安城向着四周辐射，形成方圆百里左右的政治化区，无论对于如今的汉室，还是对于将来的汉室而言，都将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这样说来，刘弘挑选帝陵地址的原则，也就很明显了地形、地势越符合经济、人口发展，就越好！
所以，虽然刘弘嘴上说一起去霸水以东、渭水以北、马泉以西勘察，但刘弘地御辇，却是径直向着霸水的方向驶去。
至于刘弘给出的理由，也是十分不要脸：自长安东行四十里是霸水，再行六十里，就是新丰；朕欲遴帝陵之所，自当至新丰祭祖。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长安方圆百里范围内，几个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
长安城以北三十里，几乎都是高皇帝长陵、惠帝安陵的辐射区域，两座帝陵，再加上自发前去守灵的寺人内宦、武大臣，几乎就见长安城以北五十里给占据。
长安城以西，则属于关中开发较为落后的区域，即武帝一朝右辅都尉辖区。
以南百里，最重要的，是前秦时期的军事重镇：蓝田县。
而长安城以东，则有一座长安附近百里最为重要的政治化中心：新丰。
新丰这个县的由来，说来还有些玩闹的意味。
众所周知，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本身是沛郡丰县人，虽然刘邦本人在情感上，更偏向于丰县隔壁的沛郡郡治：沛县，但无奈刘邦也有着和后世年轻人一样的困扰老爹不理解啊
刘邦讨厌自己的籍贯地丰县，自然是因为起事之初，没有得到丰县人的支持；但作为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刘煓tun自然更喜欢生活了一辈子的丰县。
对于儿子讨厌丰县，老刘头自然是没法说什么，但在刘邦登基之后，老刘头却是在长安城内过的很不开心。
刘邦自然是困惑不已，问老爹什么情况，老刘头只好委屈巴巴的说：你爹我想丰县了
对于老爹思念家乡的苦衷，作为儿子的刘邦自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但自己都做了皇帝，还把老爹扔在关东的乡下也不是回事儿。
怎么办呢？
小机灵鬼刘邦灵光一现，做出了一个十分霸气，且只有帝王才能想出的办法。
老爹不是想丰县了吗？
那儿子就把丰县给你完完整整搬过来！
说干就干为了缓解老爹的思乡之情，刘邦特地派人前往位于楚地的丰县，将丰县的大小布局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并在长安城以东百里的位置，原模原样复制了一座新的丰县。
为了老爹能在新丰体会到和丰县一样的风土人情，刘邦甚至下令：将丰县所有人迁入新丰居住。
就此，原本位于关东楚国境内的沛郡丰邑，被刘邦完完整整的剪切粘贴到了长安城附近，成为了新的丰县。
而新的丰县，也就是新丰之名的由来。
在人生最后几年，太上皇刘煓便基本居住在新丰内栎阳宫，每过五日，刘邦便会从长安城前往百里外的新丰，于栎阳宫拜会老爹。
在刘邦驾崩之前两年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刘煓崩于栎阳宫，最终葬于新丰附近的万年。
也正是由于太上皇刘煓的存在，使得汉室开国皇帝刘邦的庙宇，并不似其他朝代那般被称为太庙，而是称为高庙。
至于太庙，在汉室则指太上皇刘煓的庙。
与高庙一样，刘煓的太庙也不止一处除了未央宫东墙附近的未央分庙，以及长安城南城门外的社稷分庙之外，在位于新丰的栎阳宫，同样有一处太庙。
而新丰县的这座太庙，理论上便是太庙的总庙；太上皇刘煓的衣冠，也被供奉于此。
从法理上来看，刘弘为了去新丰祭拜太庙，所以先去看看霸水附近的解释，完全合理。
但即便如此，在御辇外策马随行的三位重臣心中，也已经有了大概的数：对于帝陵选址，这位小祖宗只怕还是跟倾向于霸水两岸。
暗自猜测着，三人就回过头，望向随行于车队后的一辆辆牛车。
既然刘弘要祭奠太庙，那必然是要准备相应的祭品的。
而除了祭奉太庙的祭品之外，还有许多东西，也是刘弘需要带的。
作为太祖高皇帝专门为太上皇修建的丰县p，新丰居住的开国功侯、元勋，其分量完全不亚于长安城！
或许从人数上来看，新丰的功侯勋贵林林总总就几家；但就是这几家贵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响彻天下的名声。
酂终侯萧何一门！
舞阳武侯樊哙一门！
长安侯卢绾一门！
在半年之前，新丰甚至有绛侯府，只不过如今，已经被除匾废弃了。
前往新丰，就意味着刘弘要接见这些高黄帝时期，自沛县就一直跟随的功侯之后。
自然，赏赐钱粮布匹，乃至于设宴群饮之类的缓解，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这样一来，此行新丰，没有个十天半个月，根本无法回到长安。
对此，丞相审食其忧心忡忡，就连春冬之际清凉的田野气息，也没能让审食其沉重的面色轻松分毫。
“不数日，便是宿麦收获之时啊”
暗自忧虑着，审食其便悄悄和田叔、申屠嘉二人拉开距离，找准时机，便刚忙跟身旁的随从交代了一句。
“汝即刻折返长安，交代丞相长吏：宿麦收获之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