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武士，武士刀，武士道精神，这可是贵岛国的文化内核，我很感兴趣。”方言笑着道，这是实话，因为他接触的大部分岛国的影视作品里面都有这些内容，就连他重生前爱看的《火影忍者》里面都有一个中立的铁之国，可想而知这玩意在岛国人心中所占的比重。
要了解岛国，必先了解武士道，武士道是岛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对这个民族的影响颇深，今天岛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
在当初，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岛国当权者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岛国”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
武士道本来是一套道德体系，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德伦理观，统治者却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因为自古武士把武士刀和弓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
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当这种对于淡然面对死亡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变为了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同时也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疯狂信念，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善良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要了解武士道，先要看看武士在岛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岛国却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很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这和岛国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
岛国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岛国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忠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所以，如今小泉执意参拜靖国，岛国人不论是反对参拜的还是赞成参拜的，对小泉只有政见上的敌意，对其人格却都有些敬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宁愿冒天下之不韪，宁可在实现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理想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岛国历史上的岸信介等几位首相为了冲破和平宪法对岛国不可有军队的限制的时候，也是一样，宁可解散议会也要通过自己的主张，通过之后自己也因触犯众怒而倒台，但倒台之后岛国人对其人格倒反而更加尊重，其本人倒台了，但岸信介派，桥本派却更加壮大，这也使得岛国的政治家更加敢于突破种种限制。
二是岛国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零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零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零，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
这是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零。
比如一个武士，因为仰慕一个剑术高手而很想跟他决斗，自己穷尽精力刻苦练习，多年准备之后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此人把这场决斗看做是自己一生最光辉的时刻，好象自己就是为等待这场决斗才生存的，但一交手，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失败的武士自杀了，并非因为感到后悔和屈辱，而是感到很大的满足，感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自己努力了，得到机会了，在决斗中自己的人生放出了最大的光辉，在这光辉之后人生应该戛然而止，不该再有什么留恋。
所以武士的自杀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是对如樱花凋零般的凄美的一种向往。
说完了武士道，就该谈谈这种精神的载体——武士了，武士是10世纪到19世纪在岛国的一个社会阶级。
武士在岛国的井上清先生的著作《岛国历史》中，明确为武士定义：杀人、抢劫、强盗即为武士，战败而逃亡、流浪的武士则为浪人，可见武士杀人成性的本质。
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他们同时也是一种磨灭人性的职业，作为专业的军事集团，作战是武士的第一使命。
岛国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
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岛国的特权统治阶级。
镰仓幕府是岛国武士道的发源地，不过并没有成型，而是后来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思想才最终成型。
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道之初，还是以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为主，但做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的武士道，它根本无法吸收到儒家和佛教的真谛，倒是因为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弥补了儒教和佛家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某些缺憾。
12世纪的岛国，贵族开始丧失支配政治的权力，以“国”为单位的军事贵族崛起，伴之而来的是政治权威和土地控制权的新制度出现，随着皇室和藤原氏之间斗争的加剧，新兴的武士集团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武士集团的形成是和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分不开的，由于庄园的普遍建立，庄园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增多。
庄园主为了扩大领地，经常要去强占别人的土地；被别人强占土地的领主要保护自己的利益，都要诉诸武力，于是一部分庄民被武装起来，开始时还是亦农亦武，以农为主；后来则成了职业的武士。
中央负责行政与保护机关的衰败，使得私人携带武器自卫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由于实行征兵制度，国司家族成员或庄官阶级充当军役时，也有私人携带武器的行为。
逐渐，国司贵族自己变成武士阶级，接受军事训练，参与战事，为现有的权威体制服务，以遏止地方上的动乱。
随着被召集参加密集的军事行动，武士们有渐渐形成集团、部队的趋势。他们大都簇拥着某一领袖人物--在“国”中，一个人的威望来自本身武艺和地位的结合。
因此在国中能够崭露头角者，多为朝中显贵家族外放至国衙的后代子弟，他们搬出京城来到地方，就是为了寻求出任地方官吏的机会。
新生武士集团中，以藤原氏、源氏和平氏的威信为最著。
寺院和神社的庄园组织自己的“僧兵”，也加入红尘的纷争之中。僧兵借助神佛的威势，予取予夺，甚至和武士集团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之争中去。地方政权为了维护秩序，也着手武装自己，网罗地方豪族组成地方武装，称为郎党。贵族们不敌僧兵的横暴，只好依靠武士的力量，在这种种因素的刺激下，武士获得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
武士出现后，逐渐从分散走向集中，聚集在一地区最强大豪强贵族的旗下，形成武士集团。
武士集团的结合有家族和宗主两种关系，都是以严格纪律和绝对服从为第一要务，渐渐形成了尽忠、献身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