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的文章终於辑成《以古非今集》分甲、乙两编出版了。我们相识好多年；论年纪，他比我年轻；论学问，我比他稚嫩。国文、英文根底都那么深厚的人不多了，古德明於是显得老成：他笔下的中文老成，英文也老成，加上他精通文法，文字的结构难免循规蹈矩，迹近范本了。我一度留意到他的文章爱用北方人的“可”字代替“可是”，跟他的文字风格大不相称，忍不住告诉他，请他斟酌。文字自然闲散的文章偶有失黏不会太刺眼，锻字炼句之作一有不调之处就格外彰显了。古德明也写旧体诗，偶跟读者唱和，都见古奥妥贴，连短短几句覆信也文得谦卑。我很想当面笑他是今之古人，总是忘了。
古德明的性格其实很僵，跟他文弱的身体又是大不相称了。他的政治信念不折不挠，死硬到底，断不手软。这样的书生本色，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迂”得过火，却始终敬佩他那份固执。他在《以古非今集》的序里说：“九七就要来了。我不懂得只谈风月。然则我这第一辑文集，应该也是我最后的一辑了。”我倚老卖老，不得不骂他年纪轻轻说这种不祥的话。我这一代人家教甚严，小时候大人时时叮咛，吟诗做文不可以乱写不吉利的话，免成谶语，连写字都要练得方方圆圆饱饱满满才有福气，写得潦草一点都要挨骂，恐怕坏了清贵之格。我幼承这样的庭训，印象深刻，眼看古德明才情丰厚，身子单薄，倒宁愿他应了龚自珍那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多谈风月，少动肝火。
古今中外学人常以史论抒发自己的政见。中国历朝君权独断，言路闭塞，读书人更以故纸堆中讨生涯为善策。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谈通鉴论》，都在总结历史以服务政治，借古喻今。清初撰写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热潮，也是政治剧变的产物。古德明耽怀典籍之余，大概也有历史癖，又逢香港政局易辙，中共新闻热闹，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引史事来骂时弊，不署名都猜得到是他写的。小说家Saul Bellow 笔下的Herzog学富五车，他哥哥羡慕不已，说是饱读诗书太好了（\"How nice to be well-read\"）。何索答曰：你是说会卖弄学问耶（pedantic）？也有人说古德明文章喜卖弄；我说腹里空空也就卖弄不出什么学问来了。文章最紧要是观点好。古德明年纪再大些、阅世再深些，观点一定更老辣，《以古非今集》的书名可以改为《古非今集》：“古”是古德明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