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主编的《收穫》七月号里有一篇陆键东的《迷失的一个群体》，说到一九五一年夏秋之间，北京大学十二位知名教授及教员发起了一个“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那年九月七日，马寅初致函周恩来，写下了十二位教授的请求：“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那时，中共执政刚两年，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也许正感受到一丝丝春风的薰陶，也许开始遭遇到一点点西伯利亚的寒意，觉得必须让党来芟除自己意识形态荒园里的杂草。刚刚执掌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校长说：“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和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思潮”。於是，教授们纷纷学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学蒋荫恩说“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辅仁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说：“其实多识几个字、多念几部书，有什么了不得。况且所谓知识分子，知识并不见得完全”。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鼎鼎大名的儿子梁思成发表六千字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饱蘸着痛悔的泪水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了批判性的回顾，不留情面地全盘否定了自己其实很辉煌、很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前半生”。他说他无条件崇拜他的父亲，受了父亲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这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特徵”：“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利用知识分子。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举行的“关於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出来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和科学上都还没有独立，重要装备自己不能造，大机器不能做，小的也不成……要建设就要有科学文化，有的人说：‘没有你们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命。’这是不对的，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教授导师是“国宝”，还说了一些反话：“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在适当的时候，毛泽东好几次说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康生顺着主席的气焰说，资产阶级教授常以读书吓唬青年，教条主义者常以读书吓唬工农，“主席说过读书比杀猪容易，杀猪，猪会叫会跑”。毛泽东自己读书多，晚年书房里那一大堆书都不是装饰品，可是他说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读书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他甚至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北京大学那十二位知名教授居然还要敦请主席出来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