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在伦敦去世，香港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他的作品回顾展，纪念他一生为汉学献出的心血，整理出二十二种译着书目。那是我来香港定居的第二年，日夜谋生，无暇观赏，后来才在黄俊东的《书话集》里读到谈韦理的文章和书目。据David Garnett说，Gerald Brenan那天打电话告诉他说韦理病重弥留，希望跟他见一面。David Garnett打电话约好翌日早上去看韦理，依时赴约，人夜里竟过世了。
韦理在大英博物馆图片室工作了好多年，亲近东方文化，学习中文日文，会看中国字不会说中国话，译唐诗，译敦煌壁画目录，译道德经，译诗经，译西游记，译论语，论白居易、李白、袁枚。一九七五年有一段时期我常去大英博物馆看资料，认识一位英国馆员，四五十岁，很用功，对我大讚韦理的译本，问我中国妓女是不是都很有学问。韦理彷彿英国的林琴南，译文通畅而不耐对照，才情文思上乘，联想难免翩跹。他一生辨认方块字的形象以验证自己心中东方文化的神秘迷雾，最后展示的是：春、夏、秋、冬和渔、樵、耕、读的八屏景观。可是，阿瑟·韦理毕竟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未必深谙世故，一心自闢门径，家住Bloomsbury区而不跟百花里文化圈亲近。Lytton Strachey跟他同读剑桥却充满偏见，说他的译作文法失调，大输H A Giles的译笔。Virginia Woolf说韦理闷死人了。韦理后来跟一位才女Beryl de Zo te相好，朋友们都受不了这女人，说她像一朵又黑又黄的发亮塑胶花（“She resembled an artificial flower made of highly polished black and yellow plastic”）。才女去世后，韦理一度到瑞士定居。晚年回伦敦住Highgate，偶译一首中国诗，主要读一些谈维多利亚作家的文章（“...I am very well and do occasionally translate a Chinese poem； but in the main I read about Victorian writers...”）。
我在英国和美国都认识一些向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字的朋友，有的能说能写，程度高过很多中国人，而且学有所专，都成了学府里的汉学家了；有的说一口京片子，文字修养却还不到家，年纪轻，前途还是远大的。有一位长得很俏丽的英国小姐用功学了好几年中文，会说国语，会用国语谈恋爱，会看中国小说，了不起得很，只听到她偶然一次会错文义说溜了嘴，爱吃“鸡胸肉”说成爱吃“鸡乳房”（chicken breast）。我一向非常尊敬这些外国朋友，也非常喜欢他们，很为他们重视中国学问而高兴，常常借他们的成就提醒年轻一代的中国孩子好好学通自己的语文，免得丢人。
最近报刊上都在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杨臣彬投诉掠夺学术成果的事件，校方最后决定要这位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研究员离开中文大学。据说，大学人事部发出的解僱信是英文，校方之前发给杨臣彬的律师信也是英文，报上说，“杨臣彬质疑，以中文作出投诉，却从未获中文大学任何中文的回覆，是歧视中文的做法，欺负他不懂英文”。事件的是非曲直不论，中文大学确实必须正视运用中文处理公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