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华先生阅世很深，学养独到，对中国政治素有研究，加入《明报》的《三言堂》笔阵，敌友争读，新鲜得很。香港名人谙西洋语文者多，通中国文墨者少，难得高手小试牛刀，实在应该天天见报，让大家多多见识前辈功力。司徒先生有两篇文章因我而写，一篇是《董桥劝读闲书》，一篇是《“触目惊心！”》，两篇都牵涉他所谓的我的“同姓兄弟”董建华。“触目惊心”是我对“听董爷爷的话，做特区的好娃娃”一语的感受。司徒先生对文革妖孽知之比我更详，见此豪语，感触必然更深，沉痛之情自不待言。“劝读闲书”语出我的《董先生，该读几本闲书了》一文。我说彭定康冷酷果断，能言善辩，博览群书，顺口成章，永远不在人前流露丝毫犹疑神情，那都是读书读出来的。司徒先生说他不明白冷酷果断、犹豫神情为什么与读书相关，说“知识分子是读书的，但不是曾被判定有先天的动摇性吗？”前辈这是假装糊涂，骂我骂人了。其实，除了资质低者不说，我真的是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看穿世情，待人冷酷，处事果断；我也真的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目空一切，自信自大，站出来绝不拖泥带水，软弱犹豫。因此，我也真的相信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断非“先天的”，而是后天生逢乱世，遭到粗暴之对待、皮肉之煎熬所致。必须说明的是“知识分子”者，西文之intellectual也，敢於担当，敢於批评，敢於固执，等於《论语》中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於是更不相信司徒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会“有先天的动摇性”；我觉得他也相当冷酷果断，面部少有犹疑的表情。
董建华肩负重任，一本正经，我劝他抽空读点闲书松弛身心；司徒先生则希望他“能让心闲下来”。红尘滚滚，闲字难求；凭空偷闲，不如书中学闲，况乎书真是要读的。朱启新说：宋太祖赵匡胤改年号为“乾德”，要朝臣不再沿用前朝旧年号。乾德四年，他有一天在宫中看到宫女梳妆盒里有一面旧镜子，镜背竟有“乾德四年铸”，十分惊怪，赶忙盘问枢密使升为宰相的赵普。赵普一时答不上来，皇帝於是召问学士陶穀和窦仪。窦仪说，那是十国时期蜀国铸造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曾用乾德年号，宋灭蜀国，掳走财物，蜀国宫女遂把蜀镜带进宋朝宫廷。赵匡胤听罢不胜感叹，深觉赵普浅薄，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宰相须用读书人！”
董建华幼承典型的中国庭训，规矩得近乎木讷，今后独当一面，日理南北三教九流的鸟事，再不书中学闲，未免伤国伤港伤身。《亚洲周刊》访问中央社老记者李嘉伉俪谈船王父子，说是董浩云最爱黄自的《花非花》。李夫人说，“他为人正经，个性保守，从他偏好黄自这样的正统中国经典音乐可见一斑。”李先生则觉得董老先生个性节俭，从不挥霍，绝不炫耀财富，甚至还有人批评他“花钱小气了点”，但却谨守和气生财之道，处事待人面面周全，绝不得罪。董家家风如此，难怪“当李嘉夫妇听说香港有人批评董建华作风太圆融以至显得不够决断时，即频频点头说，他颇有乃父之风。”司徒先生希望董建华心中有闲，以便宁静致远；然则偷闲再听听老太爷爱听的《花非花》，或可收淡泊明志之效。可惜彭定康也在港台主持音乐节目，我要董先生听曲，司徒先生又要骂我拿“千古罪人”跟董先生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