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报馆生涯整整两年，我渐渐淡忘了那一段见不到晨曦的岁月：开编前会、看新闻稿、改社评、评标题、签大版的往事全那么遥远了。席扬都放出来了，我那个时期的所有新闻都变成泛黄的旧闻。可是，在回归之前最后一个“六·四”的前夕，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的情景，竟又一幕一幕飘回心头了。淒风苦雨的长夜。愤慨激荡的心情。欲哭无泪的幻灭。忧国忧港的日子：中国是切肤的亲近，中国是脱韁的遥远。编辑部一张张年轻的脸都苍老了。查先生电话里的声音格外冷静而沉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新闻工作的神圣和重要：“在宣佈戒严、调兵进城、血洗天安门之后，《明报》已不可能再顾全为了对中国内地提供讯息而继续自行节制。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就像极大多数香港同胞一样，正义感和气节总是有的。”查先生在《社评》里这样说。
我相信查先生那一代和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都非常明瞭共产党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和执着。我们也非常明瞭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不可逆转的观念。我们尤其明瞭他们不会认真重视人民的意愿。可是，我们相信他们无论如何是中国人：“我们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仁义、廉耻和爱国心”。经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有的罪孽都嫁到四人帮的身上了：他们不会再欺负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了。八十年代初查先生到北京跟邓小平长谈，回来写了一篇长长的《中国之行》交给我在《明月》发表。我完全明瞭他为什么高度评价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功绩，我也相信他真心企盼邓小平顺应民心，更进一步领导政治改革。到了“六·四”后邓小平公开露面慰问戒严部队军官，查先生亲眼看到了他的神情，脑海中随即出现了一连串电视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名群众双手空空的走向一排排持枪欲射的士兵，明知是死，也要走过去。枪声响处，几个人民倒地不起；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青年挺身走向坦克，凝然而立，直到他的同伴强行将他拉开；几家大学校园中所堆积的一排排满是血渍的学生尸体……悲愤之情，充塞胸臆。”社评说。
我在《明报》主编月刊到日报的十多年里，创办这份知识分子报刊的查先生在闲谈中、在工作上经常谈到他希望中国的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都有机会天天看到《明报》，希望这两份报刊能带进外界的信息，帮助那些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多了解世界真象，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中共领导人对於民主自由的诉求所能接受的限度，竟比查先生这样的前辈所想像的还要小得多：他们用对付强敌的坦克机枪对付自己的人民、年轻的学生。在那段日子里，我有一天在查先生的办公室里看到人家送他的一张白衬衫青年挺身挡住坦克的大海报，我不忍心看到老人家百感交集的眼神：“至於将来怎样，比之挺立在坦克机枪面前那位勇敢的中国人，我渺小得多了，什么都无所谓。”他说。我至今还忘不了“六·四”清晨编辑部里那一张张年轻新闻工作者徬徨的脸：“你们还年轻啊，来日方长！”我突然深深感到愧对他们：我和我的上一代人过去都在设法让他们相信中国的黎明就快到来，如今，他们看到的黎明竟是血的黎明。窗外晨光似火，有人从机房拿到刚印出来的报纸：那一天的新闻永远不会过时、不会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