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去世之后，出版了一本《犹记风吹水上鳞》，收集了他论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的一批文章。八十年代我编杂志的时期，常常函电交加请余先生写文章，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时间写长文就写短文，无论什么题目都能写出有情有理的佳篇，顺手拈来尽见学问。才识浅薄的编者碰到余先生这样渊博的作者，确是福份。余先生渐渐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在我谋生和读书的路途上给了我太多宝贵的鼓励和启示。我几乎读遍他所有的着述，而且经常重读一些我格外喜欢的篇章。余先生的来信、余先生给我写的几幅字，也都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人生和学术的看法。我常常想起余先生的白发和烟斗。
《犹记风吹水上鳞》里说：“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十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平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余先生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后来知道钱先生刚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余老先生要他留下来跟钱先生念书。当时新亚学生不超过二十人，大半是从大陆流亡来港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没有图书馆，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佔满全部空间。钱先生要余英时写一中一英两篇文章，亲自批阅，决定录取。余先生就这样成了钱宾四的学生了。
钱先生整个人是儒学的化身，修养高超，尽量以理驭情。但是，余先生说，宾四先生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看一出描写亲子之情的电影，散场后眼睛是湿润的。听说他们师徒不拘形迹，无话不谈，“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有一年的暑假，钱先生患了严重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躺在一间教室的地上养病。余先生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钱先生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这样的情景，读来难免教人眼睛湿润。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说“敬爱”，那是余英时所说的“真正能在成学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的老师”。一九九一年，余先生在短短两个半月之内，相继失去了两位他“生平最敬爱的老师”，一位是钱穆，一位是杨联陞。余先生说，他研究中国史受这两位老师的薰陶最深。杨先生早年在清华读的是经济系，后来转攻史学，在西方汉学界标举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成熟而健康的成份。他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於想像力，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可能“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这是一句妙语，余先生的中译是“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看到 horizon 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当年我和戴天编校姚先生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姚先生把这个字译为“天涯”，我们拍案叫绝！那部译文是翻译的典范，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爱的翻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