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
我自侥幸地取得苏联入境签证之后，便按规定向苏联官办旅行社一次缴足留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旅费之外，食宿之资是每日每人美金十七元五角。这数目看来是很大了，但是在赴苏旅客中，我们的费用还算最小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参加开会的代表团，享受特别优待。普通的旅客则每人每日须付美金三十元。再者我们所享有的美金与卢布的兑换率是一元美钞换十块卢布，普通旅客是一比四，单费用一层，你就可想到，平时赴苏旅行是如何不易了。
我在7月下旬，乘喷气客机自美飞欧。客机豪华舒适，使人无旅途困顿之感。抵欧后曾历访英、法、荷、德、奥五国，与西方古老文化直接接触，印象与感慨同深。8月初抵奥京维也纳，此一古老城市，尤使我们熟读西洋史的人发思古之幽情。维也纳人民淳朴，颇有古风，我曾在一古色古香的饭馆内，吃过一顿丰盛而精美的晚餐。菜是随便叫的，但是侍者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临行付款时，任令食客向司账员自报。该餐馆虽食客盈庭，然从未闻有以多报少的酒肉骗子。我以德语和当地人民交谈，无不彬彬有礼，显出了他们深厚的文化背景。最令我不忘的，是我在餐馆见有两位埃塞俄比亚的黑青年，偕一位容貌美丽、仪态大方的奥国女子，一起用膳，旁边无一人投以惊奇的眼光，此事不特在巴黎伦敦不可能，就是在“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无此可能。总之维也纳给我的印象是难忘的。
8月6日，我自维也纳乘苏联Aeroflot航空线之喷气客机直飞苏联之基辅。同行者有土耳其、匈牙利两国赴苏开会之代表数十人。我们本可直飞莫斯科，据说因天气关系，我们须在基辅住一夜，基辅一宿，给我印象甚深，因为这是我进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夜。
基辅机场在城外。旅客上下飞机、出入机场，均杂乱无章。机场四周亦不见规章条例字样，旅客与非旅客穿来插去，毫无秩序。最奇怪的是机场服务人员，均有十足的中国旧式官厅的衙门气，无人勇于任事，无人敢负责任。旅客发生疑难问题，去向服务人员求解决，服务人员总是你推我、我推你，大打官腔。我们便在他们的官腔中被送进不同的部门，大兜圈子，芝麻大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与西方商营航线，为招揽顾客，对旅客服务唯恐不周的情形，判若天壤。在赴苏之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内，“纪律”与“效率”都是最高的，现在才发现耳闻不如目睹。这可能也是“自由竞争”和“国家独占”二制度的利弊所在。
在机场匆匆吃点东西，便由旅行社招待入城过夜。我们的住处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它的奠基石上“1960”字样皇皇在目。但这学校的建筑工程却十分粗糙。我们被招待在宿舍内暂住，三人合住一间。时值盛暑，我们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喝水，第二便是盥洗。我们每人的床前都有水瓶一只，供给饮用冷水。但是揭开一看，水上都有一层浮土，显然是为时已久，未曾用过。我们虽口渴如焚，却无人敢喝。
盥漱室尤其不能用。自来水喉既锈又脏，且泰半无水流出。抽水马桶，大半皆不抽水，多人用后，其臭难当。但是在当天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却是饥饿。我们自下午四时在机场吃过点东西之后，至夜半十时，仍无食物供应。所幸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匈牙利代表精通俄语，一位同机的俄国律师精通英语，我们通过他们三人，向旅行社执事人交涉。最后总算找到一位负责的女“同志”。我们向她交涉，说，我们来苏，预付如此高价，何以现在连一片面包也看不见呢？
最感不平的是两位美籍“普通旅客”，他们预付的是三十元一天的费用。这在世界其他各地旅行，真可住进皇宫了。他们的费用收据单上也注明，在抵俄之日住食都应是“最上等”，但是他两人现在也和我们一起挨饿。
那女“同志”看到这单据后，便将信将疑问道：“你们真付三十美元一天吗？”
“那是你们政府规定的，我们只有照付！”两个美国佬张大着眼睛看着她。
“这样挨饿的豪华旅客！”她说着大笑。因为她看到我们这狼狈相，和单据上的规定相差太远了。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大笑一阵。
最后由她率领我们入一地库，等了许久，每人才分得一些俄国香肠。在取食之前，她宣布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请大家自助！”这一句是他们共产主义国家的格言，你当然也可说它是“八股”。
她一声号令，我们便饿虎扑羊地大嚼一顿。
第二天起床后，问题又发生了。因为这里的厕所，不供给手纸。大家无法，最后总算又找到一位“同志”。他在四处搜寻之后，最后给我们找来了一些已印而未用的戏院门票，权充手纸。我们迫不及待，只有各人分得数张戏票，权把厕所当戏院鱼贯而入。
洗漱完毕，我们乃搭车赴机场，乘原机飞莫斯科。谁知基辅一宿，我们的飞机却变成苍蝇的旅馆。机内苍蝇，足足有数百只之多。它们自然也和我们同飞莫斯科。这数百个新来的无票乘客，给我们的困扰可大了，挥之不去，打不胜打，再加上同机的多半是白种人，白种人如一天不洗澡便狐臭难当，二者相得益彰，令人作呕。这些苍蝇显然都是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从基辅上飞机的，在维也纳时却一只也没有，这也许因为奥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苍蝇不许无票登机。
飞机抵达莫斯科时，天上正下着大雨。莫斯科机场甚小，旅客众多，处处都挤得满坑满谷，秩序之紊乱，与前晚基辅情形完全一样。机场内办事人员之缺乏效率与衙门作风，也与基辅不相上下。我们是属于所谓“代表团”，过关手续照例很简单，但是仍然等了三个钟头始能踏出机场，乘车赴莫斯科。
从莫斯科机场至莫斯科城约十余英里。公路并不宽，而路上却有很多大卡车在徐徐开行。这些卡车全似二次大战时所用的一二吨的旧卡车（如纽约遍地皆是的十吨大卡车我在俄国未见过一辆），行动缓慢，阻塞了公路，我们的车子足足开了一小时才达莫斯科城区。
我们被招待住在“新莫斯科”区内最华贵的乌克兰大旅馆。所谓“新莫斯科”，便是二次大战后，俄国人扩建莫斯科，在旧市区之外加建一新市区。这一市区内的马路，较旧区马路为宽，建筑物也都是新造的。所谓新莫斯科，与旧城一河之隔。我们的旅馆就在这新市区之中。
到达旅馆之后，又是一套排队登记手续。护照不用说全给收去了。而其他表格与单据之多，填不胜填，尤令人发昏。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一日三餐皆凭票吃饭。早餐饭票总值是十卢布，中餐他们叫“正餐”（dinner）总值二十卢布，晚餐十八卢布。客人如果吃过了饭票总值，则需另外自己出钱。
这个旅馆确实很华贵。睡房很整洁，洗手间也很干净，但是一切建筑工程之粗糙，也随地可以看出。例如洗手间的瓷砖，以及走廊上的大理石，镶砌得极不匀称，上下线缝往往参差不齐，大理石间的缝很多破损如犬齿，经不起细看。再者，洗手间的抽水马桶，抽水之后，要高声嘶叫达数分钟之久，似向用客抗议，这显然是建造时水管设计欠考究所致。像这样的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营造公司是不敢建的，建了，验收的机关也不会接受。在苏联可能因造收双方皆是官府，官官相护，便马虎从事了。
在新莫斯科区，苏联政府最近曾造一住宅区，全系七层至十层的楼房，一眼简直看不到边。据说四口之家可以申请到公寓两间。公寓之后，且有草皮花园。这些房屋在外貌上看还算整齐，内部设备如何，若证之以在基辅中学和乌克兰大旅社所见，可能不会太好。
再者乌克兰旅馆内所有面盆皆无止水的塞子，客人盥漱，只有一任细水长流，十分浪费，若是私人经营的旅舍，成本会计师就必然要注意到这一浪费现象了。
我在乌克兰旅馆住了好几天，每天凭票吃饭，终归吃不饱，只有临时以卢布加买购食物的票子，点菜吃。有时票子买多了，菜点得不够，司账员照例可以找钱。孰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茶房，还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侍者更会打算盘，司账员找回我的“票子”，都被这些茶房老实不客气地装入他们自己的荷包。这批俄国茶房，要钱如命，我以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为尊重人的尊严，茶房均不收“小费”，谁知大谬不然，苏联茶房，不但明要，客人给少了，还要吵闹。至于我们这些从西欧去的旅客所带香烟等，这些茶房老爷便老实不客气和我们共起产来，随便取用。至于他们的服务态度之坏、做事之无效率，都是西方国家中所少见的。俄国人之粗野无礼貌，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在基辅，曾有附近的孩子来索取纪念品，我们给他们东西，也从未闻一声“谢谢”。在莫斯科的情形，亦复如是。一般俄国人对物质享受欲望之高，实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在莫斯科街上很快便被俄国黄牛党发现，时时来纠缠，要我们兑换黑市卢布。我们一块美金，可换二十卢布，据说有人且换到三十以上。但是我们食宿费已预付，又无东西可买，实没有换取太多卢布之必要，所以黄牛党对我们未做到太大的交易。
还有更令我奇怪的，是一天早晨一个土耳其佬向我抱怨说，昨夜未睡好，原来他住的是单人房，昨夜一点钟时，为一俄国妓女来敲门而惊醒不能入睡。这位土耳其仁兄含笑对我说：“她同我纠缠很久，我一再说对女子无兴趣，她才懊丧地去了。”这土耳其先生可能并不是柳下惠，他拒美的真正原因，是他恐怕这女子不是妓女，而是赫鲁晓夫先生派来的间谍（此事后来在列宁格勒亦曾发生）。
我们在莫斯科大学总共开了四天的会，会址是在化学院内。在苏联的大学里，化学不属于理学院，却另成一院，有学生二千余人。全校学生有二万四千余人，据说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苏俄青年均以能入莫斯科大学为荣。中国留学生在此校亦甚多，但我们都未见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巍峨，令人羡慕。
莫大对面有一块树木葱茏的园地，其中也有一座规模极大的白色大理石的建筑。那便是中国驻苏大使馆，气派之堂皇，远非其他任何国家大使馆可比拟。离大使馆不远，又是一所大理石的建筑，也十分堂皇，那便是中国在莫斯科经营的北京饭店。……
至于我们开会的情形，我想免谈了。一言以蔽之，俄国人对“汉学”研究的程度，还停滞在欧美五十年前的状态。他们的著作，很少值得一看。有些很有名的汉学教授，甚至连“方志”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其他方面，更无论矣。不过他们对蒙古与中东史，却有独到之处，非他国所能及。其国立博物院对这一方面文物之收集，亦最丰富，可能是世界第一。
开会之暇，我们便被领到各处参观，最吸引人注意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不过在这一方面，别人写得太多，毋庸我再来赘述了。
数日小住，我对莫斯科的一般印象是很坏的。最坏的是当地居民的物质欲望特高，他们对个人生活改善之追求，远甚于西欧和北美。那一种资本主义的心理，足令自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也感觉厌恶可鄙。一位在英国大使馆任职数十年而精通俄语的老太太向我说，俄国街头市民、公务员等，整日有兴趣而不绝于口的事，便是如何多找得几张Coupon（购物券），他们对个人及其家庭生活改善要求之迫切，重于一切。证以我数日所见，似非虚语。
莫斯科更有一件令人生厌的事便是“等级观念”（也可说是“阶级观念”），凡事皆以等级来衡量。旅馆、食堂、火车、飞机，头等客处处受人重视、尊敬甚至阿谀，二三等则往往要受闲气。在乌克兰大旅馆内，点菜吃的餐厅有乐队、有歌女，茶房也比较客气；吃包饭的便难免受冷落了。在这种号称阶级消灭的国家里，人民对等级这样重视亦诚费解。这和在没有贵族的美国，小姐们特别欢喜嫁王子可能是同一心理。
在我居留数天的印象中，我认为莫斯科非可居之城（not a livable city）。它有居民、有工作，而无生活。我说这话，不是替我自己作客生涯说的，而是我对他们城市生活的观察。
在会期之后，我对莫斯科毫不留恋地便离开了。我们的喷气机直飞列宁格勒，飞机上仍然是苍蝇乱飞。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是帝俄的故都，这城市远比莫斯科有人情味。
我们被招待在波尔迪克大旅馆居住。这旅馆的建筑十分古老，电梯只可容一人上下，旅客上楼要摆长龙，个别上升（下楼不许用电梯）。列宁格勒虽然是苏联第二大城，但是二次大战后，未造一座新建筑。我们住的旅馆在列宁格勒已算是摩登建筑了。睹此我们也可知苏联放人造卫星也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它的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还不足与放射太空船相配合。尽全国之力，向一点发展，竭泽而渔，终非百年之计。
我在列宁格勒曾发生一件有趣的小事。一次我一只皮鞋的后跟，不知如何脱落了。逆旅主人派工人带我去皮鞋店修理。此店每晚开至八时，有皮匠七八人之多，皆闲坐聊天，无所事事。他们见我是美洲来的旅客，便群起而来讨香烟抽，我的一包“三九”便被他们共产了。
这些皮匠中有一人能操德语，便用德语和我聊天。他首先说：“你来俄国参观，应知俄国是强大的！”
我说：“我是中国人，你应知道中国更强大！”
他把两手一抱说：“中俄今天是朋友。”……
这虽是件小趣事，但是据同行的许多来自东欧、熟悉俄国的老手均对我说，一般苏联人，现在已隐隐然以为虑。我在苏联虽只有几天的旅行，我看他们那一股懒散的样子，俄国人认为可虑，也倒不是杞人忧天。
我离开这皮匠店时，能说德语的皮匠司账，计修鞋费四卢布，但是他却为那个做工的皮匠代索小费三卢布和我烟匣中剩余的香烟。
我在列宁格勒曾参观博物馆和彼得大帝所建的宫阙，巍峨华丽，想彼得当年固一世之雄。
列宁格勒小住之后，游兴已阑。学校开学期近，而飞机订位不易，便匆匆作归计，又横渡大西洋回来了。
我在俄国旅行，先后不过数日，断然谈不到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不敢效法许多著述家在某地住上三两日便大做其游记。我所说的只是我这几天中亲见亲闻的小事。我当然不敢就根据这些小事而下武断的结论来批评或歌颂苏联。不过“一叶知秋”，许多国家兴亡大事，往往在小事上可以反映出来。在军舰炮管子上晒一条裤子不算是大事，但是目光锐敏的日本军事观察家便可据此断定甲午战争中国海军不堪一击，他的推断竟不幸言中。
如果你要我也根据这些小事来下一点武断的结论，我也未尝不可说几点：
第一，我觉得斯拉夫民族和她的文化之有今日的煊赫，全系伊凡、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等硬性促成的，我们读西欧文化史和俄国史早有此感觉，亲自和他们接触后更坚定了我对这结论的信念。
第二，我觉得俄国人心理上并没接受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俄国人今日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欲望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浓厚，这可能也是物理上压力与反抗力成正比的又一证明。斯大林把俄国人压得太苦了，赫鲁晓夫今日稍一放松，苏联的民性便恢复到资本主义前期的状态了。
第三，俄国朝野皆恐惧战争。在朝的深知其国力无法与美国比。在火箭上称片刻之雄终不足恃。苏联人民今日之大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享受，和平繁荣为人生唯一目的，管它什么世界革命。
作者附记
以上是老朋友何炳棣教授，于1960年8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东方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归来路过纽约，和笔者做竟夕之谈的片段谈话记录。那时纽约的《海外论坛》月刊正缺稿。经过何先生同意，我就把这片段写下来交该刊发表了（见1960年10月，该刊一卷十期）。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创刊时也曾加以转载。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在哥大中文图书馆里，又把这篇小文找到了。灯下读之，颇觉好笑。因而把篇前的记者导言删掉，换一个题目，收集在这本小书的后面。可能今天的读者们读起来还会觉得好笑的。本文重印时，未经何教授过目，如有错误，笔者当负全责。
1979年12月4日，作者补志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