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好些年了，总是见有对上级抗命不遵的事情发生，阳奉阴违者有之，假办真不办者有之，顶着不办的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请出中央领导的尚方宝剑就推不动。
已经有好些年了，总是见有对上级抗命不遵的事情发生，阳奉阴违者有之，假办真不办者有之，顶着不办的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请出中央领导的尚方宝剑就推不动。甚至纵然有中央第一、二号人物的批示，到了“有关部门”那里照样可以找各种借口顶着不办，即使在三令五申，甚至中央直接派人干预下办了的，那些违规违法遭到处理的当事人，只要没有丢了脑袋，被抓进监狱，风头一过，还不是官照当，事照做，一样威风八面（即使进了监狱，只要脑袋能保住，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得到减刑，减而又减，出来后还是一条好汉）。
有人说，中国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一级管一级，以行政压力促进任务的完成，动辄以官员的乌纱帽相威胁。应该说，以行政过程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所谓的压力不是从水压机那儿来的，而是来源于官场上常说的“风”。风总是一阵一阵地刮，有风头，就有风尾，到了风尾，事情就过去了，提倡好事的时候如此，纠正坏事的时候也如此。在风头上的时候，压力很大，或者说动静很大，但是风过了，自然烟消云散，风平浪静。既然是风，那么就跟时空以及地形地貌有关系。压力的效用不仅在风头风尾的时间上有不同，在空间上也有区别，与地方上利害关系不大的时候，压力容易奏效，反之，如果不继续施压，则会不了了之。压力的效用与当事人的势力大小也有关系，碰上“硬茬”了，压力照样有失效的可能。所以，与其说我们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不如说是“风头行政”更为确切。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知道，凡是上头要“抓”什么了，就意味着风来了，从前叫运动，现在叫当前任务。有的时候，上面特大的领导随机性的批示也等于是风。比较聪明的领导都知道，要办什么不太地道的事情，有风的时候最好暂停，不管事情有多么急迫，也要等风过了再说。事实上，就算赶上了风，事情也未必不可为。风是有弹性的，可以变易的，有暴风和狂风，也有和风和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的风是可以由人来操作的，一切权力技术都可以在其中施展，不管它来自《三十六计》还是《孙子兵法》。
动态的行政过程可以说是风头行政，而静态的行政体系则是诸侯行政。建国以来不注意行政回避的结果，是成长起一方一片的权力网络，地方不论大小，有头有脸的人物往往相互联姻，互结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上面有人，下面有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该说，虽然有诸侯行政的特质，地方官员变成地头蛇和南霸天、北霸天，跟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倒未必是普遍现象，但不时地违规甚至违法的行政操作，却是诸侯行政的应有之意。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头的精神过于离谱，严格执行根本行不通，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出自自家利益的变通。对于我们的行政诸侯来说，真正利益攸关的是自家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上面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意图还是行政命令，有利则卖力执行，无利或者有害则束之高阁，甚至釜底抽薪，改头换面，使之变得无害甚至对自己有利，只有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才会做一点“违心”的行政操作。老百姓总是埋怨干部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和尚们的嘴无论歪与不歪，有些经肯定是念不歪的，而有的经则是必然要往歪了念的。
从诸侯行政的意义上讲，我们的行政系统的违规违法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违规违法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常态，是必然的，而因为违规违法（可能程度上比较严重一点）撞上风头被逮住了倒成了某种偶然。既然如此，人们的行为的忌惮也就只剩下了程度的限制和对偶然性的防范。对偶然性的防范除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就是信息的控制（防火、防盗、防记者、制止上访），如果实在防不了，还可以拖、抗、顶、磨，甚至像阜阳工商局那样，搞假查办、假撤职。如果到了这一步还扛不过去，那就只好算是天灾，命里该着。有的事情败露了，外面的人们都感到奇怪，怎么会有官员有如此大的胆子？什么事情都敢做。其实，胆大胆小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别。对某些官员来说，凡是被逮着的，除了运气不好之外，关键是信息的控制不到位，只要消息封锁得严，那么就没有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性质严重不严重的问题。
风头行政和诸侯行政，说到底都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在转型时期的变种和怪胎，如果改革不再继续前行，那么，这种怪胎也许会将以往的一切成果，连同民族的未来统统吞噬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