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SS应北越政府之邀，作为美国反战积极分子代表团成员，访问北越两周（5月3日—17日）——此行引起了广泛争议，也为她同年出版的《河内之行》一书奠定了基础。通常，这些笔记要么是东道主告诉她的事情的文字记录（我没有找到SS对听到的东西所做的评注，不管是肯定还是质疑；这些笔记本更像是一个记者的，而非一个评论家的），要么是日程安排，以及，SS几乎永远如此，她对访问的地方做依据事实和历史的评注，同时还列了越语单词表及其英语意思。因此，我只选了些代表性条目编录在这里，而完整地引用我能够找到的那个更带有回顾性的、质疑的和分析的条目。的确，该条目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其他条目，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比《河内之行》都更有自我意识。］
［未标明日期，5月，但很可能是5月5日或6日在河内。］
文化差异是最难懂、最难克服的东西。“moeurs”［“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差异。（有多少是亚洲的，又有多少是越南特有的，我在第一次亚洲之行中当然分辨不出来。）对待客人、陌生人、外国人、敌人的不同方式。与语言不同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即我说的已经慢下来而且简化了的话是由一个翻译转达出去的，不然，如果我对他们说英语，那我们就是在说儿语。
此外，还有一难，即被降为孩子的状态：被安排好，被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有人向你解释，有人为你担忧，对你呵护有加，让你身处监管之下。我们一个个成了孩子——更加令人恼火的是，一群孩子。他们是我们的保姆，我们的老师。我努力去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不同（莺、贤、范、全），我担心他们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同或者特别。我感觉我自己一直试图讨好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我以一个聪明、彬彬有礼、愿意配合、容易辨认的样子出现。
第一印象是每人说话的风格都一样，说的内容也一样。这一点又因为好客的礼节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套话而得到了强化。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一张矮桌子，几把椅子。我们握了一圈手，然后坐下。桌子上：两只盘子里装了烂了一半的青香蕉、香烟、未烤透的饼干，还有一碟子纸包的中国糖果，几只茶杯。我们被介绍给大家。他们的领导看着我们。“Cac ban ［Chào đón］...”［越语“欢迎”］有个人掀开门帘进来，开始上茶。
头几天好像是很没希望了。存在一道似乎无法跨越的障碍。感觉他们有多么奇异——对我们而言不可能把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理解他们，他们显然也不可能理解我们。一种不可否认的高他们一等的感觉；我能理解他们（如果不将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除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感觉我的意识包括他们的，或者能够包括——但是，他们的绝对包括不了我的。我绝望地认为，我迷失在我最钦佩的东西之中。我的意识太复杂，它知道大量各种各样的乐事。我想起［贝尔纳多·］贝托鲁奇［1964年］的电影［《革命前夕》］中的格言——“没有在革命前生活过的人绝对没有品尝过生活的甜美”——跟安迪［美国作家、活动家安德鲁·科普坎德］提了。他同意。
不只是没有希望。还是一种煎熬。当然，我此行并不懊悔。这是一种职责——一次政治行为，一出政治剧。他们在扮演他们的角色。我们（我）必须扮演我们的（我的）角色。它的沉重在于脚本完全是他们写的这一事实；而且他们也在导这出戏。我认为没问题，应该如此。但我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履行职责而已。而且内心里我非常伤心。因为这意味着我无法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任何东西——一个美国革命者无法从越南革命中了解到任何东西，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比如）从古巴革命中学到东西的，因为——至少从这个视角看——古巴人和我们很像。
我们有过一种角色：我们是越南战斗的美国朋友。一个共同身份。河内之行是一种酬答，一种惠顾。我们在受到一次款待——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受到答谢——然后，我们将会被送回国，带着加固了的忠诚，去继续做出我们认为合适的各自的努力。
当然，在这一共同身份中有一种微妙的礼貌。没人要求我们——单独或一起——证明我们有理由应得这次旅行机会。我们被邀请和我们愿意来似乎是一拍即合。我们每个人做我们能做之事——这像是默认的。没有人问我们特别或具体为这场战斗做什么。没有人要求我们解释——更别提去证明——我们的努力的水准、质量和策略。我们全都“受欢迎”。
人人都说：“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只有美国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从一开始，我就想怒吼。我尊重他们态度的高尚，但我怜悯他们的天真。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在说的话吗？难道他们对美国一点都不了解吗？我总有点认为他们是小孩——漂亮、天真、固执的小孩。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尽管这出戏要求我扮演一个小孩的角色。
我渴望我所生活的这个立体的、有质感的成人世界——即使是在我正在访问的道德童话构成的平面世界里处理我的（他们的）事情的时候。
这里是单色调的。一切都处在同一个层面。所有的词语都属于同一个词汇表：战斗、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者、胜利、同志、法国殖民主义者、伪军。我尽量不受我们的语言平乏的影响，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还想说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那么，我就必须（有节制地）运用它。这甚至包括涵义更丰富的当地话，比如“伪军”（而不是ARVN［越共陆军，南越军队］和运动——他们指的是我们！——还有“社会主义阵营”（而这时候，我非常想说“共产主义”）。有些我已经能轻松面对了，像“阵线”，但“越共”、“帝国主义”，还有“黑人”和“解放区”不行。（我注意到，我说“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通常被译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这是我未接触过的心理世界。
每次说到什么事总有一个日期作为它的枢轴：一般不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日，国庆），就是1954年（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此前和此后……他们的概念是按时间顺序的。我的概念既是按时间顺序，又是按地理空间。我一直在做跨文化比较——至少试图在做。这是我大多数问题的语境。他们似乎对我的很多问题都感觉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语境不同。
开始几天，我一直在比较越南革命与古巴革命。（既有我1960年对古巴革命的体验，还有我从他人的叙述中对它是如何发展的理解。）几乎我所有的比较都对古巴革命有利，对越南不利——根据的标准是看对美国激进主义有用、有益，可模仿和相关的东西。我想不这么做，但很难。
我非常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不谨小慎微的人。来聊聊他“个人的”或“私人的”感觉。来跟着感觉走。我记得古巴人邋遢、冲动、讲起话来躁狂（冗长）。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极有条理，经过仔细斟酌，克制，有计划，而且等级森严。每个人都极为礼貌，却又（有点）不冷不热。
这个社会强烈的等级森严特征马上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令人不快。没人有一丁点卑躬屈膝，但是，许多人都清楚他们的位置。我想起古巴革命的平民主义的礼貌。我看见一些人向另外一些人表示的尊敬总是礼貌得体的。但是，显然给人一种感觉，即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要（更有价值），理应更多地得到能有的一些享受。就像第三天我们去的那家商店，外国人（外交官、外宾）和政府要员专享，我们被带去买了裤子和胶拖鞋。导游非常自豪、毫不羞愧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家特供商店。我心想，他们应该明白这些设施的存在是非共产主义的。
激怒我的是，很短的距离，他们还要派车送我们——事实上是两辆轿车——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又大又丑的黑色伏尔加及其司机就等在宾馆门口。他们为何不让我们——不要求——我们步行去？更好的是，他们应该坚持要求我们步行。派车是出于礼貌吗？（只把最好的给客人准备。）但是，那种礼貌，在我看来，在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应该彻底摒除。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虚弱无力的外国人？（西方人？美国人？）想到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作为要人、官方邀请的客人、名人什么的）步行是有失身份的，我感觉很恐怖。根本无法让他们在这一点上让步。我们坐在黑色大轿车里，从挤满自行车的街上驶过——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让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当心，常常是叫他们让路。
最好的，当然是他们给我们自行车。但是，显然，他们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个要求。他们是不是至少被逗乐了？我们提这个要求，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傻、无礼，或者笨或什么来着？
在河内我们不管去哪里，人们总是盯着看，常常是嘴张得大大地看着。我感觉这个令人非常愉快，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们的盯视不是特别友好，但我觉得他们是在“欣赏”我们，对他们来说，看见我们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问莺，他是否认为很多人会看出来我们是美国人。他说很多人不会想到我们是。那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我问。可能是俄国人，他说。的确，有几次人们对我们说“托瓦里奇”和其他一些俄语……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不跟我们说任何话。他们平静地盯视，他们指指点点，他们和边上的人议论我们。贤说，最常说到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多高哦。带着憨憨的惊愕。
一遍又一遍给我们详述同一版本的越南历史。赶走外国入侵者的3000年。现在在时间上向后推。美国人=法国殖民主义者=日本人（短暂地）=“北方封建主义者”的1000年——表示“中国人”。［13世纪］甚至有过一次春节军事进攻。1288年的白藤江之战被讲成在奠边府打败法国人的又一个版本。
总是在说简单的陈述句。所有的话语不是解释性的，就是质问的。
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被限制在自己人中间。然而，做任何事情又都表明我们与非自己人的联系的程度。
这是一个美国人带到河内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自我。
隔开［一段］距离，我在一部片子——尤里斯·伊文思的《17度纬线》——里看越南的时候，它似乎非常真实。
越南孩子玩“活捉飞行员”的游戏时，个子最高的必定是美国人。
北越第一部故事片拍摄于1959年。现在，这个国家有四个电影厂。
我幸运地在［柬埔寨］金边开始这次旅行——我在那里花了4天时间等ICC［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飞机——更幸运的是（尽管鲍勃［罗伯特·格林布拉特，为反战运动全职服务的康奈尔大学数学家］、安迪，+我诅咒我们的坏运气），困在［老挝］万象4天。这至少给了我某种视角。
……
轰炸前河内的人口约100万，现在（1968年）约20万……
范文同［时任北越总理］：两三年前发表讲话，反对干部队伍中的“浮夸病”——泛泛而谈——劝告政治干部更多地关注文学——想要改进越南语……
为其语言出卖的革命
……
多愁善感
节衣缩食：越南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其中］一切［都是］为了实用
贞洁：护士［和］导游、司机同睡一个房间
忠实
不穿短裤，或者赤膊，像柬埔寨一样
AK［安德鲁·科普坎德］想知道：越南人的自我何在？
［在河内：］
没有僧人
［该城市的］穷困——同样的色彩（没有绿、红、黄）——深蓝、米色、土黄色
DRV［越南民主共和国］组织
生活——纪律——精英？
花园广场上训练的民兵
剧场用的警报器
※对照：DRV的独立+东欧卫星国的独立
喇叭10∶30开始广播——通知大家保持警觉+播放音乐——印刷工人唱的歌
大人“嘘”走跟着我们的孩子
晚上：8—11点
参观美国在北越使用的武器展。
常规炸弹（炸药）——100—3000磅。
杀伤性武器——a）达姆弹，b）碎裂弹——集束炸弹，i）旋转弹膛，ii）圆形——百舌鸟，蝶式炸弹——c）燃烧武器，i）白磷弹，ii）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A，凝固汽油弹B，iii）铝热剂燃烧弹，iv）镁燃烧弹
CBW——化学生物战——落叶剂，毒性化学药品，毒瓦斯
受害者、骷髅、脑袋的横截面、被凝固汽油弹炸过的稻子的照片
忠先生，《人民报》［越南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
对美国的爱
说话声音非常轻柔
美国运动的影响——LBJ对我们的抵抗和美国人民的情感的评价是错误的。美国赞成侵略的是少数人
发动战争，你必须有资金、军队、武器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人民战争——没有武器就开战。
喜欢辩论——拒绝征兵——“美国的自由传统”——喜欢签名+报纸上的广告——运动中的不同形式+倾向，但是品质上的丰富——4月15日50万，或者袭击五角大楼——必须有坚强的组织性——能够称这一运动为共产党运动——
［“］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的共产党朋友不多［”］——
捍卫美国的自由+威望的运动——“另一个美国”——不仅仅是美国军队
［“］运动帮助把埃夫里尔·哈里曼先生送到巴黎［”］
来自作家联盟之夜：
莫里森［诺曼·莫里森，巴尔的摩教友会教徒，1965年11月2日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五角大楼办公室楼下自杀，抗议美国卷入越战；战争期间他在北越是个英雄］对DRV来说是爱国者+恩人。
胡［北越领袖胡志明］1945年说：“人民是好的，政府才是坏的。”
……
莫里森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解决他自身以外的问题——他不是越南人，他不是共产党——他并非（一定要）那样（做）。
……
［以下笔记是安德鲁·科普坎德所记，SS誊入笔记本。我摘录了少量的几则，其中一些提及SS在北越参加的活动，由科普坎德记录。］
咖啡——和莺讨论俄国人。莺说，“我们知道”俄国大使馆里是有区分的。一些俄国人“堕落”——［汤姆·］海登说，他们像“在西贡的美国人”——莺说，越南人惊讶地发现关于俄国的情况——苏联“坏教育的产物”——莺也有关于第二次巴黎［和谈］的消息；在只有北越人+美国公民［原文如此］被允许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还有为支持学生的法国大罢工的消息。
一次警报——几分钟后解除——没时间躲（也没兴趣躲）
下小雨——驱车几个街区去教育部……老的法国别墅或办公机构——被引进去见面带微笑的部长和六个年轻教师——土黄色、绿色和蓝色衬衫——围坐在长桌边上——茶，饼干，糖果，香烟——墙上电线裸露着——各门学科的教师。
谢光堡教授——签署过日内瓦协议
教授：1956年前，没有高等教育——追溯到17世纪+17世纪前——然后，具有国家特征的高等教育——法国设法消灭传［统］——（教授更正莺的翻译）——我在法国统治下长大——懂法语+英语。1954年以来上学的学生……懂俄语
……
尽管面对战争的暴行，师生们还没有被动员［该句被划出表示强调］——大学里6000名教师——［中等］职［业］学校5000名老师——（职校+大学）共约20万学生没有被征兵。政府+党特别关注技术+经济计划干部的构成+素养的提高——
［教授］：最大的困难是知识的隔绝——但是，我们一直在发展理论科学+应用科学——
……
SS大致描述了一下美国教育——头12年的教育，但不是郑重其事——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导致革命的社会+政治现状
……
宾馆会议厅——靠近防空洞——长桌子——约30人，大多数是男的，极少几位女的——房间里光线很好，风扇在转着，贤翻译——有个人两边耳旁荡下线来（耳聋？）
……
（被长时间的警报打断——10分钟。没人去防空洞，但都不讲话了。）
问［题］：贫苦百姓的游行［这是指1968年春由拉尔夫·阿伯内西牧师组织的美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阿伯内西成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领袖。］
美国的心理（SS长长的回答）。
［问：］普通百姓对战争怎么想，对美国人+越南人春节双重标准的效应怎么想？SS指望美国人不相信宣传？——绝大多数的越南人也不对宣传提出质疑。
……
正餐+然后去小剧院……我和罗［伯特］·格［林布拉特］中场离开……SS继续看——回来+和瑞典人+学生聊。［美国记者］马克·萨默非常幼稚——吃饭时，我们曾又说起他高人一等的态度——他称赞越南人有人性（没有被战争、被美国人的残酷搞得丧失人性）——喜欢夸奖黑人的节奏感——越南人的人性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我们的。对美国社会中我们的同谋这个话题的长时间讨论——SS攻击马克——他真的是乳臭未干+没脑子——SS回来后，我们又讨论这里的“隔阂”——但是，隔阂本身也是越南现实的一种表达——表面的反映。背后还有某种其他东西，但我们不能不考虑面上的东西——
……
SS去看［美国］战俘——两个，一个在里边3年，另一个1年——没有告知地点，也没说他们正关在哪里——两个都低头鞠躬——一个（3年的）头低得很低，另一个敷衍了事——都穿“睡衣”，但不同——条纹的+纯色的
3年的更加“卑躬屈膝”，另一个敷衍了事。莺+另外三人在房间，在军事小哨所，大约十个从宾馆来的人……
两个［战俘］都说，他们定期收到美国寄来的信件——家人的照片
高军衔陆军中校和少校，两人都长期在空军服役——朝鲜战争+年龄大些的——在二战期间。年龄大些的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日内瓦协议。他们得到信息——他们知道贫苦百姓游行、阿伯内西、RFK等等。
SS告诉他们美国政治上的一些变化——
SS分别见了他们……
其中一人懂一点越南语——警官用越南语说他可以拿水果+糖果的时候，他有反应
那里［给战俘］提供材料，让他们了解战争的情况——费利克斯·格林的书［格林：格雷厄姆·格林的堂弟，1960年代初是《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反对美国卷入越战，是北越的同情者］，《越南信使》杂志。
［战俘］鞠躬离开。
……
［以下是SS记的条目。］
西方人爱“革命”：原始主义、简单的生活［/］人最后的传奇
有爱、去中心化的、诚实的社会
……
［未标明日期，6月］
戴安娜［·凯梅尼］——没有负转移；不允许生气、流泪；我的同谋；详细告诉我某件事
我的策略之一：
消除人们的敌意：人是危险的，必须抚慰他们
……
［除了“1968年7月巴黎”，未标明日期］
“极简”电影
（沃霍尔的《妓女》里偶尔出现的猫）
贝托鲁奇：让每个镜头自主；由此减少蒙太奇
拍关于语言的电影——每个人说他自己的语言。
……
济慈：“尽管街上吵架是件叫人恨的事情，但其中表现出的活力却令人叫好。”
买芭芭拉·米勒·莱恩的《德国建筑+政治（1918—1945）》
……
我现在明白，我与男同性恋者的交往模式还有一个比我已经明白的更重要的涵义（去性化我自己；有男伴——这是我渴望的——这样仍然安全，不构成威胁等等）。它也意味着我的女性特质的迂回恢复或保留！一切“女性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我母亲毒害抑制了。即使是她愿意……做什么，我也不想做。假如她喜欢，我现在也不能喜欢。一切都包括在内，从男人到香水，漂亮的家具，有品位的衣服、化妆品、漂亮的或考究的东西，柔和的线条、曲线、花儿、色彩、去美容院，以及阳光假日！
［在页边空白处：］更别提喝酒、打牌+看电视。感谢上帝，我母亲不喜欢孩子、食物、电影、书籍和学问！
可怜的我。但是，我相当聪明，通过接近一系列羡慕和模仿“女性的”东西的男人，找到了通往这些东西的秘密途径。我接受他们身上的这些元素。（他们——不是女人，不是我母亲——对此作出了验证。）因此，我能接受我自己身上的这一特质。因此，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逐渐地在我的生活中增加了更多“女性的”东西、品位+活动。我能爱“新艺术”（所有的曲线，乳白色的玻璃、疯狂的花朵）。我能欣赏花。我爱跳舞。我爱漂亮的衣服。我想要（嗯，心里这么想，不过实际上我没这么干）参加和举办聚会。我想要一套漂亮的公寓，里面有漂亮家具。我［爱］穿色彩艳丽的衣服。
11年前（一直到我婚姻结束为止），我有多么不同啊：没有花儿，没有色彩（我的衣服仅仅是黑、灰，+褐色衣料，让我藏身其中——尽我所能地裹住），一点也不光鲜。唯一的好处就是工作、学习，我的知识的+道德的抱负，变“强”（因为我母亲“弱”）。
所以，正如我今天上午突然意识到的那样——就是在这里的宾馆醒来，拿起一期已经看过的《文学半月刊》，瞥了一眼［卡洛斯·］富恩特斯长篇小说新作的书评，读了一段关于一个收集“新艺术”的女性人物的描写——我在过去的11年里与男同性恋世界的交往对我来说，不只是某种坏事，一种神经官能的症状，一种退却，不让我有自己的性行为+完全成熟。它也已经是——考虑到我最初的问题——某种非常积极的因素。它已经帮了我——尽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得到我从这一无意识的策略中能得到的一切，对我没有更多的用处了。因为我现在能够比任何男人更是一个女人（但仍然强，仍然自主，仍然是个成年人）！
仅仅看了关于“新艺术”的三句话，就突如其来想到所有这一切，这有多么奇怪啊——尽管把它们写下来倒花了我半个小时。（当我想到我看过的+拥有的关于“新艺术”的许多整本的书——想到和埃利奥特·［施泰因］的交谈等等。）
想要思考我自己，联系这过去一年的我，非常困难。千篇一律的想法。自从一年前在马提尼克一揽子想法后，就再没有新的想法或洞见……
我想，这多半与戴安娜离开了我的生活有关。我从未在我的日记里写这么少——搞得现在还在用同一本笔记本——这一本——用了一年多了，+而且还没有用完。
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我今天早上在床上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有了个新的想法！），有一个新想法，我太高兴了——等了该死的这么长时间！我今年一直肯定，我真是脑残到家了，+我在变得和所有人一样蠢——我想做点什么来表达我的快乐。所以，我大声喊起来，非常无意识地：“嗨，你知道吗。一个想法！”或者类似这样的话。我的嗓音在这个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房间里让我极度沮丧。
我从未大声地自言自语过——我连试都没有试过——现在，我明白我为什么没有。我发觉这样痛苦不堪。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是独自一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东西——在一本日记本里。这样感觉“正常”。我知道我一个人，我是我这里写的东西的唯一读者——但是知道这个并不痛苦，相反，我感觉因此更强，每次我写下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更强了。（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一年才发愁——我感觉自己被一个事实搞得弱了许多，即我在日记本上写不下去，不想写，脑子堵住了，或怎么了。）我无法对我自己讲话，但我能给自己写。
（但是，这是不是因为我的确认为，有可能将来哪一天某个我爱的，也爱我的人会看我的日记——+会因此感觉和我更亲近些？）
“我要好。”
“为什么？”
“我想要成为我钦佩的那样的人。”
“你为什么不想做现在的你呢？”
意大利托洛茨基主义杂志《左翼》（萨韦利编）
上个月看：契诃夫的11个短篇；梅尔维尔，《骗子》；［麦克西姆·］高尔基，《母亲》；［尤金·］扎米亚京，《我们》；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纳博科夫，《华尔兹舞创意曲》；康拉德，《诺斯特罗摩》；三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拿到勋伯格的《风格与思想》
待写的随笔：阿尔托、阿多诺、心理技术学（精神自由+心理纪律），以及关于文［化］革［命］的定义的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