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化综合的整体的表现，是为了解决有关于“住”（最广义的“住”）的一切问题而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体有形的环境——“体形环境”。这是几千年来就已存在的事实，却是至最近数十年来，它的重要性才被人类自己所认识。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科学技术的进度与政治经济制度始终能互相配合着进展，所以城市的体形并未与社会生活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或脱节。到了近一百年来，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因工业技术之突飞猛进，生产方式迅速地“社会化”，而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则仍滞留在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体形方面便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欧美所有的城市庄镇都是由中世纪承袭下来的，早就逐渐不适宜于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和工业化以后的生活；但因在经济制度方面，维持着残酷的剥削和私有财产制度，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加上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加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加上工业生产以后的生活和现代交通工具，就等于紊乱的城市体形。这紊乱体形都经过了这样的程序：起初，工厂和铁路骤然间将人口集中到本来中古式的城市中，于是出现了密集的工业区、商业区和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他们被迫所居住的“贫民窟”区；随后，汽车出现了，车祸出现了，现代公路也出现了，又将人口盲目地，无计划地输送到乡郊去，于是出现了许多住宅区，而把工商业遗留在市中心。但是新的工商业又追随着在郊区密集地兴建起来；于是想要躲避市廛嘈杂的有钱人，又将住处向郊外更远处迁移，乡郊遂被重重房屋所包围。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人口追进郊野，房屋又追着密集的人口，城市就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起来，使欧美的城市演变成为史无前例的混乱，无论在居住、工作、游息、交通方面都丧失了人类群居所企求的效果。在这种状态之下，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才开始觉悟到一个城市乃至城市与乡村所组成的区域的体形方面都需要将人类全部活动中的各种繁简不一的需要作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并综合起来作全面合理的部署，才能使它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基本要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和城市计划师们组织了国际现代建筑学会（Congress Internationauxd\'Architecture Moderne，简称CIAM）。一九三三年这个学会在希腊雅典的大会以城市计划为题，总结成为这《城市计划大纲》。
这个“大纲”拟订于十八年前，那时第二次大战的威胁尚未明显的暴露，世界上极多数的人远未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途穷日暮。国际现代建筑学会的会员先生们尚存着幻想，以为他们的“大纲”可以实现在城市的体形上。的确，这“大纲”的技术原则是正确的，它的内容是从人民大众的幸福上出发的。它的目标也是要建立适宜于广大人民全体的体形环境。但是那些会员先生们却没有了解，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此后也还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这“大纲”无法实行，因此也治不好他们城市的病症。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大纲才能实行。在最近一次（一九四八年）的大会上，他们不得不对于在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齐声赞扬，就是证据。
新中国正在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地迈进。这伟大的转变首先要在全国城乡的体形上表现出来。在今后数十年间，全国的旧城市都将获得改建。许多几百年来在半睡眠中的县城将突然醒起来，在短短数年间成为一个个的工商业重镇。此外还将有千百个新的市镇从平地上涌出，如同近三十余年间在苏联的辽阔的土地上所见到的一样。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假使城乡体形方面未能预先作出妥善正确的计划，则将因工厂、房屋、铁路、公路之大量兴建，城市与乡村间人口之大量移动，农业与工业人口比例之改变，因而城市中的房屋即将不敷激增的人口的分配，原来只适用于骡马车及轿夫担子的街巷将使汽车成为无地用武的英雄，仅能创造车祸伤亡纪录。换句话说，就是城市的体形环境将交错杂乱，而作盲目无秩序的发展；使城市环境不适宜于一切工业、商业、居住、游息、交通之用，完全失去了城市所应有的功能。今日欧美无数市镇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流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丑恶的体形，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CIAM的《城市计划大纲》的确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它可被誉为一个技术“良方”。可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药不对症”。因为它不是“治病”的方子而是一个保健的方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城市体形之紊乱只是病象而不是病源。病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不根除病源是谈不上健康成长的。因此，英美等国所沾沾自喜的一些“新市镇”如伦敦附近的Welluyn，Letchworth；纽约附近的Radbum；华盛顿附近的Green belt等，都只是些不太成功的逃避主题的枝节尝试，只能满足比较少数财力宽裕的人的需要。它们都还只是试验室里的样品。在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改变以前，他们也只可能有那样寥寥几处半成功的试验，而绝不可能使它全面发展而实施于全市或全国的。
中国“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现在我们的病基本上已被我们最伟大的“医师”治好了。新生的中国正在向康复的大道上走。在城乡建设方面，这个“方子”倒是相当适用的，因为我们已具备了开始全面建设的条件。因此，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编译组朱畅中，胡允敬，程应铨三同志将它译出，并由程应铨同志加注，介绍予全国各县市的行政领导和技术干部，以供都市建设计划时的参考。
在这里，我们必须附带提出，我们介绍这《城市计划大纲》，但对于国际现代建筑学会所倡导的建筑理论，尤其是它对于建筑造型的理论是大有问题的，过去我们许多建筑师们曾经为那种理论所迷惑。解放以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尤其是经过近一年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我们诚恳地批判了以往的错误，我们肯定地认识到所谓“国际式”建筑本质上就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认识到它的资产阶级性；认识到它基本上是与堕落的、唯心的资产阶级艺术分不开的；是机械唯物的；是反动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教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的。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个“大纲”而反对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关于建筑造型的理论，正是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就是这“大纲”我们也是要“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因而我们加了注释。我们借鉴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但“仅仅是借鉴而不是用它来替代”。在建筑和都市计划工作中，如同毛主席给我们在文学艺术中的指示一样：“对于死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替代，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教条主义。”我们尤其不可顷刻忘记：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它们同时也是文化建设中极重要而最显著的一部分，它们都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
梁思成、林徽因序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一九五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