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7日 美国 洛杉矶
美洲报业协会SIP，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第52届大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会长的身份致开幕词。
有人问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该怎样考察新闻学报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干脆：“记者不是艺术家。”这么回答，恰恰说明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学体裁。糟糕的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这一点要么不清楚，要么不以为然。也许，大部分学生在解释自己为何报考新文学时，理由都不确切。有人说：“我选择新闻传播，是因为现在媒体报道的少，掩盖的多。”还有人说：“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个人说，因为他喜欢报道，不喜欢被报道。
五十多年前，哥伦比亚报业在拉美遥遥领先。当时没有新闻学校，得在编辑室、印刷车间。对门酒吧和周末派对中学。记者总爱扎堆，过集体生活，无比热爱本职工作，其他话题一概不谈。做新闻讲究团队协作，没什么私人空间。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精彩的流动课堂里学习的人，觉得老谈新闻实在无聊的人，也许他想当记者，也许他自以为是记者，但其实它既不是记者，也不想当记者。
曾几何时，媒体只是报纸和电台。电台花了好长时间才追上纸质媒体，之后个性张扬，势不可挡，略显冒失，眨眼间便征服听众。电视刚出现时，都传说它是魔盒。如今，其风靡程度难以想象。长途电话刚开通那会儿，要找接线员转接。电传发明前，只能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国内外联系，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电台接线员甘冒风险，在电波声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闻。博学的编辑将前因后果、细枝末节搜集完整，如同从一根椎骨渐渐拼出整副恐龙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评论，那是主编的神圣领地。社论号称出自主编之手，其实不然。而且主编的字几乎总是出了名的龙飞凤舞，过去的主编，如《观察家报》的堂卡洛斯·卡诺，或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家，如《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专门的铸排工辨认他们的手稿。在政治报道比重最大、影响最广的时代，编辑部最敏感谨慎，也最有名望。
新闻分三大块：新闻信息、时事与报道、编者按。访谈并不常见，也不单独使用，多半作为时事与报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伦比亚，“访谈”依然被称为“报道”。记者是弱势群体，相当于学徒加苦力，苦干多年、表现良好，才能晋升做领导。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表明：新闻从业人员的神经系统实际上是在逆向运转。
入行没别的条件，只要有做记者的意愿。即便出生在报业世家——我们知道，大部分报纸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能力。俗话说的好：新闻要边干边学。进报社的人，有其他学科成绩不好的，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后知后觉、兜了一圈才发现新闻是心之所爱的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心理素质一定要好，新人入行，会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一样备受捉弄，以激发伟大的创造力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后期限前一小时被勒令重写。这是个培养人才、据实报道、士气高涨、积极参与、观点云集的地方。经验证明，对于有职业敏感、责任感和承受力的人来说，边干边学，易如反掌。实践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础，在工作环境中就能得到加强。博览群书是职业病，记者们如饥似渴地进行着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凭着他们的自学，边让新闻业——他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蓬勃发展。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做了一辈子记者，其间两次任共和国总统，他连高中都没毕业。
后来，世道变了。哥伦比亚发放了两万七千张记者证，大多没法给从业记者，只沦为从政府那儿捞好处、不排队、进体育场不买票，或参加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通行证。绝大多数记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记者，都没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记者证。大家都说，新闻业没有输送后备人才的学校，于是，首批新闻传播系应运而生，记者证也随之出炉。然而，现在从业的专业人员多半没有学历，即使有，也是其他专业的，就偏偏不是新闻学。
接受采访的老师、学生、记者、经理、管理人员都对学校在新闻业人才培养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显然，大家对理论思考与概念阐述都毫无兴趣。”一批正在做学位论文的学生说，“造成这一局面，部分责任在老师。他们规定我们必须读什么，读哪些书里的哪些章，让我们复印一大堆的资料，可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观点。”幸好，学生还能苦中作乐，自诩为“复印文稿专业人士”。大学也承认，目前，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高中毕业、刚入大学时，学生不会写文章，会犯严重的语法和拼写错误，文章读不懂，深意悟不出，这都很正常，可许多人毕业时就和入学时水平一个样。“他们只顾着贪方便，就是不爱动脑。”一位老师说，“让他们修改文章或重写，他们才不干。”看来，学生唯一的兴趣只是混完大学去当记者。他们脱离实际，无视重大问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做社会调查，也不为社会服务。“获得高尚的社会地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学老师说，“他么不想发挥自身价值，利用专业的技能丰富精神生活，只想赶紧读完大学，提升社会地位。”
接受调查的学生大多对学校表示失望，他们理直气壮地职责老师，声称自己身上缺少的优良品质，尤其是对生活的好奇心，都源于老师没有好好培养。一位成绩优秀，多次获奖的女学生更是直言不讳：“读完高中，学生应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找到兴趣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将学校教的知识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有人认为，学生人数过多，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学校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对抗学校、单打独斗、自我努力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师寥寥无几。“这很难。教学往往是重复再重复，”一位老师解释道，“二十年教同一门课的老师还不如一个没经验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结果令人悲哀：那些踌躇满志地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必须在实践中从头学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记者。
有些人四处吹嘘自己能反着看懂部长桌上的机密文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还会不经允许，擅自录音，或将事先说好绝不公开的谈话公之于众。最严重的是，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却正契合了新闻业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价，冲破一切障碍，揭黑幕，抢独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内人士无不自觉并自豪地遵守实行，而对独家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一点置若罔闻。这一弊端之外，另一个极端则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工作完全依赖于冰冷、没人情味的机器。
录音机发明前，做新闻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密不可分，“三位一体”：笔记本、千锤百炼的职业道德和善于倾听的好耳朵。最早的录音机比打字机还重，声音录在磁带上，而磁带乱麻般地绕在线轴上。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开始用它帮助记忆，有的甚至连思考这么重要的事也请它代劳。
其实，录音机该怎么用，怎么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记者：它不是人脑记忆的代替品，而是早期派上过大用场的笔记本的升级版。录音机听得见，但并没有真的在听；能录音，但不能思考；忠实，但没有人情味。总之，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记，还不如现场仔细听、脑子里多琢磨，好歹心里有数。对电台来说，录音机特别有用，因为能直接录播，可弊端是不少采访者只顾想下一个问题，根本不听对方回答。对报社编辑来说，誉文字稿是最见功力也最伤脑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词义不明，拼写错误，句法不通，种种问题就像一道道整得人头昏眼花、死去活来的关卡。也许，笔记本虽然寒碜，还是得用，好让记者边听、边记、边整理。
录音机是访谈类节目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电台和电视台的性质决定了这类节目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纸媒也盲目跟风，竟误以为记者的话不如被采访者的话真实可信，访谈是记者与某个对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间的对话，而报道则负责细致入微地将事件如实还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两种体裁互为补充，完全没必要相互排斥。“报道”的资讯性与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电光火石间和盘托出、一语道尽的“简讯”体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并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体裁，而是帮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价值。要时刻谨记——大家似乎都忘了——调查研究并非新闻学里的某个专业，从最根本的定义上来说，新闻学就是调查研究性的。
如今，信息和报道中加入了评论与观点，而社论中也加入了资讯，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一个重大的进步。不用记者证前，新闻简洁明了，一如早年的电报。如今一味滥用国际通讯社的固定格式，反使人不敢苟同。真真假假的话语，无处不在的引号，有意无意地犯错，恶意操纵，恶意歪曲，让新闻报道成为致命武器。出处来源都“绝对可靠”——来自消息灵通人士，来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来自无所不知、但无人见过的观察家……借此肆意中伤，自己却毫发无损。不公布消息来源的做法成为作者手中最有力的挡箭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恶行四处横行，说什么“遇害者遗体上的珠宝首饰，确信是由部长拿走。但警方对此予以否认”。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诽谤已经造成。总之，许多有悖伦理、让当今新闻界羞愧难当的事，倒并非都出于道德败坏，只是缺少职业约束。这一点，对我们多少是个安慰。
问题是新闻业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大学以为毛病出在教学上，因此在开办纸质媒体专业这当然也很有必要之外，还开办所有形式媒体的人才培养学院，连十五世纪行业创立之初朴实无华的行业名称也弃如敝屣。如今不叫新闻学了，叫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在以往那些靠经验吃饭的记者眼里，这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
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传播学共开设了十四个学士点，两个硕士点，可见社会对其日益重视，可惜人才培养却陷入误区。教学满足了众多当前的需要，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
学校要将学生培养为书本上理想化的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热切地传授新闻理论，而学生一旦与现实正面交锋，情绪便会一落千丈，紧攥着专业文凭也无济于事。新技术本为助翼，结果却适得其反，被它拖得筋疲力尽。巨大的工作压力，使他们与梦想背道而驰。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更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学习。
教育界的逻辑是，一些大学的工程学或兽医学专业的入学试题，也适用于另一些大学的社会传播学专业。一位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曾开诚布公地说：“工作了，我才真正学到新闻，在大学里也有机会写稿，可方法得边干边学。”一天不承认做新闻最重要的是创造力，这种状况就一天不会改变。至少，新闻与艺术应居同等地位。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技术的进步其实与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更与众人参与、集思广益的传统方法背道而驰。编辑室变成一个冷漠、被隔成小间的实验室，走的进太空，却走不进读者的心。可以说，这一行业的非人性化速度惊人。过去定义明确、划分清晰的新闻专业，如今已不知始于何地、终于何方、欲往何处。
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新闻业恢复昔日的声望，对此最翘首以盼的自然是最大的受益人：媒体老板。媒体名誉扫地，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们。社会新闻系会成为众矢之的，并非全无道理。也许是因为新闻知识教了不少，真正对职业有帮助的却没多少。也许，他们应该索性去教人文，虽然看上去没那么神气，却能帮学生把薄弱的高中文化基础夯实打牢。他们应该更加关注能力与志向，将各媒体细分为不同专业，因为要想在短暂的一生中将它们全数掌握，那是奢求。从其他专业改行的新闻学硕士似乎也很适合在科技进步下应运而生的各专业部门工作。自从两百零四年前，堂曼努埃尔·德尔索克罗·罗德里格斯印出第一张报纸以来，这个国家的变化已经太多。
最终目的不应该是毕业证和记者证。还是该用老办法，用历史批评的眼光，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几人一组实践学习。媒体为自身计，应学习欧洲，多加演练，无论在编辑室还是工作室，都可以搭设场景，比如模拟空难，让学生在真正报道灾难之前，学会如何应对。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苦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世事难料、随时候命的状态；没有生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玄妙的新闻预感、抢到独家的快感和万念俱灰的挫败感；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生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新闻一旦发稿，一切便又回到起点，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下一分钟去，还真是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