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这句话说明了家庭在我们社会中是多么重要，因为细胞健康了，我们整个机体就健康，细胞出了毛病，整个机体就会出现问题。
“家庭”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人生出来，长大了，和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然后又生孩子，结婚……老了要别人照顾他，最后免不了一死。养生送死，这一套在中国历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这个过程使我提出了“人为什么要生”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引起了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
我是学社会学的，可以说我就是从家庭入手来研究社会的。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观察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对家庭的看法，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既有不同，又有共同的地方。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在观察比较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客观存在的，又时常变动着的现象搞清楚，从中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出一个正确、符合事实的结果。
1935年，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每天要到老百姓家里访问，晚上一齐讨论搜集来的材料。不幸的是在调查中出了事故，我受了重伤，同惠为救援我而牺牲。但是这次调查使我对家庭、对社会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
负伤后我回到家乡的一个小村子休养，这期间我注意观察村子里一些家庭包括些什么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家庭成员怎么分工、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把观察范围扩大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一个整体的社区结构；再联系起这个社区里的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最后把看到的这些和土地关系结合起来，从纷繁的事物和现象中间抽取出它们内在的联系。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提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并且指出在地少人多的中国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主张。后来我把这一套想法和主张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家”的分析占了相当多的篇幅。
我们都知道，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然而人总是要死的，可是社会却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要不断有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人，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些新生的人一出世，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里，他从小就要学习怎样做人的一套“规矩”，学会了这一套规矩，才能进入社会。他不仅自己学会了，而且还要把这一套生活的本领教给他的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生殖、抚育这些任务，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里主要是由家庭来负担的。
我把社会怎样新陈代谢，以及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的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写在《生育制度》这本书里了。
在社会学里，“家”是指夫妻以及他们未成年的子女，这样一种三角结构关系。所以作为科学用语，家庭指的是这样一个由夫、妻、子女基本三角所构成的基本单位，即使有各种变化，比如“多夫”“多妻”“多子”等，但总是从这个基本三角变化出来的。它是组成大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经营共同生活的社会团体。
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家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比如过去我们有“四世同堂”的说法，认为这样的大家庭是有福的；我们又有父母养育孩子，孩子赡养父母的一套传统。我称这种传统为“反哺模式”。在父母眼里成年的儿女总是孩子，要受父母的管教。而现代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他们的习惯是孩子在成年以前，父母有责任、有权利管教他。但是到了成年这条线，孩子就成了社会的一员，有了自己的法律地位，父母对他的抚育责任也就完了，儿女也无须赡养父母。每一代只管下一代。我称这是“接力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长处和短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同时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世界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像交通、通信、“因特网”等这样的先进技术，把世界连成了一片。世界变小了，人类就像住在一个地球村里。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动中必然会引起家庭各方面的变动。这些变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很好地加以研究。
近20年来，我有机会经常到农村访问，我注意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村经济一下子搞活了。为什么家庭作用这么大？我还看到进城打工的大量农民，一旦找不到工作，就回到乡下的家里，我看，这个“家”就如同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保险”一样，家总给人一种安全感。还有，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对夫妻和他们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越来越多，已成了数量最大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总之，家庭的变化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研究它的变化，就得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实际情形的改变，又要看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它发生变化。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已不可能再有机会亲身参加我60多年前就关注的家庭问题广泛的实地调查了。但是我高兴地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日前，我在报上看到有关第九届“北京·东京城市问题学术研讨会”开幕的消息，会上中日两国专家，就本国的青年、家庭、婚恋、子女教育、夫妻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研究的成果。专家们认为，进入现代化以后，两国青年对上述问题的观念，都有较大的变化；同时，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值得关注，甚至是一些消极的问题。
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关注“家庭”问题，培育出健康的“社会细胞”，使我们的“机体”更加结实、完美。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