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学一月，历经10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拉手道乏，举杯祝酒的人数，每城以百计，数量冲淡了质量，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入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特殊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行相视，不宜轩轾，因而须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入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以上是这次赴美访问个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唯有找个我认为可靠的引路人当向导。他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1930～1933年）的同班同室的老同学杨庆堃。他是美籍华人，从40年代起即在美国各大学里任社会学教授，现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是该校六个荣誉教授之一，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定地位，认识的人多，堪当识途老马。由于美国大学教授退休年龄延到70以后，所以和我年岁相若的这位朋友还能在这门学科中活动（退休后就不同）。我在出发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变化及当前美国社会学的基本情况的问题提纲寄给了他。他为我向我所要访问的各大学里的同行熟人进行了联系（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长途电话），使一些学界同行能事先安排和我会晤的日程和根据我的要求进行准备。
我在结束华府访问的序幕后，即同薛葆鼎同志同去匹兹堡（他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生），各就老关系，摸索门道。我找到杨庆堃，在三天中，除受到该大学隆重款待外，向该校社会学系诸教授深入长谈。杨又怕我年老记忆力衰退，约请相熟的教授三人分别为我编写备忘录，其中有关美国社会变化部分长达160多页。这样热心相待，在美国是少见的。这三天的集中学习为我这次访学打下了有益的底子。
同时也得到一条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须找到熟悉调研对象的向导，依靠他去建立群众关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提供资料。学术访问也应采取这个方法。
通过老杨的事先联系，我抓了三个重点（匹兹堡除外）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每个重点都抓住一个人，他们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教授（Merton H.Fried）；波士顿，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皮蒂教授（Lisa Redfield Peattie）；芝加哥大学的特克斯教授（Sol Tax）。
弗里德解放前曾在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能讲中国话，懂汉文。他现在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的著作以概论著名。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有一本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1953年初版，1970年再印）。我是两三年前在一次招待某一美国学术代表团的宴会上初次和他相见的。他当时就送了几本著作给我，这次我到纽约，适逢他去加拿大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为了要和我见面和组织一次讨论会，特地请假返回纽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我在他主持的一个较大型的座谈会上发了一次言，主要是根据我去年在京都（日本）的发言稿朗诵的，接着答复听众提问。会后反映答复问题印象比发言为深，但感到时间不够（实际上答复问题时间长于发言）。以后，我吸取这个经验，发言以少而明确为上，多留讨论时间，可加强针对性，效果好。弗里德总结时说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向美国学术界第一次的学术演讲，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是有成绩的，值得学习的。《华侨日报》对这次座谈会有连载两天的报道。会后，弗里德约了几个教授请我吃中国馆子，在亲切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并于饭后驱车巡视有名的纽约黑人聚居区哈兰姆，为我讲述黑人问题，坦率诚恳，得益匪浅。
皮蒂教授是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女儿。雷氏是美国人类学界从40年代～60年代初期的挂帅人物。在学术上倡导对农村的乡土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卓有成绩。他的调查基地是拉美的农村。不幸早死。我和皮蒂可说是有三代的交谊，皮蒂的外祖父派克（Robert Park）是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帅，1933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我听了他的课，受他的影响，开始提出实地调查中国社区的主张，和杨庆堃等同学一起编印《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943～1944年我初访美国，在芝加哥见到派克的女儿，即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皮蒂的母亲。雷夫人自告奋勇，帮我编写Earthbound China一书，当时我根据中文底稿逐句口译，她边记边问，然后写成英文，半年脱稿。我又在雷氏的乡间旧居写该书最后一章，日夕相处，情谊颇笃。当时皮蒂还是个中学里的小姑娘。1949年雷德斐尔德应约到清华讲学，携眷及幼儿詹姆斯住在燕京大学招待所。我又和他夫人口述我当时在各刊物发表的文章。她回国后，汇编一书即China\'s Gentry（《中国的士绅》）。当时詹姆斯还在小学。解放后，我和他们断绝来往，其间雷氏夫妇相继逝世。雷夫人经常向其子女及友人表示对我的怀念，并于死前遗嘱将我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书版税保存，中美复交后归还我。其女皮蒂继承父学，是MIT第一个女教授，曾在拉丁美洲调查研究，著作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现在MIT人类学系研究波士顿的公助住宅问题。她把人类学研究开展到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事工程的领域，是一棵人类学里的新苗。其弟詹姆斯已在芝加哥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有著作，用人类学观点研究古代希腊文学，别树一帜。
我到达波士顿，皮蒂即来寓所相访，驱车到她所研究的地区巡视，一路介绍研究经过和她的见解。我向她说：我在三十年代没有认识她的父亲，天各一方，但是到40年代一见面，却发现我们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现在又见到她，30年的分隔，又走到一处去了。但是，现在是她已走在我的前面，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研究已经做了有十多年了，目前又开始研究美国都市问题。我还说，她的治学像她的爸爸，她的文采像她的妈妈，写一手简洁流利的好文章，在幽默处胜爹娘一手。她又带我去拜访退休中的美国社会学老辈，我初访美国时的名教授，休斯（Everett Hughes），派克的接班人。他送了我一本他写序、跋的《派克传》。皮蒂的谈话使我对美国社会多了一些较深的认识。
特克斯教授早年是雷德斐尔德的助手，继承后者的学业，60年代是美国人类学界的挂帅人物，历任美国及国际人类学会的主席和国际性权威刊物《当代人类学》的主编，现年73岁，已退休。我过去没有见过他的面，1943～1944年我在芝加哥时，他正在拉丁美洲调查。但由于我和雷氏一家的关系，他对我是十分熟悉的。这次见面分外热情。我和他在芝大召开的人类学座谈会上相见，当即约我于下一天到家相叙。翌日，一早，他偕夫人及女儿女婿四人亲自来迎接我到他女儿家做客。他的女婿弗里曼（S.Freeman）是芝大人类学系教授，年轻健谈，议论新颖，常不苟同其翁之论。其女苏姗是另一个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当天收到一本她新出版的著作，就送给我，作为纪念。我坐定后，陆续有他相约的知交来到，包括和特克斯齐名的同事伊根（F.Eggan）。这次家叙，谈得透彻。弗里曼夫妇分析尖锐，如指出“行为科学”这名词的产生是由于美国社会科学者想拿福特基金的钱，而这个基金的董事们却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和“社会主义”太接近，这些人因而制造了这一新名词。他也同意我的看法，社会科学中许多新名词是旧货上贴上的新牌子。他很痛快地点出：美国人类学的理论是通过英国输入的大陆货，特别是法国产品。这些都是一针见血的提法，给人启发。
特克斯是年老持重的人，他的一生以提倡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出名。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论，而要求人类学必须为其研究对象即文化较落后的民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反对把这些民族作为“掠夺”学术资料的对象。因此，他听我介绍我国的民族研究时，十分兴奋。我讲完了，他接着就向我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国的一些人类学者已商量要在明年3月份召开的应用人类学会议上给我“马林诺斯基纪念奖”。马氏就是我在英国读书时的老师，我表示这是过奖，我这些年来实在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可言，而且要在会上发表一篇论文，我也准备不好。他立刻说：“你今天讲的就很好，再讲一遍就行。”
这次家叙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值得一提。我的一位燕京时代的老同学卢懿庄（女），现在芝大任社会学系副教授，也被邀参加这次家叙。她一进门，苏姗抱住她，高兴地向她说：“费教授已经来了，他一个人独自来的。”原来在美国的国民党报纸放出谣言说我在美访问是受人监督的。苏姗发现这是谣言，所以高兴得在卢懿庄面前跳了起来。有特克斯这位有名望的教授做证，此事传出，是对国民党最有力的一个驳斥。
从访问的面来说，历经10个城市，大学有匹兹堡、哥伦比亚、耶鲁、哈佛、MIT、密执安、芝加哥、加州、斯坦福、夏威夷等。每到一校，除全校性负责人接待外，分别就专业组织座谈会，以我为主宾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各一次，每次一般是半天，亦有加班达一天的。大学之外还有以研究机构为主人约请座谈的，计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全国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威尔逊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的座谈会以听取主方报告为主，各大学的座谈会一般是宾主对话；而在社会学及人类学座谈会上却常是主问宾答的局面，因此宣传较多而了解较少。从点滴的观感中得到一些不全面的体会，略述如下：
理论烦琐，各家分立。这种基本情况可以从老杨替我翻译问题提纲时提出的一个意见说起，我在问题提纲里用了“学派”一词，老杨来信中说美国已无“学派”，只有不同“理论”，所以建议不用school而用theory来翻译。这触起我的注意。原来“学派”被用来指我所熟悉的30年代以来英国人类学的传统，指的是一个师徒相承的门户，有祖师立说，掌握学坛，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学术界有一派势力，代有主帅。一个学派是一个职业性的垄断集团，可说是学阀，如功能学派就是以马林诺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前后为主，把持英国各大学的讲座达30年之久，几乎是独霸天下。直到60年代才发生世代交替，马、布及门弟子（第二代）于70年代几乎全部退休，告一段落。在美国并无此种情况，40年代我初访美国，各校分别有名教授，各树一帜；如哥伦比亚的林顿（Linton）、哈佛的克拉克洪（Kluckhohn）、芝加哥的雷德斐尔德、加州的克罗伯（Kroeber），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这些人都已去世。70岁以上的人物尚为学界所尊重的，惟特克斯和伊根等少数宿儒而已。现在各大学任教的像上述哥伦比亚弗里德一样的人已经不多，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员军人。战后美国实行的办法是复员军人按入伍年数公费入学，为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构成当前社会科学界的主力，现在是50岁上下。这一代似乎和上一代不同，理论修养底子浅些，学究气少，善于标新立异，各言其是。特克斯说，现在美国开人类学会有点像置身于联合国会议的气氛。百家争鸣，群龙无首。这是老杨之所以不愿用school而想用theory来译“学派”一词的客观背景，也提示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情况。
所谓工业化之后的时期，其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的应用。在工业里，科技知识成了生产中决定性的要素。影响所及，社会科学里也出现“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概念，和“知识企业”（knowledge business）的组织，兰德公司就是典型例子。这就是把知识作为商品，公开接受订货，进行生产的公司组织。这种新型的服务行业的出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就业的渠道，也就影响了学科的本身。过去大学里的社会学课程是作为公民必修的常识而得到普及的。1978年美国设立社会系的大学有215个，教授、副教授共4582人。这是各大学研究院销售博士级毕业生的主要市场，在上述新型服务行业出现之前，大学教师是这些社会学博士的主要出路。为了培养这些每周要登台讲上三小时以上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套言之成理的学说，也就是所谓“理论”。设立研究院的大型大学或称高级学府，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必要占领一批大学，容纳它们的毕业生。有点像不同工厂生产的货物各有其垄断的市场，其产品也须标上不同牌号，同是饮料，可口可乐之外还有7-up等。这是各大学的社会科学要制定一些特别的配方，即所谓“理论”的原因所在。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竞争是推动力，标新立异，贬人誉己也就相率成风。自从“知识企业”发展以来，显然又产生了一种变化，那就是崇尚“应用”。大量学者，如匹兹堡大学里给我上课的几位教授，都在致力于所谓效果测定学（各种assessment）。在兰德公司我曾听一个专业小组讲他们怎样测定对贫民公费医助的效果（这是向政府承包的一项订货）。围绕这些研究工作，大量利用电子计算机，发挥所谓“模式论”。
所谓模式论（model）是指规定一些作为前提的事实条件，然后演算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程序和规律。这套作为前提的条件并不完全是主观假设，但也不是客观上已出现的现实，而是各种可能出现的事实，演算是根据被证实的事物间存在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尚未证实，就得按各种可能性来推测。演算的程序和可变因素的处理十分繁重和复杂，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这些演算成为可能。就其演算表演来说，确会使人有神妙之感，但看完之后，对其结论来说，却又会使人有故弄玄虚之讥，因为不经过这一番电子世界里的折腾，似乎单凭人体思维，甚至已有常识，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对此，我是门外汉、乡巴佬，不敢多赘一词。
这种模式论在我看来可以认为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和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提高理性认识的唯物辩证法是不同的。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转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到了这种应用社会学，已经相当贫乏的理论园地，更显得萧条萎靡了。特克斯为我组织的“家叙”中，有一位女人类学教授为我解释当前流行的所谓“象征理论”（symbolic theory），我听完后，发生了一个问题：这理论在哪些方面突破了马林诺斯基在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一书里关于语言的作用论呢？在我听来，在这一套新的名词的装潢下，还存在着似曾相识的燕影。
事物必须一分为二，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它的弱点里也包含着它的长处。它的弱点是见木不见林，抓战术而忽略战略，但从见木和战术上讲确是认真，锲而不舍，颇有成就的。知识之有别于空想是在其反映客观事实，在学术工作上，就是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说来必须充分掌握资料（data）或“情报”（information），这里包括资料的搜集、核实、整理、归类、储存、应用。我们旧时的考据之学也就是当前广义资料学中的一部分。美国社会科学在资料工作上有很大的发展。其所以能大发展者一是由于现代科技的飞跃，二是由于尊重直接观察得来可以考核的事实的精神。他们能不惜工本地大量搜集实物、文字、口头记录等第一手资料，反复核对考证，系统分类，归档储存，随时可以提供查阅应用。近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使这方面的工作得到惊人的飞跃。我参观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印象极深。不说别的，只就我们一般研究工作而言，大量时间耗费在查找资料，为了一段话要找个出处，就可以费上一天，甚至几个月都借不到所要的那本书。而在美国现代化的研究机关里，凡是已经储存在情报系统里的资料，在几秒钟或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显示在案头的荧光屏上。
从资料到结论的分析综合过程又是美国社会科学者着意重视的焦点之一。不妨举几个我这次访问中听到的实例来说。4月24日在华府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座谈会上听到一篇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主题是怎样利用已有的不太准确的资料来取得接近于实际的结论。研究者细致地分析这些资料可能发生错误的因素并提出误差程度，然后逐一校正这些资料。其洞察入微、思考周详处令人折服。这种治学精神和所循的方法值得我学习，我过去同样接触过这些资料，每每因其不太准确而丢弃不理。物尽其用，在于用之者的水平，我愧不如。
在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座谈会上基希（Kish）教授讲统计中的选样法的运用和效果。统计中的选样法是要解决以点概面的问题，要了解全国的情况，不可能一一调查，只有选择少数重点作为样本，根据这些样本的情况，用统计方法来取得反映全面的结论。如民意测验，他们只在两亿人口中选取几千个样本，测验结果往往是很符合全面情况。怎样选择是大有讲究的，对此基希教授颇有研究，而又津津乐道。一再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推广这种方法于社会研究工作。我也表示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调查中点面问题是必须重视的，选样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旧金山加州大学遇到人类学系的施坚雅（G.W.Skinner）教授，他是以研究中国传统市集组织著名，进一步根据中文历史资料研究历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乡村市集组织最早是杨庆堃在1933年调查山东农村时的研究对象，后来我在江苏和云南农村调查也接触到这个题目，但都未能继续，也没有用这些直接观察到的资料联系到历史资料来分析，探求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施坚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这个问题，成就也就超过了我们。值得提到的是他向我提出一张开列有十多种我国的地方志，每本书后注明现在中国何地和哪个图书馆。他说这几本书，中国之外是没有的，希望我能帮他看到这几本书，允许他照相，作为研究资料。我答应他向有关方面反映他的要求，同时，使我佩服的是他那种探索资料锲而不舍的精神；显然，他对中国地方志的目录是谙熟的，不但知道书名，而且知道在哪里。不下功夫哪里能做到这一点。他能超过我们就是在于这种精神。由于他在搜集资料上花尽力量，得之不易，也自然会珍惜资料，想尽办法，加以利用。这也就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发展。
接着可以讲几句关于对中国的研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最早所谓“汉学”着重的是语言、文学和古代历史和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不是重点。最早在中国教会大学教书的学者们做过一些这类工作，如北京市调查的甘布尔（Gamble）、南京金陵大学巴克（Buck）的农业调查等。中国学者早年也有用英文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社会调查的著作，我那本1939年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这本书被美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定为入门必读参考书之一，因而这一代的人类学者都知道我的名字。这本书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创新（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处处跟着老师的方向走），而是为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30年代及其之前的人类学都是以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在美国早期主要是研究北美的印第安人，30年代后期扩展到拉丁美洲；英国早期是研究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各岛屿的土著，30年代起主要研究非洲民族，50年代扩及南亚但重点还是在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的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主义高涨，西方人类学者可以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日益缩小。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走上研究经济比较发展的社区，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自己的社会。当前美国人类学里就有所谓都市人类学、医疗人类学，以及上面提到过的参与城市规划的人事工程研究等。而我早年的著作都是以中国人类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所以也就被认为起了先驱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我国人民得到解放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在国际形势中举足轻重，加上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想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记载着解放前中国农民生活的那些书，也就成了有助于了解当前社会的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了。这种书在西方为数不多，有关的著作也就容易受到注目了。
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台湾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10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的论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不论他的立论怎样，他见到我时曾说，他过去就是用我这本书作为模本，并唱反调的。这些在台湾学中文和汉语，和在台湾或香港进行过研究的人，确是不免受台湾的影响，加上当时美国反对我国，这新的一代对我国的感情和上一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除了要注意这种情况外，我认为，有必要主动培养立场公正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值得切实研究的课题。关键应当是在加强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才能吸收别人正确的观点和资料，反驳别人错误的观点和资料。学术战线上只有以学术来取胜，别无他途。
我还感觉到美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向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有所不同。社会学者不少是希望在中国找到服务的机会，如表示在人口调查、社会效果测定等方面他们能出力，提供新技术。也许可以说是想开辟一个应用社会学的新市场。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出为我们训练使用计算机的技术及研究人员，这是开辟新市场的第一步。我认为这也符合我们的需要，可以考虑的。很少社会学者向我提出要求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类要求大多是人类学者。而人类学者提出的要求又很少属于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绝大多数是要研究汉族的农村、家庭、人口以及老年人问题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197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