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龚自珍
每逢有朋友问起我最喜欢的书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爱的教育》。有时我也自觉可怪，为什么这本书对我会这样地亲切？当我经了多年远别，重返苏州，踏进母校的校门时，这问题的答案蓦然来到心头：这书里所流露的人性，原来本是我早年身受的日常经验。何怪我一翻开这书，一字一行，语语乡音，这样熟悉。我又怎能不偏爱这本读物？
25年前，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操场角里，浪木旁的空场上闲谈。那时的振华还在严衙前。住宅式的校舍里，孩子们下了课，只有一角空地可供他们奔跑或闲坐。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人这样说：“我将来总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喜欢张良，项羽才是英雄。”
“我不希罕这些，我要发明个飞机，一直飞到月亮上去探险。”
另外一个孩子却说：“我是想做三先生（我们那时称王季玉先生作三先生，因为她在家里是老三）。”
很快的有人笑了：“教书？教孩子们书？我不干！有什么意思？”
“可是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发明和探险，不去做项羽和张良，而在教我们书呢？”
我就说：“她该去做大事业，留了学回来。在这小学校里看着孩子们拼生字，真是——”
“你真的愿意她离开我们么？”有位小朋友急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孩子们被问住了。没有人能想象三先生会离开我们这些孩子的。如果她真的要去做项羽、张良，到月亮上去探险，孩子们也不会放她。孩子们话是不说了，但是谁都感觉到一种悟彻：看孩子们拼拼法似乎比到月亮去探险更值得我们的爱好。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可是这悟彻却使他们靠近了人性。在这把人性愈抛愈远的世界里，大家想在做项羽、张良，或是上月亮去探险时，我回忆起了25年前操场角落里所领悟的一种模糊的感觉，虽则我还是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衡量人间的价值，我总好像又重温了一课《爱的教育》。
苏州的冬天是冷冽的，在艰苦中撑住的学校，当然更不会有室温的设备。孩子们穿得像泥菩萨般供在课桌旁，有太阳的晒太阳，没有太阳的烘手炉。“拜拜天，今天不要上黑板吧。”孩子们在私语。果然，三先生没有叫我们上黑板，她自己在台上抄字给我们读。这天的字可写得特别大，而且没有往日那样整齐了。再看时，三先生的手肿得像只新鲜的佛手。
“三姨每天朝上自己洗衣服，弄得这一手冻疮。”坐在我旁边的她的侄女偷偷地和我这样说。话里似乎责备这位老人家不知自惜。我听着也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第一是大清早不必老在冷水里洗衣服，第二是既洗了衣服，生了冻疮，又大可不必在黑板上写字。学生们袖着手，老师却忙着抄黑板，这又何苦呢？
那天放学，她的侄女和我一路回家，又告诉我说：“人家请三姨到上海去做事，她不肯去。”
“上海去了，不是可以不必自己洗衣服了么？”我还没忘记那只冻疮的手。
“可是三姨不肯去。”她侄女又加重地说了一句。
三先生在孩子们心目中总是个不大容易了解的老师。我们那时不知怎么的想起了要出张壁报，怕学校不允许我们张贴。我们去告诉三先生，三先生没有说什么话，点点头，在书架里拿出了一叠纸给我们。这真是使我们有一点喜出望外，因为三先生自己是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张纸的，这次却这样慷慨，原来她不肯放松足以教育孩子们的每一个机会。
我们那时的壁报贴在小学部进门处的走廊里，走廊相当狭。我们那时通行着一种“捉逃犯”的游戏，一个人逃，一个人追。我有次正当着“逃犯”，一直从操场那边冲进走廊，想绕进小学部回“窠”。这一冲却正撞在站在走廊里转角处看我们壁报的三先生的怀里。我站住了，知道闯了祸。可是抬眼一看在我面前的却并不是一个责备我的脸，而是一堆笑容：“孝通，你也能做诗，很好。”她拍着我的小肩膀，“留心些，不要冲在墙上跌痛了。”我笑了一笑就跑了。直到这次回到母校，看见季玉先生的笑容时，才重又想起了这一段事。25年了，时间似乎这样短，还是这个老师，还是这个孩子。
振华是40年了，我离开振华也已经20多年了，其间又经过了抗战的8年。原已经长成的振华，经此打击、破坏，也似乎停顿了一期。但是，我再来时，季玉先生却还是20多年前的三先生，一个看孩子们拼拼法，清早洗衣服，被孩子们撞着会笑的老师。她伸着手拉住我说：“孝通，你还是这样。”我也说：“季玉先生，你也还是这样。”她笑了，笑里流露了她的愉快，笑里也告诉了我25年前所不能了解的一切。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爱读《爱的教育》了。
194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