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人生的况味 谈写作答客问

问:您的许多著作将参加1985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就此机会,您能否把您过去的著作,向海内外读者作一个“自我介绍”?

答:我写的书,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产物,一个时期是解放前,另一个时期是解放后(主要是最近几年)。解放前,我主要从事社会学方面的调查。1936年,我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乡村进行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在英国完成了一本英文书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这本书最近又出了第五版,当时我没想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五十年代后的今天还有人读,还有销路。后来我又在美国写了一本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也重印了好几次。回国后,由于内战,时局动荡,我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工作,于是就给《观察》杂志、《大公报》写一些短文,一部分后来翻译成英文出了本集子,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曾被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大学当作大学课本采用。这些就是我在国外出的书,其中后两本是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而Peasant Life in China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它的中文译本《江村经济》今年才出。

解放后,我主要做具体工作,写的文章不多,1957年以后就不能写文章了,只好译一些书。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又开始写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恢复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就被迫停止了,很多搞社会学的人都错划成了右派,现在要重新开始。为此,我还帮助大家编了一本《社会学概论》。1979年,我又开始下去调查,1981年旧地重游,写了《三访江村》,作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的讲话稿。这里的“江村”,就是我1936年去调查的江苏那个村子的“学名”。我恢复调查工作后从调查乡村上升一层调查乡镇,研究小城镇的问题,这一部分课程,去年才告一段落。这几年所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社会学文集也要拿到香港去参展。第二步,我又开始搞边区调查,近两年主要集中在内蒙、甘肃一带。写了些文章,不过还未整理成集子。最近我又去了一趟“江村”,写了《九访江村》,明年还准备写一本《江村五十年》的书。

另外,我还有一些散文,像《杂写甲集》《杂写乙集》,现在丙集也快出来了。

至于香港方面,他们把我解放前的一些书翻印出版了,但事先我不知道,台湾也印我的书,不过改了名字。解放后的著作,恐怕港澳的读者不很熟悉,可以在这次书展中看到。

问:您对您的这些书,有什么评价?

答:我只是自己尽力去写。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和外国学者无法相比。我解放前的一些书是抗战期间写成的。解放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什么东西都丢了,现在是地地道道的白手起家。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有停,能做的事情都尽力去做,而且“产量”比较高。近年来,我每年要出两三本书,其中有的是论文集,有的是短篇文章,即“杂写”。现在,我有六本书正在排印之中。

至于文章写得如何,得人家去说,我自己不好讲。不过大家喜欢看我的文章,这我是能够感受到的。

问:那么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书呢?

答:这很难说,因为种类各不相同。有理论性的,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有调查性的,如《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以及我最近搞的小城镇研究。当然,我自己最喜欢写的,是那些短篇文章。可以写得很灵活,不受拘束。

问:记得您在谈到您为什么把旧著重刊时说过,您的著作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对社会发生了作用,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文章一离手,已不属于作者个人。因此,您没有权利把曾经出自您手的一些历史的记录掩饰起来。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而且研究者不是别人,正是您自己的话,您将怎样估价这些出自您之手的“历史产物”呢?

答:人总要谦虚一点为好。自己的传记最好让别人去写,好话让别人去说。如果一定要我本人讲,那么我坚信,在研究中国社会方面,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尽管中间经过了很大的波折,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方向是我一直坚持的。

具体地说,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提出了一个研究农村的新方法,是第一本把中国农村的一些状况用科学方法总结出来的著作。我的老师说我在国际人类学界带出了一个新的风气。因为过去的人类学,总是研究落后民族、小民族,是白种人研究非白种人,殖民者研究殖民地人民,不讲现实问题,也不涉及现实的改造问题;我则研究一个有文化的农村,研究本国的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后来我写的Earthbound China,在学术上又有所深入。总之,我坚持学术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最近关于小城镇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直接为四化服务。中国的实际建设不是空的,是很具体的,要下去调查研究,不论是在学者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人员中,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

问:最近,美国学者阿古什(R.David Arkush)写的《费孝通传》在国内翻译出版了,您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答: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愿发表太多的意见。为这本书,他花了很大的力量,很不容易。不过我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了解我东方的“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人的看法。

问:那么您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答:中国社会学在近二十年内青黄不接,我们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机构,培养大学师资。一个学问,要搞掉它很容易,要成长起来,总要二三十年,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

问: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和港澳学者的交流是否很多?

答:港澳学者们在帮我们的忙。不过他们的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生长,在中国生根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应该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就决定了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这一点有些同行不同意,但我坚持。我们很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学,但是必须培养自己的社会学家。中国的社会学,必须从自己的土壤之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