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传来十分耳熟的笑声，这年头很少听见的那种从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除了我在燕京里同户的那个被我们称作“大孩子”的老朋友，不可能是别人。没有等我去开门，大脚步踏进来的，果然是他，已阔别了5年的郑兆良先生。他一手提着好几匣东西，像是给我孩子的礼物。我心里想：这大孩子心上真是只有孩子们，儿童节没有到就来送礼。我们坐定还没有说多少话，他已忙着打开匣子来给我看，果真是我曾在英国孩子们“小工厂”里看见过的“积铁”。
“你哪里去觅来的？”
“我自己造的呀！”他张开了嘴，用手拍着胸脯，脸上表现出高兴和得意的神气。
我并没有认真相信他的话，却问他：“这是给我孩子的么？”
他摇了摇头：“不，带给你的。”突然又提高了嗓子：“孝通，这是我的idea。”——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无意中在渡船上碰着了，一起上南岸，他送我到我寄宿的工厂里。路上他告诉我：他正在一个儿童保育会做事，他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儿童的问题问我，我和他开玩笑说：“我是长成了，谁像你心底里念念不忘的只有孩子们呢？”他却认真了起来：
“我就爱他们，可是，叫我怎么忘得了，他们不得了了呀！”他告诉了我更多后方保育工作不合理的事。怎样有人把救济儿童的物资浪费，怎样有地方把孩子开除了出去，甚至沦落为娼妓的。他不厌其详地把我看成了一个申诉的对象，一定要我帮他解决这些他实在看不惯的现象。“你得和我一起来想想法子呀。”在他面前我发觉了自己的卑鄙，我用了老成两字掩饰了懦弱和冷酷。这时我才领略了“不失赤子之心”的意义。
到了南岸的工厂时，我给他路上的一番话说得很有点感伤，但是感伤却又不是属于我们这位“大孩子”的。他是个倒头就睡的人，问题对于他是怎样去克服，他不考虑人情，不讲世故，不畏缩，因为他不怕后果，只要所做的是对的。这也是他绰号的来源。
不失赤子之心，不但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而是一种mentality，一种心境，孩子们是好奇的，无所为的好奇，因为他们并不把“己”作为世界一切的中心，所以他能超脱了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标准去看世界。他可以为一个不相识的孩子的苦难而动心，更可以因为要免除人间一桩不合理的设施而得罪他的上司，他会在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对于他的职业会有什么影响。这种人同样会发生种种似乎不近人情的联想，把很多身外的事，不在自己的利益上，配搭起来，成为各种不平常的idea。
兆良在这小工厂里走了一圈，回头却和我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教育问题来了。他先告诉我，当他在红十字会里做事时，曾经派到缅甸去运东西。他在一路上最看不惯的是司机们糟蹋卡车。他气愤愤地说：“这简直是犯罪。一个应当可以用几年的卡车，到他们手上，几个月不到就完了。”他说来比丢了他自己的东西更肉痛。我是知道他的习惯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用了他的东西或钱而说过半句怨言的。归结他的气愤却又是问我：“你看，怎么办才成，这些人怎样才能使他们爱惜机器？”
“这和你的保育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又逗着他说。
“吓，我有idea了——”他高兴得用拳头在我腿上重重地打了一记。这种拳头我是熟悉的。
我虽则知道他出了学校已经换了近一打多事情，但是每次见面当我想劝他不要再孩子气时，只要听了他一番申诉，就无法开口了。我背地里曾和相熟悉的朋友说：“兆良生错了一个国家。”他听见了很气地回答我：“我就是为这个国家生的。”——我想他是对的。他这种做人的办法固然可以得罪上司，席不暇暖地从一个机关到另一机关地转动，但是也有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做来却是轻而易举。
譬如说吧。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厂里去当管理工人伙食的事。这工厂的工人据说是最难管理了，整天爱闹事，尤其是关于伙食（没有好差使会轮得上我们这位大孩子的）。他到了，先去看厨房，一看在污水桶底下全是半熟的饭。他不加考虑地认为不该这样“浪费”，于是把这事揭发了。他把工人找来，问他们说：“你们要吃得好，就得自己管，每一粒米都不该糟蹋。”工人们很高兴地接管了伙食，大家监督着合作办去，几个月，从没闹过一次事。他的本领在哪里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在办这件事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以往伙食办不好，就是因为桶底里的饭太多。办事的人不贪污，为工人福利着想，怎么会办不好呢？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件看上去极自然的事。
还有一次他被行总派到解放区去分发物资。在猜忌、欺骗充满了的气氛中，他一看墙上贴着反对行总的标语。他拉着当地的负责人，一定要把这标语撕去：“我到这里来是用人和人的关系来的，不是什么党派对党派，国家对国家。我要公平地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应该得到这些东西的人，你不该说标语上的话。人和人往来一定得互相信任，否则就不必做，干脆。”我想象他那时的神气必然是像在同学里讲理的时候一样，理直气壮，心里没有鬼的人才能有这种坦白和勇气。当地的负责人被他说服了，把标语当众撕了去，从此他成了大众的朋友，从没有受到过一点留难。这在别人是不容易的，在他却很自然，那是因为他心目中只有救济，没有其他。他不明白在救济工作中怎么会有政治，就因为不明白这个，他完成了救济工作的本身。
“你离开行总了？”我问他。
他笑着：“凡是有裁员或改组时，我总是第一个轮到的。”在他说来一点酸意都没有，像是说一条物理的原则一样。他接着：“我不和你讲这个，我是来给你看这个玩意儿的。”他把那几匣给孩子们玩的积铁都卸了开来。积铁是个新名字，在中国也少见。这名词是从“积木”里套出来的。积木是许多各式各样的木块，孩子们用来堆出各种形式的东西。积铁在原则上也是这样。匣子里有各式各样的铁片，铁片上有着许多洞，另外有许多轮子和螺钉。用螺钉配合铁片和轮子，构成种种好像风车、升降机、桥梁、小房子等模型，因之可以称作“积铁”。这种玩具在英美大概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们的孩子们大多玩过这个。
他一手握着一个已搭成的“曳重机”，一手拉着我的膀子，头微侧着，眼睛看着我：“你说，我为什么弄这个？你不要小看它，我已花了6亿了。参考了多少书，换了好几个图样，现在做成了。”
“你是说，你办了个玩具工厂了么？”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是我的idea。”
于是他提到我们在重庆南岸的话来了。原来他一直在想那时向我提出来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人知道爱惜和善于应用机器？”这问题在这位心底里忘不了孩子们的朋友，很容易牵上了教育问题。一个心里不是真正有孩子们的人，绝不会想到儿童玩具这个东西。人老成了，早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这个一切都是为成人而设备的中国社会里，我们是否真正有过童年还是很成问题的。孩子被视作了没有完全的成人，不完全就是缺陷的意思。我们做大人的就一贯地去征服孩子的“缺陷”，把长衫马褂替孩子穿上，讲话得斯文，见了人要鞠躬，目的在使孩子成个具体而微的成人。房子里固然不准留一个老鼠窠一般的孩子世界，连在墙角里的泥沙都不许孩子去经营他的天地。颈项里套着个锁片，一周岁就要在盘里放下银元、钞票、文房四宝，让他去摸，用来测验他一生的兴趣。玩具是多余的，不但多余而且是“玩物丧志”，要不得的。狗叫猫叫的小学教科书已改编成对国旗和国父行礼的赞礼口诀。最近我常陪我的孩子读《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一类的读物，童话已长成了政治讽刺。我不敢说这是不好，但是孩子们对这些微妙的笔法似乎并不有什么领悟——我们还是一贯地否定了孩子们有他们的童年。
我接过那个“曳重机”，转动那些螺钉，不经意地掉了下来，不知什么潜意识里的郁结在作怪，我把这“曳重机”拆成了几块。兆良在旁边看着我笑：“你小时候也曾经拆坏了闹钟给你爸爸打过手的吧？”
“是呀！”
“可是你会装么？你试试看，把这曳重机装回去。”
说来真奇怪，我明明记得曳重机的模型，可是东装也不是，西装也不是，这个螺钉弄上去了，绳子又不动了。那个螺钉装上去了，钩子又反了。我失望地撒了手。“兆良，我明白你的idea了。我这个脑子，这双手，只会白纸上写黑字，空口说白话。你来给我这个教训的，是不是？”
“还算你聪明。老实说，你还是难得的，你还会拆，已经不错了。我已经试验过好些朋友了。像我们这些年纪的，当我把这曳重机给他们时，他们规规矩矩地端详了一番，在桌子上一放，再也不肯去动它了。他们和我讲很多大道理，一直到我离开他们，他们从没有一点用手来玩弄一下的意思，更不知道螺钉是可以卸，可以装的。可是他们和你一般在讨论中国应当怎样工业化的问题。”
兆良刚从燕京来，他说工学院的第恩先生曾告诉他，班上有一个学生理论念得很通，图也画得精巧，有一天到发电厂里来参观，却连摸摸机械的兴趣都没有了。第恩先生说他不明白这个学生为什么要进工学院。
用手去摸东西是一种习惯，在我们传统里是不讲究的，甚至是反对的。用物质来表现一个意念，也可以说意念的外形化，需要和物质有亲密和熟悉的好感。物质要不成其生硬，不成其为精神的对称，就得靠我们肯动手把二者沟通起来。这却正是我们传统文化最缺乏的，也正是我们进入现代文明最大的束缚和限制。一个意念不能外形化，不能在物质里表现出来，留在象征阶段，只是个壳子，没有内容的，因之也是死板的，改变不了现实的。要征服这个缺点，却必须从习惯那底子上做起。习惯得养成得早，童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代，因为就在这一时代我们在养成我们基本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满意于我们的传统，最应当注重的应当是我们下一代的童年。
这一套话早已说够了。现代化，工业化那一套论调可以说已经不少了，但是这一套论调却依旧是文章多，事实少。肯把这些理论化成一项一项琐细的事务，逐一在试验的却不多。这种工作必然是琐细的，而且必然是部分的，甚至是片面的。琐细所以不堂皇；部分所以不完全。对于那些醉心于全部计划的人是不惜考虑的。
从几匣积铁里去看出中国工业基础，自不免被大人先生们觉得是荒唐，用时髦的字说，是幻想。不错的，靠这些零星玩意儿，能做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呢？但是在这时候能有人注意到从基本上去培养儿童习惯的问题，而且不惜小题大做，拿得这几匣积铁来，我却觉得中国工业化的希望至少多了一点踏实的根基了。
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我始终不相信在原有的传统文化里，运一两千部大机器进来，中国就会有工业基础。机器是要人用的，它得进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用机器就得另有一套生活习惯。这一套习惯才是工业化的保证。我并不说，等人长大了，习惯就僵化了，没法学习了；但是我愿意说，要养成习惯，开始得愈早愈容易。儿童玩具在一个文化里地位的重要就在这里。
在这一个从来不承认童年是成人的摇篮，玩具是文化的模型的中国，能有人在这上面下功夫，做试验，而且能在一切制造事业都这样艰难的年头，把曾是西洋文化基础之一的“积铁”，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儿童能自由地和铁片、轮盘、螺钉接触，在这些零件中去创造他们的意念——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一件太可以重视的事。我怎能不骄傲，这人就是我在大学里朝夕相处的老朋友？我又怎能不惭愧，同是一间户里出来的学生，一个已经从文字的缚束中解放出来，在活生生的铁片中表现了怎样去改造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而另一个却天天还是在笔头上弄字眼儿，愈钻愈不能自拔？
“我的idea怎么样？你不笑我，活了40年还是个孩子么？”
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像他的笑声一般，已经这样久没有听见过，又这样能打入我的心胸地使我感到一种活力和希望。“即使所有的人都讥笑你，你也会在这里找到一个了解你的朋友。你的成就已超过了我们这一群了。”“可是，”他接着说，“成本太贵，我没有法子把这个东西分送给村子角落里每一个孩子。他们买不起，我也送不起。但是我愿意这变成少爷小姐们点缀的摆饰。这不是我的idea。”
是的，这是个钢铁的时代，积木、泥娃娃不能代替积铁，孩子们一定得从小和这个“时代的材料”混熟。但是哪里来这样多的钢铁去做积铁给孩子们呢？
钢铁真的没有么？不是真的。我们整天在用钢铁做武器，在杀人，但是在教育上，这材料却没有了。钢铁象征了这时代，我们还是被时代所抛弃，没有主动地去迎接它。像以往他所问我的其他问题一般，我没有法子回答他。但是也像以往他所问我的其他问题一般，总会给我认识了一些存在我们四周最基本矛盾。我羡慕他能发现这些问题而被这些问题所困。这也许就是一个肯用手的人所具有的长处吧？
“我相信，从这方向做去，我会实现我的idea的。”我们分手时，他这样向我说。
让我在这篇末附带地说：郑先生正在组织一个“儿童现代学艺促进社”，他和发明“中华万能式”的华文打字机的彭泽先生和技师张澍先生合作制造技术科学玩具。他们利用制造打字机的机器制造积铁，第一批出品已经成功，为数只有几百套，是试验性质。他们不愿把这种玩具弄成营业的商品，而想设计出一个办法来能大量地供应儿童的需要。他们的工厂是在天津十区宜昌道。据郑先生向我说，他们极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而热心的朋友们去参观，并且一同想出个最有效的供应方法来。
1948年3月30日于清华胜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