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一路上险象环生。
我们依然冒着十一月的落叶伴随着下雪的天气，最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亚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车回法国了，因为孩子们过完万圣节又要上学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兹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车，一路摸索着前往德里纳河畔的巴伊纳巴什塔。后者的前妻和他们的女儿就生活在那里。摸索着——这是因为，虽然这位父亲在孩子成长的十八年里经常往返这段路线，可是他现在却连一条路都不熟悉了；他当时一直是坐大巴车去的（而此时此刻，也弄不到塞尔维亚的专用地图）。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离开首都之前，我们在这个号称“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提着油桶或拿着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后一次次加油时，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双双绝对小心翼翼的手里，这种绿红相间的黏稠液体缓慢而清晰可见地喷入油箱中，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某些相当奇缺的东西，十分值钱的东西，一种宝藏。这时，我又一次丝毫也不会压抑我萌发的愿望：这样的加油方式可能还会延续很久，甚至还会传到另有其主的国家。（后来，我们被一队巡逻的警察拦下来接受检查，仿佛有人闻到了什么。因为“Zlatko Bo.”——塞尔维亚驾驶证上的名字——开着另一个人“Adrian Br.”——奥地利驾照上的名字——的车，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太大的罚款；要是能够证明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我们大概朝着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纳河畔，穿过一片辽阔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峦，照扎克的说法，这就是通往他家乡的方向（扎克，这个东塞尔维亚人再也不像最初几天的样子了），“终于到了真正的塞尔维亚”。在这旷野上，雪花越来越密集。约莫第三次迷路以后——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然一边走一边问路，才发现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话都不说。夜幕已经慢慢降临。我们久久地滞留在一个不确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为人知的地方，面对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寡言少语的向导所说的“大荒山”，我们只有翻过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里；我们掉头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饭馆墙上，在曾经挂着铁托画像的地方，如今却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塞尔维亚英雄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前一天的《维塞恩新闻报》，而整整一周后，这家报纸的头版以巨大的大写字母写着俄语、德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和平”一词（我立刻心想着，1945年，这个词恐怕也会如此有纪念意义地登在哪家德国报纸上？）
正像在关于迷路的故事中常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盘山公路的出口。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据说巴伊纳巴什塔——在这个雪下得越来越猛的夜晚，我们的向导把它翻译为“巴亚花园”（巴亚是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塞尔维亚英雄）——隘口海拔超过一千米。上山的路越来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轻轻一刹车，车轮都会打转。夜空同样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灯光，也没有其他车辆驶过。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夜班车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风雪，乘客们都在山脚下的城里过夜。
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司机就像参加汽车拉力赛一样穿行在其间。但是我们同时满怀希望，因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几乎是留不住的。我们的向导后来说，当天早晨，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显示，瓦列沃一带不再下雪了。但是现在，每拐过一个长弯，雪都越下越大。大约到了半山腰，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又变成了暴风，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这儿矮矮的，在继续移动，那儿又停滞了，凝结在一起，横竖积满狭窄的公路。这时，这个牌手和客栈招牌画匠则以欧洲赛车冠军般的娴熟技术驾驶着车辆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换挡时也充满了一种意味：再也没有退路可走（探险故事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我们中也有人会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一边说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几乎再也没有人回应。后来，在继续翻越大肚子山时，也许有一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人中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况且再也听不到民谣歌手托佐瓦克的歌声了。如果说在不断转弯的汽车远灯里，除了闪现在我们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越来多地出现了光秃秃的崖壁。此时此刻，我满脑子都在想：万一，车子现在走不动了——我要往哪个方向逃生呢？这样没有帽子和合适的鞋子，我能走多远？好紧张！简直不可思议，漫天大雪中并没有闪现出一丝亮光，因为暴风雪恐怕会在这高高的巴尔干山区使雪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种不安也转换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转换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们几乎以步行的车速终于驶出了山口，缓缓地盘山而下。雪花也变得缓慢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像在原野上一样，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积雪——我们的向导随之指着那黑暗的山谷什么地方，激动地说出了久久以来的第一句话：“下面就是德里纳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了。”
我们终于到达南斯拉夫的偏远小城巴伊纳巴什塔。看样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之后，一所公寓的门旁响起奇怪的铃声。这座城市尽管素不相识，却让人感到有某些亲切感（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三十多年前，青年时期的我在克罗地亚腹地就这样来到一个女朋友门前敲门）。然后，我们分别住在三个灯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这在整个塞尔维亚都不多见。还有果子酱接风，装在玻璃杯里，里面还放着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贝尔格莱德念考古学，如今在离市区不远的德里纳河水电站当秘书。她女儿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青春长在的好莱坞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贴画。我们享用了白菜卷（一种卷心菜肉卷）、奶油（黄油软酪）、面包、斯梅德雷沃产的红葡萄酒（就是多瑙河无声无息流过的那个地方）。这期间，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可以看到这个巴尔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层楼房：雪花纷纷扬扬，一直下个不停。
奥尔加是一个巴伊纳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几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她告诉我们说，当地居民对一公里外发生的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传说在德里纳河河面上，总是有成堆的尸体顺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认识一个目睹过这种情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战争发生以前，每到夏天，这条河里满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尔维亚一边，还是在波斯尼亚一边，他们在河里来来往往穿梭。而现在，河里已经再也没有人游泳了，游船当然也停运了。她和女儿甚是怀念一起横穿波斯尼亚、去往斯普利特和亚得里亚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他们是来自她最喜欢的波斯尼亚小镇维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是来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了。不管这场波斯尼亚战争规模多小，它真的发生了：一夜之间，整个村庄的穆斯林被屠杀殆尽。下一夜，又是一个塞族村庄，如此等等。于是，在这座边境城市，塞尔维亚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谁也不和别的人说话。主干道两边那些崭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亚-塞族战争既得利益者开的。她绝不会迈进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来的德国马克勉强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谁呢？靠着同样艰难的邻居施舍——虽然物资很匮乏，但首先还是内心的贫困；他们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味生活在他们的天地里。他们还会有人恋爱吗，还会生儿育女吗？“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说到这儿，这个还年轻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虽然时不时会有记者从西边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亚——，可是已经预先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之相应；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边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兴趣和好奇。联合国观察员刚来不久就从酒店搬走了，因为他们反觉得自己成了被观察的对象。
晚上，我和兹拉特科（别名阿德里安）两人住在“德里纳”酒店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像样的窗帘。在第一个夜晚，当黄色刺眼的街灯照进屋里时，我不时地睁开眼，雪花连续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直到天亮还下个不停，在巴伊纳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兹拉特科听人这样说。早餐时，我们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民兵，个个都带着冲锋枪。脸和手已经冻得红肿的兹拉特科从他们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断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可是，这条路上有没有扫雪车扫雪呢？
于是，我们蛮有兴致地决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们买来雪地靴和保暖帽。当我们几个显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进商店，看到售货员警觉的神色时，我就想着，在战争期间，所谓“潜在的顾客”结果全都露出了外国记者的原形，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只是为了探听物价，搜集信息。
在条条边境大街上，在家家边境饭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半是像制服的防风雪衣男子，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理所当然（？）把他们看成是准军事化的杀手。你就看看他们那与之相应的眼神，分明“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扎克也这样看。他在临时家里过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们的怀抱里。后来，那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当地图书馆管理员，一个读者（读过娜塔莉·萨洛特、费尔南多·佩索阿等人的书）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业工人和护林员；这座山就像是国家公园，无论如何是一个疗养地，山上长着一种世界上仅有的云杉，它是从最后的间冰期存活下来的。然而，我们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团伙成员，不过是乔装成护林工人或猎场管理员而已。
我们出城走向德里纳河，走向界桥。也许边防哨兵会允许我们过桥到对岸的波斯尼亚。它依稀出现在那铺天盖地的积雪后方。积雪现在鲜明地勾画出山丘和草地的轮廓；积雪现在又将它们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进，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后者跨过那座桥以后去城里上学，头上戴着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间有一个老人，头上缠着编织的头巾。一小群孩子不停地冲着我们用英语说“你好！”，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几乎所有迎面走来的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连塞尔维亚这一侧的边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终还是让我们上桥了，当然后果自负。众所周知，河对岸的波斯尼亚-塞族人早就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了。
现在的德里纳河，宽阔的河面上呈现出一片冬日的深绿，从山里流出来的水湍急而富有节奏，在河岸两边朦朦胧胧的物体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昏暗，更加阴郁。我们慢慢走上桥，那位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当地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准备着掉头，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胆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惧。在这两个国家正中间，桥栏上安着一个灯箱，像是临时将就，也像安在一条佛教传说里的河上。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用来放蜡烛的，要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开灯箱一看，里面全是烟蒂和烟灰。
我们最终来到河对岸的边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亚纵深走了几步，值得纪念的几步。哨所的窗户玻璃是破的，后面有两条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个边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着你——或者说，难道这不更多像是一种无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忧伤？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帮他解脱这忧伤。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荡的德里纳河就像这样一个上帝一样流过，尽管只是个没有权力的上帝。不行，我们不被允许进入他的国家，但他允许我们在他的国门口站一会儿，观看，聆听——这时，我们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战战兢兢。在这片波斯尼亚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农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离，每个院子周围都是苹果园以及巴尔干地区特有的干草垛，像房子一样高的圆锥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烟囱在冒烟（我起初以为那是焚烧垃圾冒的烟，或许真的就是这样？）然而，绝大多数家里都没有冒烟，常常不光是不冒烟，甚至连屋顶都看不到，下面也没有门窗。然而奇怪的是，几乎就看不到有烧毁的痕迹。所以这些院落又像是整个南斯拉夫那些永远都不会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仅第二眼看去是这样，就是再看上去也没有两样。那么，它们到底是未完工还是已经被毁坏了？如果是被毁坏了，那么无论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着又被弄走了。
这时，这个边城的图书管理员突然说道：“在这片昔日鸟声不绝于耳的沼泽里，曾经活跃着欧洲的精灵。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变得越来越像南斯拉夫人。对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然后，我的朋友扎克，这个吃着德国面包的塞尔维亚人，忍不住唱起针锋相对的反调：“那么对我这个塞尔维亚人来说，现在生活在德国，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实是，德国已经努力变成了一个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国家。世界就是机器。房子也是机器。街上的狗叫声就像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在自选商店里也是这样，似乎你要买的是螺丝钉，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钉子，而不是火腿；在药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锤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说到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持之以恒地让自己融入到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让自己参与其中？——在巴伊纳巴什塔地区，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界河边上，在这些风雪肆虐、大雾弥漫和事件多发的日子里，结果让我感到自己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员。在这种的确窘迫的困境下，我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丝毫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们本来打算参观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个不停，没法去。于是我们开车一直沿着边界往德里纳河上游走。奥尔加的母亲住在那里。“二战”期间，她在铁托游击队当护士。她丈夫几年前用他的游击队步枪自杀了，与其说是因为重病缠身，倒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对南斯拉夫解体的忧伤。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房子里（就跟养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正好有一块可以用作花园的地方，还有一长条土豆地垄。虽然老妇人整个下午在屋子里都戴着头巾，但是她依然有一个女指挥员的架势，或者一个连队里独一无二的、与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气势，举止优雅自信，同时也随时准备出征。她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会是一个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塞尔维亚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在她看来，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来说，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国入侵之前，在这个王国里，几乎一切财产都属于少数几个人，而就在他们身旁，则是一贫如洗的民众。而现在，在这个塞尔维亚特别国家里——它的当权者像在其他新生国家一样都是“叛徒”———，历史还在重演，一边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一边是一无所有、挨饿受冻的人民。（至少这话没有说错，因为立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兹拉特科，这个从奥地利归来的、习惯了别的东西的外国继承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整个民族都在挨冻。”）
我们在这边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后来，德里纳河这边的村庄亮起了灯，对岸却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变得黑暗了？而在战前，对岸的窗户照射出那样的光亮，连河这边都成了对岸的镜子。老人说，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亚人，不管是塞族人还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他们就会跨过德里纳河来这边卖水果，因为那边的山坡不太陡，更适合种水果。（从河岸马路边上那个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车大灯照亮了从黑暗中闪现出成群的身影，他们都是在这儿宿营的逃亡者，已经等候了几个钟头，希望能搭便车进城去——可是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
或者我们也只是蹲在早就没有了灯光的“德里纳”酒店的大厅里，身上裹着大衣和夹克，两个人一起，大概也是仅有的真正的客人，听着一个独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声来休息。据说这种演唱继承了荷马的传统，歌颂的是塞尔维亚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个夜晚，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这种演唱，况且是在一个狭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声使那震耳的叫声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却编得十分精美——我们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讲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瞎聊，或者干脆就望着远处街道上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了，我们的车子还在那儿吗？）。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雪终于变小了，我们启程了。这时，我们也只好两个人成行，因为扎克（这个所谓的“热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还想再陪陪他女儿，继续在奥尔加女士温暖的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德国之声”给他还有一周假）。于是，我们沿河向下游驶去，一路向北，一会儿就暮色降临，而且很快就进入漆黑一片的塞尔维亚，穿过越来越泥泞的雪堆。在到达诺维萨德之前，我们横穿了绵延的弗鲁什卡格拉山（对伟大的塞尔维亚诗人米卢·科伦扬斯基来说，这座山在“一战”后更多时候变成了异国的山，而不再是故乡的山。），积雪最终变成了冰崖。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诺维萨德的市场上买了几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纳”牌香烟，还在诺城一家书店里买来了塞尔维亚-西里尔语蘑菇指南，二者都是为巴黎的近郊生活准备的。在那儿，在我的整个塞尔维亚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两个来自纽约的小伙子向我打听便宜旅馆，准备在诺维萨德拍一部电影，“只是一个短片”。后来，在前往匈牙利边境的途中，快到苏博蒂察时，又是寒冷刺骨，雪粒尽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这一马平川似的大草原。像从前一样，到处可以看到在这片大地上乱蹿或者已经死亡的僵硬地横在车道上的狗（兹拉特科说：“在罗马尼亚还有更多！”）；有一只麻雀砰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成群成群的乌鸦落在空旷的柏油马路上。兹拉特科嘴里念叨着：真是少见，乌鸦群里还会看到一只喜鹊——我也看见了，正想告诉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国纷纷独立的战争时期，我总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漫游，这个国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乡”。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意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哪怕一时一刻（它似乎是不会逝去的）。有可能，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许幼稚的失落息息相关，比如，面对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这座三头峰的轮廓同时也是斯洛文尼亚国家车牌和国旗上的图案；或许我走错路了。在我看来，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该一如既往地走同样的路。
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如此突然的转变、如此突然的封闭和难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象中而已。在我们来塞尔维亚旅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一如既往，独自漫步穿过波希涅谷地，并一直往南穿过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区。波希涅地区及其那样灵动而静谧的湖泊位于最后方，从那里只是还没有公路直接进山去。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也是如此：有许多塞尔维亚诗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或者见证，对一种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诗意的生存的呼吁），他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的兄弟”，对美丽的波希涅地区有感而发。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实更像是高山牧场小屋，在山谷尽头的后面，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讲德语的游客准备好的。入口处，当年铁托来访时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维利·勃兰特的照片。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马歇尔当年陪他来的呢。在国家电视台——平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频道——的节目上，来自国外的贸易或经济代表团一再受到纯正的民族音乐的颂扬，最后由斯洛文尼亚总统出面接见。一个当年能干自豪的官员？可现在却像个服务员，甚或走狗，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国家。看样子，仿佛他要一丝不苟地迎合德国企业家和委托人的说法，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别人所说的这样或那样，而是一个“勤劳肯干的阿尔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后面那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经准备好了德国的《图片》报，也许比当地的日报《劳动报》，即《卢布尔雅那日报》还要来得早。就在堆起来的管装和罐装的妮维雅护肤品旁边，要说有斯洛文尼亚的东西，也不过是产品包装醒目的德语说明上贴了一小条斯洛文尼亚标签（第一批顾客的话：“《图片报》到了吗？”）。后来，在依然保持着美丽的乡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车站里，为了顺应自然或历史，那些简直像真油画的照片都被替换掉了，其中有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尔海湾、奥赫里德的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湖——取而代之的绝对不是纯粹斯洛文尼亚的风景照片，而是儿童绘画的印刷品。
那么，这是一个处于童年的国家？我不会忘记，而且之前在这个新建的国家的一次次旅行时就目睹过，在一望无际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类似的、即使远在荒野的火车站的通道两旁，到处都挂满了广告牌，上面写着，国家一再要求保持（无愧于欧洲）的环境整洁和相互对此进行监督——与之相适应，你不得不听的、无法听而不闻的广播音乐回响在整个国家；如果不是这个小民族的传统音乐，那就毫无例外地是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顿最轻快的曲目，也会使游客的心情变得阴郁。
有一次，我去往一个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车站，它距离喀斯特村庄杜托弗列很远。从国道上拐弯下来的地方，我没有听到那家精神病院的声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没有任何建筑的拐角。当年一次次漫游时，我都听得到从窗户传来病人的尖叫声、哭号声和磨牙声：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不是这扇窗户后面是一片谨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后面的收音机里在轻轻地播放着钢琴音乐会。然后，我继续走到火车站里，在黑色古旧的候车大厅的墙上，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站入口贴了一个提醒保持公共环境整洁的标语。在这条路尽头，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树草原之前，我看见一辆大货车停在那里，挂着斯科普里/马其顿的牌照，这种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亚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现在却很罕见了。特别是正在休息的司机，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近就他一个人，就像是从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残留下来的。他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音很小，像是东方或阿拉伯音乐。这种音乐以前在这儿到处都能听到，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机和我面面相觑，一会儿，某种东西足以使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更胜于一种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共同的记忆；尽管周边地区好像要在这种音乐声中重新绽放和延伸，直到遥远的、快要接近希腊的南部，可是这样一种大陆情怀（与“海洋”情怀的热情不同）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空气中只是跳动着一阵十分强烈的幻肢痛，无疑也不只是个人的。
之后，在塞尔维亚的旅行中，我再没有了失去故乡的感觉。既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变陌生了，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前，巴斯克的毕尔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一次我进男厕所时心想着，连那儿的小便池恐怕也会呈现出闻所未闻的、从未见过的样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挂在墙上。不，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最近以来，旅游研究者或学者把这种新型的旅游推荐给“度假的人”，称之为“可持续观光”。因为旅行——参见《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愿“最终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依赖于附着其中的面子”，这又谈何容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者关心的不是“当地能看到什么，而是自己需要什么”——度假的人只有这样来感受“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简言之，“可持续观光”。
就塞尔维亚之旅来说，怎样可持续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相比强化了的、近乎结晶的日常现实的图像。是因为战争状态吗？不，更多是因为整个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显然明白自己在欧洲范围内遭到排斥，感受到这种境况是极为荒唐的不公正，并且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她是另类，不仅在大街上是这样，而且在一旁同样如此，即使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愿意对此有任何感知。
其实，恰好当你十分鲜明地感受到那里几乎人人都被解体时，首先留在记忆里的就像是这个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布死亡的“民族”：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么明显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个体（此外，返程时，在郊区火车站旁那棵鸟儿栖息的树上，我看到在上面过夜的鸟儿冻得竖起了羽毛，彼此之间却保持距离，身体之间也积满了雪）。简单地说，留在记忆里或者挥之不去的只是在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没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但是什么样的河流呢——谁有朝一日想象经历一个未来的、只有河流而且远近都没有海洋的内陆国家的话：那就随他一起去塞尔维亚吧。
最后，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首先是：没有人了解塞尔维亚——按照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鲁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续的独自旅途上常常想象或者希望有选择的结伴来重新体验的话，那么我这一次——之前几乎始终是这样的结伴之行——则希望能够独自在这个国家走走看看，不开车，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