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慧 译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一个独特而又符合规则的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可是，为了让这些理由站得住脚，为了一一弄明白这些理由，我似乎觉得首先得看到这些理由。起码对于我来说，“理由”这个词必须跟“看到”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才行。我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这个国家为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大塞尔维亚的坦克共产主义”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我所看到的只是业已形成的事实。同样，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一个国家为“克罗地亚”。这又是另一回事，跟我的关系不太大（我毕竟压根儿也没有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只有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以及200万斯洛文尼亚人民才与我紧密相连，是我一生的牵挂。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硬要自诩为斯洛文尼亚人。我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的一个村庄，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方言，能用对方的方言交流。我的母亲在少女时期受到了她哥哥的深刻影响，曾经认为自己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在“二战”之后，又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她的哥哥在边界的另一边，也就是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学习水果种植。不过，我的父亲是德国士兵，因此，我童年生活的最初时光是在东柏林度过的，德语也就成了我的语言。古老的斯洛文尼亚村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从记忆中淡去，最后也只有村里人自己笑称其为“老村”。对我这样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斯拉夫语的古老发音极其难听，即使我的母亲偶尔讲讲斯拉夫语，我也会粗暴地打断她。
多年来，我主要是从图片上了解斯洛文尼亚，或者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到有关斯洛文尼亚的事情，这些可能与它本来的样子不符（或者不是它该有的样子）。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尽管我现在差不多能够看懂斯洛文尼亚语，其实连半个斯洛文尼亚人也算不上。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属于哪一个民族，那我就属于一个没人的民族，这个民族一会儿有救，一会儿又无可救药（当我再也无法想象出那些到处流窜的人到底应该归属哪个民族时，我就觉得他们算彻底无可救药了）。
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能像斯洛文尼亚这样让我这个陌生人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童年时期那些让人充满幻想的传言原来都不是事实。
斯洛文尼亚是我的家吗？南斯拉夫是我的家吗？事实上，这无异于霍夫曼斯塔尔在他的作品《一个回乡者的信》中所描写的那种恐惧感：作品中的主人公离开德国多年，再回到德国之后，竟然体会不到任何物体最初的真实感。罐子不再是罐子，桌子不再是桌子，在这个回乡者的眼里，德国的一切物体都是“抽象空洞的”，让人找不到归属。这么多年来，每当我越过边境去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它们随处可见。如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那里的大部分物体都能在斯洛文尼亚看到。看见河流两岸架起的通途就觉得是桥梁；看到水域就觉得是湖面；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路两旁是连绵的山丘、成排的房屋或者果园。曾经中断了的想象又被眼前真实的事物所包围，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能给人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到家了，我终于到家了！”
除了这些细节情形之外，很长时间以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真实的国度。不然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看或不看，怎样会让人觉得与边境那边的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比起来更加真实呢？实际上，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身在这些斯洛文尼亚人中，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感受真实：在葡萄园里（喀斯特地貌的葡萄园或者山丘上的葡萄园里）；在教堂钟楼旁；在公共汽车上（从托尔敏到新戈里察，从卢布尔雅那到新梅斯托，从科佩尔到迪瓦查）；在极其简陋的客房中（莫斯特纳索契或者维帕瓦）；在侧耳倾听人们说斯洛文尼亚语时，感觉这种语言那么真实、柔和、自然、优雅。这个国家的每一块地方都让我感到真实。
这样的经历有可能是我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假象：1991年6、7月间发生的那些事件被斯洛文尼亚人不是悲伤就是自豪地称为“战争”。首先不是这些事件促使我深入思考。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篇书信体小说讲述的是不真实的事情，或者不存在的事情，或者无法描述的事情。它问世于“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语区。同样，一段时间以来，斯洛文尼亚的事物、风景以至于整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往事了。历史感遗失了，方才使纯粹的现实感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即使这种表象看起来很糟糕？），这也不过是历史（或者我们永久不幸的必然发展的）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停顿。自古以来，斯洛文尼亚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大南斯拉夫，南部从卡拉万克山脉开始，继续向下延伸，从奥赫里德湖畔的拜占庭式教堂和阿尔巴尼亚的清真寺，直到希腊的马其顿平原结束。在我看来，像其他南部斯拉夫语国家的独立性一样，恰恰这种明显的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看起来永远都不需要自治权——促成了这个自然而然的大统一。这一点不仅是地理上（比如，喀斯特地貌从的里雅斯特以北的策斯特里山脉一直往下延伸到整个第纳尔平原）的存在，而且尤其是历史的存在。我认为，本世纪有两件大事使南斯拉夫的众多民族实现了统一，并必然持续地保持统一：1918年，伴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末日的到来，这些民族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有些甚至满怀热情，聚集在一个自己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各个国家都不再是充满阴暗的殖民地了；各种语言也不用再是奴隶般的低声下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大德意志帝国，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党派和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几乎除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法西斯分子外。
（在斯洛文尼亚的村子里，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都是与我们的，也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迥然不同的见证人，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南斯拉夫历史的见证人。我在此只能说，我因此而羡慕她的历史。）
但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随着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次数增多，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新历史的说法。什么新历史呢？就是有关“中欧”的古老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这种不同于那些保持沉默的老兵的历史没有分散的叙述者，而只有成群结队的发言人，或多或少夸夸其谈的发言人。或者这么说吧：以前有叙述者讲述中欧的历史，而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发言人替代了；又或者：最初的讲述者本身，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占据了发言人的角色。首先，在我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客人看来，正是这种历史主义化的发言人角色在报纸上，在月刊上，在研讨会上众口齐鸣，从而一次又一次使这个国家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强烈地遁入我所说的不真实、不可触及和不现实的境地。
从政治方面来看，不是所谓的斯洛文尼亚对我来说似乎早就是“东部”。尽管它的方位在南边，但我从不认为它是像意大利一样的南方国家（而且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我从来都没觉得身在南方）。尽管我们奥地利的《边境巡逻报》同样持久地试图蒙骗读者，至少在过去几年的转折期如此，声称从耶塞尼采、德拉沃格勒或者在穆尔斯卡索博塔就已经开始是“巴尔干”。但是，哪个成年读者今天还会将“巴尔干”这个词与某些真实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呢？
无论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是在科索沃，无论是漫步，还是乘坐公交车或火车，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愚蠢而露骨的词，更不会说出口。要是有人说同样的口号，那必然就如同把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看作是巴黎或者纽约同行的孪生子。他们之间如同心电感应一般紧密相连，依赖于天天变换的理论，不管是“速度”理论还是“混沌研究”理论。当我给我尊敬的斯洛文尼亚同志、翻译家扎克·拉达科维奇——讲起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科隆、西雅图——顺便提到我沿着索查河（伊松佐河）的上游散步时，他马上就会把他那一套名为“河边漫游”的大小塞尔维亚新理论搬出来，并且为之准备出版一本国际性的论文集，其中包括格奥尔格·施泰纳、让·鲍德里亚、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的文章。令人可悲又可气的是，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人几个星期前在法国的《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拯救斯洛文尼亚”，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起与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割裂开来，并且不加思考地将它划归幽灵般的“中欧”。中欧的众多君主曾经也将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看作是野蛮的、杂交的晦涩语言。可是，来自捷克布尔诺的扬·斯卡采尔却用捷克语创作了20世纪最柔美的诗篇。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通过你迈出每一步——斯洛文尼亚，我的漫步之乡——都感同身受的独特存在，如此神奇的真实，如同我亲眼目睹的，正是在既围绕着你又渗透在你骨子里的——与你相应的——历史图像，即大南斯拉夫联盟中。
如今，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虽然这样的幽灵也出没于国境的那一边，它当然——根本就用不着提起古老的维也纳人、斯太尔人、克恩滕人那高贵的别有用心——似乎也维系在一条“转归家乡”的绳索上：如同奥地利谚语说起自杀者的一样，他们依靠绳索，旋转着“归乡”。这些和那些意大利的弗留利人或的里雅斯特人每年都庆祝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百年之后的生日，好像也要让他们真正的生存空间“旋转归乡”（或者这也许只是一种某些事实上早就放弃了的梦想的讽刺形式？）。但是，在斯洛文尼亚，幽灵却开始干预现实。那些与幽灵一起穿过这片土地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祖先，也不是以种植葡萄为生的人，而是通常被称为“精明的脑袋”、“善于思考者”、“沉思者”，科学家、诗人、画家。
比如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样的人每年都在斯洛文尼亚利皮察的喀斯特高原上聚会，首先主要是为了艺术以及美妙的高谈阔论（或者无所事事）。但是一年一年过去，最初大家相互阅读作品，后来却迅速变成了百人参加的短暂集会。再也不可能听到哪怕一首诗歌，每次聚会的核心就是一个相应的幽灵，在其魔力下，在镁光灯下，在麦克风前，同声传译给匈牙利的、波兰的、索布的（即塞尔维亚的，越来越少提及）参会者，也翻译给立陶宛的、下萨克森的、法兰克福的、巴黎的、米兰的参会者。在这里，去年我的斯洛文尼亚朋友操着广播员响亮的声音，扬起电视评论员的眉毛，扮演着政治家们做出重大决定后的诡谲表情（只有在晚上一起喝酒时，我才会重新一一认出他们——越来越经常，不光在那里）。
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现在我觉得，南斯拉夫北部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起码是多数人，都是被外界说服而接受了国家解体这个事实。
就在事后，还有无稽之谈四处流传。那个四处散布消息、同时又大言不惭无知无畏的《明镜周刊》在封面故事中把南斯拉夫称作“民族监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男人窝里派出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大嘴英雄，从克恩滕边境地区发回报道：那里的德意志奥地利人向来和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七十多年来，在德拉瓦地区，以大德意志为首的强盗行径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延续至今。他们对当地斯洛文尼亚居民进行语言上和身份上的掠夺。一种更加绝妙的戏讽，恐怕只有火星上的世界报才会虚构得出。
显然，对任何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所谓的“铁托帝国”的解体并非是一种个人的经历——也正如我所调查的，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凡是我听到的，无非都会感受为鹦鹉学舌。共产主义几乎早就成为传说。斯洛文尼亚的实践在文化，首先在经济方面是自由的。最近有人在卢布尔雅那静坐示威，手里的牌子上写着“我宁可不要生命，但要自由”。西方媒体竟然把他称为英雄之类，实在让人感到愤怒和厌恶。斯洛文尼亚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和你我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国家的法律已经好久不再被解释了（也有例外，正如我们这里一样）；商业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写作自由。这时，塞尔维亚政府的不公，取消阿尔巴尼亚族在科索沃地区的自治，这样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呢。
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就此告诉我说，一年半之前，塞尔维亚议会在普里什蒂纳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开始”，因此，为了抢在局势进一步发展之前，要建立斯洛文尼亚国家。这里已经足以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这只是开始”，不就是自己在破坏条约吗？——我就是这样看待擅自公投和决定退出一个毕竟是由南斯拉夫各民族共同决定建立的国家联盟的行为的。从人口总数来看，在南斯拉夫国家机器中，塞尔维亚的人口数远远超过了小小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虽然难免在很多地方欺负斯洛文尼亚，或占优势，或颐指气使，然而，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上绝对没有出现过对斯洛文尼亚采取这样一种触犯国际法的行动，从而会允许斯洛文尼亚自行——正如所发生的——宣布历史上签订的国家条约无效。还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甚至就此声称，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南斯拉夫的军队中，“发号施令的语言”，只能用塞尔维亚语，而不能用斯洛文尼亚语。
不，越来越多的斯洛文尼亚人选择离开大南斯拉夫，去往“中欧”或“欧洲”或“西方”，我一直以为他们纯粹是心血来潮。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有人这样说，每一次都越发奇怪地受到触动，有熟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卢布尔雅那或马里博尔的街道和桥梁上，那里有一些河流自古以来就流入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要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南部边境上建一道比柏林墙还要高的“城墙”（柏林墙那时候还没拆除），“两层楼高”，用来阻挡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当我问及原因时，他们心照不宣地告诉我：“那边的人不好好工作——南边的人很懒惰——，在北方夺取我们的住房——我们在辛勤工作，他们就知道吃喝！”其中有一些说法还可以理解，或许吧，但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因为没有一句理智的话考虑到南部便利的交通运输和贸易条件，也没有考虑到南部肥沃的土地。当然，毫无疑问，南北之间对于国家财政的分担越来越不平衡，其他地区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这些怎能成为他们变化无常、迫不及待和毫不犹豫地选择脱离南斯拉夫的理由呢？南斯拉夫的天空依然广阔，无论如何，她有存在的理由。这是理由，还是纯粹只是借口呢？
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东西迫使它成为一个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斯洛文尼亚人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梦想。斯洛文尼亚国家从自身没有闪现过一种思想的光芒（南斯拉夫有过），无论如何直到出现坦克和炸弹武力之前没有过。那么，现在从武力和反抗中就能够滋生出这样一种思想，会持续地充满生命力吗？我不禁要问：这有可能吗？没有。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今天突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国家机器的象征：国徽、国旗、国家法定假日、边境防卫等），这有必要吗？况且这不是自觉自愿实现的，而仅仅是针对某些东西的反应，再说是某种来自外部的东西，更何况有时是些令人气愤和厌烦的东西，但不是真的什么迫不得已的东西，甚至令人发指的东西。（正是这后一种情况，不管先是经历或遭受奥地利人，还是后来德意志人统治，赋予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庄严与合法性，并且现在也会继续赋予。）
Slovenski narod, narod trplenja——“斯洛文尼亚民族，忍辱负重的民族”——这是对斯洛文尼亚在“二战”结束之前的状况非常贴切的写照。然而，“二战”之后，在南斯拉夫联盟中，没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会再这样思考它的民族。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或者相比那个兄弟国家，出于赤裸裸的、即便还如此可以理解的恶劣情绪而建立国家，难道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吗？（不，不是人们所说的“表兄弟”，实际上是些“亲兄弟”。）难道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被人家说服的吗？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国家！她也不可能给出什么理由，而只有借口，甚至连那个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愚蠢可笑的口号“小而美”也不例外。难道这不也表明，对游戏当真玩，也就是建立国家，人民的反应更多是厌烦，而不是激动？
然而，我在旅途中一再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掌握着政权，并且在延续，至少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里，为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存在。但这种情形不再是意识形态导致的，也不再是铁托主义，不再是游击队或退伍军人。这里特别提及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聚集，都能让人最强烈地感受到。对这个节日的客人来说，那样的共同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阴谋策划者强制性的集结、靠拢，或者孤儿院里举办的晚会：它显得自然，“理所当然”，开诚布公。如果那样的聚会蒙上了闭幕庆典的色彩，那么，唯愿如此，因为它们标志着一个随之而来的觉醒，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在这轮舞中表演的觉醒。当时，我看到那些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塞哥维那的大学生、工人、运动员、舞者、歌手、恋人聚集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青春热情，从内心里对他们羡慕不已。当时，我也觉得南斯拉夫是欧洲最真实的国家。一个小插曲。可是，我现在无法想象，这些当时在共同目标中觉醒的人如今却一个个被分隔在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后面，此间居然变得不真实、无效、无用。
是的，南斯拉夫有了新的边界。我看到它们不是向外，而更多是向内在延伸，当今每个独立的国家莫不如此；延伸成不真实的界限或者条带；直延伸到中心，最终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既没有斯洛文尼亚也没有克罗地亚，就如同蒙特卡洛或安道尔。是的，我担心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里总会有一天，就再也不可能闻到国家的味道，就像在安道尔，那里纵横交错地开掘在比利牛斯山脉岩石里的购物街依然是最后的开阔地带——密密麻麻，鳞次栉比，像曼哈顿一样，是城市公园或者第五大道延伸到山区里的水泥浇筑的购物商店和银行大厦——，早就使国家、地区、空间、地点和真实的味道湮没；这里没有一丝文化气息，只有一个早就被掏空了灵魂的民俗传说的硫磺味和一派胡言乱语。
当然，到处都会听到有人说，在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南斯拉夫的发展道路上，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是，在这个国家里，谁是重新改变这样一个在“独立”和“自由”的幌子下而四处流传的事实的人呢？一个事实，看上去不可动摇，因为它又背负起两个沉重的铅块，一是坦克和炸弹——它们永远都不会从斯洛文尼亚人，首先是经历过1991年的孩子们的记忆中消去。再就是那些斯洛文尼亚边境守卫者的行为，其中不幸的是，有很多人随时准备着杀戮，他们完全变样了。是的，与那些突然不得不针对他们玩起战争把戏的同龄人（或者他们不是更多还年轻一些吗？）截然不同，我就是这样看的。不仅冲突双方伤亡人数如此不同说明这一点，而且还有那一个个图像，比如那些手里挥着白旗，从一个被包围的边境民居里走出来的士兵，却被藏在暗处的人当场射杀。或者一个守卫家乡的士兵神采奕奕的样子，根据与他一起大肆渲染的奥地利日报的报道，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他“杀死的第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马其顿人”。这种情形，这种疯狂的滥杀行径，连同那狰狞的面目，怎么会从这个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人的心头上抹去呢？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
一线希望，同时令人发笑——仿佛希望和发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分割。前不久，我和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伙伴走在巴黎街头时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尽管他伤心地认同于他的国家所发生的剧变，却竭力把他服兵役时期就耳熟能详的塞尔维亚命令语言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可是，他没能如愿以偿。凡是昔日他立刻就能熟练和自然而然说出口的惯用语，如今却变成了吼叫声、嘎嘎响、呼啸声、鞭打声、嗖嗖声，迷失在那天生的节奏中，拒绝变成声音，仿佛本能地弯曲了，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些尽量缩着脖子、“在风里”奔跑的孩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从行军步伐中发出的音节，躲避开进军的号角，凸显和弯曲成旋律，直到这个说话人最终可笑而认命地中断他的斯洛文尼亚语命令的尝试。
又是这个灰头发的斯洛文尼亚孩子，就在两周前，在他的家乡维帕瓦山谷，他手里牵着十岁的侄女，在纳诺圣山上亲耳听到了炸弹落地爆炸的声音。他后来告诉我说：“迄今为止在整个的斯洛文尼亚历史中，始终只有母亲存在。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在深山里，你知道的。他最多短暂地冒出来，跟梦游者一样，昨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儿，你知道的，第九王国的国王，立刻又消失了。现在，父亲醒过来了。”这位讲述者开始傻笑，笑个不停，而在他返回家园的整个路上，在巴黎勒克莱尔将军大道上，斯洛文尼亚的孩子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是尽人皆知的小精灵：“这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的愿望吗？”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