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是我的同行，都是做近现代史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可我们不是，而且交情匪浅，不止他本人，连他夫人和儿子，都跟我混得倍儿熟，据高华讲，两个都是我博客的忠实读者。就此一斑，可见不务正业的人永远比埋头做学问者有市场。
高华是个温文尔雅的学者，说话，讲课，都温和，声音很有磁性，稍带点南京口音，怎么形容来着——醉里吴音相媚好——听他讲话，就这个感觉。不过还不够，其实是柔中带刚，掷地有声。因此，在南京大学，只要高华教授开课，课堂永远是满满的。课讲的好，根底来自学问好，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溥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不过，高华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学问，不是他温和的脾气，也不是他的演讲或者谈天，而是他的烟瘾。
在印象中，好像无论什么时候，高华的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连上课也不例外。我请他到我们学校演讲，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允许他在讲的时候抽烟。没办法，还只好答应，一任他在喷云吐雾中高谈阔论，活活把我们学校的校规给公然糟蹋了。跟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一起混的时候，他没好意思在人家那里造反，隔三岔五，就得下到楼下抽烟，每次还强拉我陪着他，美其名曰下去说两句私房话。后来香港特首学林则徐，全城公共场所禁烟，位于荒郊野外的中文大学校区居然也属于禁区，可怜的高华，每次抽烟过瘾，都得快步溜达到校门之外。
朋友们同情他，一起劝他戒烟，我也跟着起哄。但是我起哄的原因，不止是因为同情心，主要是因为中国服务中心的两员女将曾经逼我减肥，害的我苦不堪言，到处诉苦说中文大学成立了大陆知识分子迫害中心，当然也可以说是健康减肥中心。我想，既然这两位女将如此富有爱心和爱操心，那么对待高华也得一视同仁才是，因此，就卖力撺掇她们在我走了之后，将减肥中心顺势改成烟控中心，将彼时施之于我者，悉数施之于高华。两位女将果然中招，欣然答应了。
为了增强效果，我在走之前，特意找高华谈了一次，将我当年做兽医那点看家的医学知识，倾囊倒出，连唬带蒙，耸人听闻地告诉他烟不戒有十大祸患云云（哪十大，我现在都忘记了）。接下来两位女将给他上手段，一招接一招施展开来，软的硬的，全来。原以为高华肯定会被拿下，烟控中心高奏凯歌。谁知半个月后，主将熊景明沮丧地打电话告诉我，强制戒烟行动失败，高华一杆老烟枪，抵抗到底，誓死不投降。其实整个过程高华的态度很好，不论是来劝的，还是来抢的，人家一律接受，表示要戒要戒，只是过后照抽不误。
高华的烟瘾，原来没这么吓人，只因学问做的太苦，家里条件又差（我去过他家，房子很小，很多书都得捆上摞起来）。写那本著名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时候，跟朋友借了一个四面透风的房间，在那里苦干。我们知道，南京的冬天也相当冷，为了能熬下去，高华只能一根烟一根烟地抽，一方面思考，一方面心理上感觉有点暖意。书写成了，烟瘾也大成这样了。
当然，烟瘾大的高华，也有优点。有一年几个朋友在云南聚会，开party，高华建议我和他一起出个节目，唱支歌，唱什么呢？想来想去想不出，高华说，咱们唱80年代的一个广告歌，《我们是害虫》，想不出更好的，我只好答应了。到了会上，我和高华，再加上高华的儿子，三人一起唱我们是害虫，举座皆欢。可是，在把我成功地打成害虫之后，他自己又出来唱了一首苏联歌曲：《有个老奶奶瓦里瓦拉》。歌唱的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自他唱了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瓦里瓦拉，没完没了。
去年，再见到高华的时候，居然发现老先生居然把烟给戒了，没吃戒烟糖，没买如烟，更没用强制。当奇迹出现的时候，天没塌，地没陷，高华平静得跟平常一样，说话的声音依旧那样醉人，只是手指缝里再也没了那熟悉的纸烟。